幻影书

                
                
“在两分钟电影和一声短笑的刺激下，我决定浪迹天涯去看那些默片。”
我从没有想到我会被这样一句浪漫主义的宣言所打动。不知道我会不会也花上一辈子去追逐这些幻影。奥斯特的这本小说对我来说，就是关于那些消失了的影像的一则寓言。
“这是海克特的世纪”，这也是电影的世纪。1900年出生的海克特在1929年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这让人想起了Louis Le Prince，电影史的那个神秘的开端。1890年，杰出的电影术先驱——乐王子在一列开往巴黎的火车上消失了。或许原本乐王子将成为电影史的揭幕者，但是他的离奇失踪却暗示着我们，电影史其实就是一部关于失去的历史。
海克特是在1929年消失的，正是在那一年欧洲大陆也在“有声片”中沦陷了。华尔街和大型企业打着“声音”的旗号发起了这场电影技术的圣战。1927年《爵士歌手》的上映是电影史上的“水晶之夜”，接着而来的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屠杀，影像和技艺的种族清洗，焚烧炉的按钮被钦下，默片被无情的驱逐。从1927到1929所发生的并不是所谓的技术的伟大进步，默片的电影院里从来不缺乏声音，哑剧者并非哑巴，五花八门的发声方式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就一直在电影院里怂恿着观众。而维太风的横行只是因为它是所谓市场的爪牙。
“到了1932或1933年，海克特基本上已经属于一个被抛弃的世界了”。相似的叙述，我们可以在朗格卢瓦的一本小册子里读到。从1929年到1934年的秋天，默片支持者最多的巴黎也已经找不到一家还放映默片的戏院了。La Salle des Agriculteurs或许是最后还在坚持放映默片的电影院，但是当他们在第一次放映有声片《Scarface》（1932）票房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坚持了。朗格卢瓦悲伤的写道，德吕克的时代结束了，巴黎唯有剩下能看卓别林和基顿的地方，就是在Grands Boulevards上的两家被人遗忘的剧院，那里票价低廉，主要是给妓女们提供休息拉客两不误的场所。甚至到后来，这些电影院也装上了有声系统。而除此之外，唯一能为莉莲•吉许流泪的人或许只有那些在流动剧院里看电影的女佣们了。
                
                
从那之后，故事就成为了记忆、遗忘、寻找和奇遇。人们永远不可能确认真正的遗忘，就像一部电影永远不会被宣判死亡，“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没有一件会真正的遗失”。全球化的市场和技术复制性，让它们仅仅只是消失了，默默无闻的散落在天涯海角。之后，每一次发现都是一次显灵。
好莱坞的海克特失踪了近60年后，出现在了蓝石农场，已经没有人期待他能重返人间，但是他却做到了。就像德莱叶的贞德，1928年的一场大火，使人们——包括德莱叶本人——都认定这部影片已经和它的主角一样宿命般地化为了灰烬，所以德莱叶利用剩余的素材重新剪辑了一个版本。但是在1981年，整整50多年后，一份1928年原版的《圣女贞德蒙难记》拷贝在奥斯陆附近的一座精神病院里被发现。从谋杀现场到蓝石农场，从火灾余烬到精神病院，他们只是一直隐名埋姓偏安于世，等待着一次宿命般的相遇。
这样的相遇不停的刺激着电影史，《大都会》的那些消失的场景、黑尔和瘦子的形象时隔80年，在如此远离欧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重见了天日。海克特•曼在一个火车站里变成了赫尔曼•莱斯，而布列松1934年的第一部短片《公共事务》（Les affaires publiques）则被贴错了标签，直到1987年，铁盒才被偶然的打开。
虽然，我们总是被这些奇迹所激励，但是影像在本质上是和死亡密不可分的，它那不可停驻的转瞬即逝，那脆弱而易变的天性，使得每一秒的观看都是那“擦身而过”的“最后一瞥之恋”。奥斯特的这本小说也一直笼罩在死亡当中，除了作为观众的齐默教授，所有的人和物都辗转易碎。
“我认识阿尔玛才不过八天时间。其中有五天我们是分开的，我计算过我们在另外三天里一起度过的时间，结果总共只有五十四个小时。其中十八个小时睡觉睡掉了，还有七个小时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们被隔开了：……。那样剩下只有二十九个小时我能真正看到她，摸到她，能把自己封闭在只有她的世界里。……”
相似的是1897年《自然》上这么一段关于电影的描述，“在西洋镜摄影机里，每个单一图片快速通过观者的眼睛面前，只停留七千分之一秒。这套图片在报废之前，大概可以放个四千或五千遍。结果是，每个真实的活动图片只存活不到一秒钟。就电影摄影机而言，每格画面的曝光时间较长，大约是四十五分之二秒，每秒钟曝光十五张画面，每张图片大约出现的长度是十五分之一秒的三分之二。相对地，由于电影底片通过快门时会产生的齿孔扣合动作，使得每部影片大约放映三百遍就要报废。因此，每格影像的生命大约是一又三分之一秒。”
数字的计算只是智力上的偏执，但是转瞬即逝的现实却是触目惊心的。而这也是我们在葬礼上出于绝望而落泪的唯一缘由。而葬礼同时也宣判了很多东西一下子变成了历史。
                
                
“一本小小的绿色笔记本躺在桌子上，在那堆手稿跟墙壁中间。它的大小就像学校的作文本，从封面的磨损情况和书脊布边的缺口、裂缝来看，我推断它已经相当古老了。古老得足以是海克特日记的其中一本……”
那时，在谢晋的守灵之夜，也是一本绿色的笔记本，躺在书橱的最下层。在那旁边是一整摞的笔记本。谢晋的灵堂设在他的书房里，我想不出有什么地方比书房更适合做灵堂的了。书本身就带着强烈的私人性，撇开那些成套的精装书，每一本书都是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是“命运的场景和舞台”，陈列的书橱比遗体本身要更接近于一个人的形象。
在打开这些笔记之前，多少伴着些犹疑，但是无论打开与否，这份纠结都是不可撤消的，借换香的当口，告知一下老爷子多少有点自我安慰，所幸这些记录没有什么私密的东西，都是当年的拍摄笔记和在政大的学习笔记。那一次次的会议和讨论的记录，展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说的导演笔记的东西，这里打满了共和国历史的烙印。所幸徐大雯不是芙芮达，这批笔记如今已经移交给了谢晋电影博物馆。但是如果它们在那晚之后的混乱中消失了，而我这唯一的见证和零星的阅读又能意味着什么？
小说的结尾是一系列的可能，而电影史也在这无边无际的失踪者名单上蹒跚而行，“或许”，有一天海克特的电影会再一次出现，但是阿尔玛定然是已经死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