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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手记 PART1：中国馆的故事

弓丘山长 2018-06-07 16:48:35

个人观点，不代表策展团队意见

五月对于我过得漫长而炎热，我仿佛一时难以接受这个时节便热的浑身是汗，但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任务，又是在意大利——一个我还未曾去过的国家，总体来讲，我是十分开心的。又好在威尼斯的晚风吹起来让人除了舒服什么感觉都没有，这样一个月，就在一座座桥上的一个个夜晚中安全地度过了。

我的任务很简单，作为策展人的助理和国家馆的展示设计者（这两个角色都不止我一人），指导并协助施工方与部分参展人完成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布展工作。这第一份手记，就是关于中国馆的一些故事。可以明确的是，有些故事，你无法在本文读到。

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馆主题发布的非常晚，比如德国、美国都在去年就发布了主题与策展人的信息（印象中是的），有方案做的快的国家，连展陈模型或效果图都放到网上了。而随着双年展开幕的日子越来越近，你就是等不到一个来自官方的确认消息。终于在4月27日，也就是还有不到一个月双年展就开幕的时候，主题“我们的乡村”及策展人团队的信息才正式公布。如果你对展览流程不是那么熟悉的话，这么说吧，如果当真公布后再去准备展览，一个月的时间，恐怕只够你办好签证飞到威尼斯，顺便带几本小册子了（当真如此，你也许会因为展馆内空无一物而获得银狮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一切都要提前计划，为漫长的修改和各种难以预料的事情做准备。大到展览的方向和框架，小到一字一句，都会收到各方面的意见。说实话，做策展人真的是不容易，每到一个需要下判断的节点，众人的目光就会齐刷刷地看向你。你的概念抛出后，又有有关部门来评你的图，所以中国馆的策展人也许是最像建筑师的策展人，要应对的人物角色比其他国家多，再加上自筹经费，难度之大可想而知。L教授是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还记得初到师门时，L老师叫我去帮忙一个小丢丢的展览，就在建筑学院C楼地下一层，建筑展，只有图片和一组影像。当时看到老外带着武装到牙齿的影像设备来布展时，心里小有触动。之后这些年，大大小小经历了很多建筑、城市方面的展览。13年对导师来说仿佛是个不小的节点，也是我刚刚开始读硕士的时候，私下开玩笑时，我还和哥们儿说过，估计有一天L老师会做到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中国馆，没想到五年后我们就撸起袖子干完了。开幕后的一次饭局，Y教授半开玩笑地对L老师说，你是不是要做威双的主策展人了。我当时一边听一边拆盘里的鲷鱼，一点都没把它当玩笑。

好像说到这，没办法回避主题了。“自由空间”无疑是所有参展人和参展国家需要回应的主题，在策展筹备初期，每次开会时，我都把它当成不可回避的金科玉律。而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年轻，在此不开玩笑地给出建议，双年展的主题如果对你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便足够了，大部分时候，你可以忘记这个主题，它并不严格，并不是我们的高考作文一旦偏题就会被打一个极低的分数。“我们的乡村”作为中国馆的主题，是能够从很多的角度进行褒奖和批评的。而如今开展，这些褒奖和批评的声音通过各种渠道被传播开来，我倾向于相信L老师比较难听到批评的声音。一是来自欧洲的批评最起码目前为止，好像确实没有。这一点的原因，我想主要是陌生，欧洲人难以像我们一样迅速建立起一个面对“乡建”的批评机制。预展的几天，媒体和建筑师们一路走过双年展花园和军械库，当到达中国馆时，给出的评价都远高于我的期待。有些肯定是场面话（比如Bjarke Ingels说中国馆是Best Pavilion，他很可能对每个馆的策展人都是这么说的），有些能看出是真的喜欢中国馆（被N个老外称赞展览的效果很好，不枉我改了7、8稿方案），我归功于，对于欧洲人（或是对中国不那么了解的人）而言，今年的中国馆在信息量上是很大的。这倒不是有意为之，我们确实项目比欧洲多啊。隔壁意大利馆做的蛮不错，但也能看出，在选择项目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还有一个小原因，就是以往参加过双年展的建筑师，这次基本需要被新的建筑师替代（可能是主管单位的不成文规定），所以当只认识王澍的欧洲人看到我们耳熟能详的建筑师时也是不认识的。而又有一个乡村与自由空间的概念，这些项目获得了一定的关注，例如张利教授的嘉那嘛呢到访中心、袁烽教授的竹里、王方戟教授的七园居等。虽说有新有旧，在欧洲人眼里，都是新鲜的，而且他们看的很认真（也有可能是媒体人的缘故吧，谁叫是预展呢）。我在现场客串了几次接待人员，他们向我仔细询问建筑师的信息，要知道媒体之间是存在很大的竞争的，中国的一些建筑师和建筑项目，就是他们生存资源的一部分。在这里小小批评一下一些不喜欢放展签的建筑师的洁癖，辛辛苦苦拿到欧洲去的项目，害怕统一制作的展签破坏他作品的纯洁性，他怎么不害怕人们看完之后不知道是他做的呢，气得我下次要把展签设计成一米高。信息量大的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下一届中国馆能选择的建筑师是不是就少很多了。我觉得这反倒是一个机会，国家馆的展览不等于只可以选择本国的人参展，也不等于只能选择本国的项目。绘造社今年不仅参加了中国馆，他们的知名作品《一点儿北京》还参加了日本馆，放开一些，思路也许就不一样了吧。

二是国内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但是恐怕没人当着策展人的面讲，这和在国内做建筑批评的遭遇很相似，原因大家都懂。不必做整理，大概能猜到批评的几个中心。其中肯定有“精英、精致”、“中产阶级趣味”、“臆想”、“消费”等关键词出现，我想说，如果不仔细看，你们说的好像都挺有道理。可但凡在语境中保留了二元对立的评价，就说明你很可能没去过乡村，没参加过乡村的实践，或者做的太多了，拔不出来了。当然我不是在说“你行你上”，我是在说，当你批评乡村世界里城市中产的趣味时，你可能还停留在一个表层的判断中，类似于，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建筑师带去乡村的，不管这件事是好是坏。而实际情况是，工业化和现代化不仅不是建筑师带去的，还是建筑师无法抵抗的。所以，建筑师也不好当了，你房子造的太田园牧歌会被说，造的太现代科技也会被说，根源在于，批评仍然建立在城乡分化的基础上。你不把村儿当成村儿，这些就都不是问题了。至于为什么最终中国馆展示的项目这么建筑师兮兮，哈哈，原本我们几个小伙伴自己也是很怀疑这件事，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乡建类型和作品被展出。可到了威尼斯就会明白，双年展不是一个公平竞赛，就像建筑媒体没人愿意去报道一个楼盘的设计一样。我们也许把双年展看的太宏大了，它的规格的确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宏大和公平。尽管和自由空间的关系很尬，可卒姆托的模型展厅里仍然人头攒动，小国的展览精致扎实却门可罗雀，双年展不是一个闷声发大财的平台，它也许本质上就是一件快消品（此处估计会有人强烈反对）。读到这里，你们也许会说，哇大岳原来是这么功利的人，难道展览本身精彩有深度不就是一件好事了吗？我自始至终都认为展览需要精彩有深度，如果可能我十分愿意展示最初的方案。简单化和均质化的结果，比如过程方案中一个关于乡建历史回顾的部分就被完全砍掉了，这是双年展与有关部门双向挤压的结果。也许文献展会有所改观，但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我仍然认同并支持大家批评的声音，此段想向你们解释的，是为何容易产生类似的批评。再以此回看往届的中国馆，就会发现，批评往往都被逼到一个角落里去了。这里非常希望大家打开思路，再重新看一次中国馆，也许会有些新的角度，给批评本身也注入一些活力。

主题这块我算是交待完了，因为我主要负责的也不是这块，只是谈了自己的一些观察，中国馆的故事还得继续。双年展在我看来，是一个相互摸（看）索（不）确（懂）定的过程，作为策展人，的的确确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个展是为谁呈现的。展览都是特殊的，我经常拿“山外山”作例子，概念真的很不错，可翻成英文谁看的懂呢？

中国加入双年展的游戏比较晚，从场馆选址就能看的出。我们没有双年展花园中那种独栋的国家馆，那些国家馆有新有旧，旧的馆可以用古老来形容，花钱弄一个独立的馆不是坏事，艺术建筑一年一届，根本不会空着。据说曾经领导上和双年展组委会的大佬们走遍双年展花园以寻求一块可以修建中国馆的地方都找不到，人家也愿意给我们建，可没办法，太满了，能够拿下军械库意大利馆的隔壁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与双年展花园众国家馆的小而美不同，军械库是兵工厂，大跨、机械是它的主题。因此还闹过这样的笑话，中国馆第一次使用这块室内时，是FZN老师做的策展人。彼时中国馆内有组巨大的油管设备还没有拆除，只有周边一圈的空间可以使用，几个建筑师的作品和装置就围着这个铁疙瘩布置开来。开展后，很多人进来看了一圈就去问运营人员，这中间的铁疙瘩是哪位建筑师的作品，害的运营人员没少向观展群众解释。这不是个案，其实我自己也是去年仔细读了往届的策展方案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东西是本来就有的啊！几经协商，终于拆除了大部分的设备，只保留了出口处一个油罐，这就是中国馆了，在军械库的最尽头，一个长方形+油罐的大厂房，面积真的很大了，不知道租金贵不贵。由于是使用意大利既有的保护建筑做展馆，限制就变得非常大，这不能碰那不能改，空间虽然大了，可是借不上什么光。

策展人在一开始定下了这样一个基调，建筑双年展就是以建筑和建筑师为主的展览，不希望出现艺术装置气息浓厚的状况。展陈方式出于循环利用的考虑，使用了之前在2017城市空间艺术季中撤下来的金属展架，参展的大量项目，是通过这些展架呈现的。这个决定差不多是今年年初才做的，最早的方案包括夯土、3D打印，金属框架等一系列尝试，都由于各种原因被更改，伴随而来的，就是无休止的修改平面与模型，并在大脑中努力想象实际的效果。自己是做设计的，知道效果图这玩意信不过，于是压根儿也没做效果图。几次参与展览告诉我，实际的空间尺度会比模型中看起来大很多。17年末的深圳双年展，我参与设计的“南方南方”就被我设计的太空了。但中国馆的设计，还要稍微考虑一下，如果下大雨，室内可否进行开幕活动。最终出口处，我预留了很大的空间，开幕前，小伙伴们用不锈钢台子填补了一下，效果很好。

在设计过程中，会一直疑惑物件的重要程度是由什么决定的。比如我一直认为中国馆内六个主题装置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参展的项目，最后是一些影像和交互。实际看下来，就信息传递来看，影像毫无疑问是最有效的。当下的人就是这样，一段文字和一段视频，肯定更愿意看视频，上大J老师的影像作品虽说看起来很像旅游宣传片，但是看的人很多。其次是作为展览主体的项目，有的人拍照记录，有的人则手写笔记，写下建筑师的姓名或一些小的速写。那些主体装置反而成了最让人走马观花的存在，相比于影像和扎实的项目，装置仍旧是晦涩的。原本我们会希望以尺度取胜，做个大的，让人印象深刻。可是瞧瞧今年的双年展，基本上一家比一家大，手冢贵晴的大模型，Olgiati的大柱子，瑞士馆的大橱柜、大门把手，德莫拉的大航拍（两张照片拿金狮，可以称为航拍界的院士）。难道说，小的东西不够自由空间？反正像华容道一般，最终所有的项目都被安排了进来。

异国办展，花费不菲。工人的效率和施工质量都是未知数，我们开始听到各种声音，宣称意大利的工人懒惰、效率低下、费用高昂。不过这些对于意大利工人的说法，部分经过验证是子虚乌有，编造这些说法的人因此会获得一些利益，这是后话，在此不提。如此未知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尽量能够在国内完成的就在国内完成，再通过海运、空运等形式寄出，并在现场简单安装的策略。只留给现场施做很少一部分工作，比如搭建展墙、灯光布线等，也得让人赚点钱呗。温州的几位师傅干活还不错，有两位师傅给我很深的印象，聪明，不偷懒，剩下的一些就不是特别给力了。施工过程中出现了几次停顿和返工，这里面的林林总总就不细说了，估计也不允许我说。最后基本上是掐着时间，把展馆布置完了。临近开幕前，我自己对自己说，这样的展览，这样的条件，能顺利开幕就是成功的了。

写着写着，猛然发现，好像没怎么讲中国馆的故事，算逑，我继续。开幕晚宴上，L建筑师指着我们这桌小助理说了一句话，他们没听到，我听到了。大意就是，我如果办这样一个展览，半年下来，助理的工资就要一百多万了。其实他说的不对，通过社会招聘的他即便花一百万也根本没法同时请到我们几个如此优秀而有经验的助理。一般的句式是，中国馆获得好评，你得先感谢一圈领导。我们这里很简单，感谢L老师的资源和付出，感谢身边一票师门的小伙伴们。记得有一次我和T老师吐槽某展览组织不力，T老师风轻云淡地和我说：

“那是因为你们已经是最好的团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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