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论贵妇人之爱

齐泽克《快感大转移》里论述“典雅爱情”这段会让我想起《母仪天下》里面拍的一个野史桥段，皇宫侍卫燕赤凤奋不顾身地去追求被冷落的皇后赵飞燕，后来他招蜂引蝶的个性被赵飞燕给发现，赵把他诱入浴池，挑唆汉成帝刘骜刺死了燕赤凤。

齐泽克说：“这种绝对的、高深莫测的他性和纯粹机器的一致性赋予贵夫人以离奇的、荒谬的个性：贵夫人是他者，而不是我们的“同一类人”，也就是说，她是这样一种人，同她之间没有任何感情是可能的。这个创伤性的他性是拉康通过弗洛伊德的(大写)物的概念指明的东西，它是一个“总是返回它的位置”的物-实在、抵抗象征化的硬核。女性的理想化及其向一种精神的、虚空的理念的提升，因此被当作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派生现象：一种自恋的投射，其功能是遮蔽她的创伤性维度。在这种精确的和限定的意义上，拉康承认：“在典雅爱情之意识形态中清晰地获得的理想化提升的要素当然已经被证明，它基本上是对个性的自恋”。由于被剥夺了真实的物质，女性便承担起镜子的功能，主体把自己的自恋理想投射到它的上面。”（《快感大转移》，中文版第112页）。男权社会的“存在者的存在”在于要成为一个有权势的男人，这是“为人”的意义，而燕赤凤以及其他所有男仆的意义在于，他们在这样一个父权社会和阶级社会里是低人一等的，他们通过这样一种追求“禁忌之爱”来获得一种快感的升华。在这种带有障碍的利比多的运动中，追求者主体的欲望是围绕着贵妇人这一“空无”的形象进行建构。弯曲的欲望空间的中心是黑洞，如同相对论中的空间；接近作为对象的贵夫人的惟一道路是非直接的、曲折的和迂回的道路—一直接的过程使我们错失目标。在这里，甜美的爱情是不可能的，情感（被一种挑战权力快感所支配）本身是带有创伤的。

齐泽克也引用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的差别”来解释，阶级上男低女高性别上反之的感情把意味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在总体性的根据和实在界之间形成裂缝。齐泽克认为，“非—形而上学”不是一种缺乏傲慢的“平衡的”总体性，并不是这样一种总体性(或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说：实体的整体)，在其中没有特殊的方面或实体被提升为它的根据。实体领域从其推—定的(sup—positde)的依据中获得连续性，因此“非—形而上学”仅仅能够洞察根据和难以捉摸的实在之间的差异——尽管实在的客观内容(“现实”)是以根据为根据的，它还是逃避和破坏了根据的统治。”（《快感大转移》，中文版第123页）。“典雅爱情”是对古典时代伦理道德的一种挑战，小人物直接挑战禁忌，确实破坏了根据的统治，按照拉康的理解，主体不再按照象征秩序规定的方式言说与行动。

当然，齐泽克从其“反女权主义立场”出发这样写道：“当代女性主义的某种僵局。诚然，服务于他的贵夫人的庄重的男人形象是一种伪装，它掩盖了男性统治的现状；诚然，受虐狂的戏剧是一种私人演出，它被设计出来用以补偿男人的社会统治所造成的罪恶；诚然，把女人提高为崇高的爱的对象等于把她降低为被动的要素，或者降低为一种屏幕以供男人理想自我的自恋式投射用，等等。拉康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点如何至少是可能的：正是在典雅爱情时代，女人的实际社会身份是男人权力游戏中的交换对象。无论如何，正是男人服务于他的贵夫人这个假象给女人提供了她们身份的幻想实体，这种实体的效果是真实的：它给她们提供了全部特点，这些特点构造了所谓“女性特质”，不是把妇女定义为她在自己女性快感中的那种样子，而是定义为根据她同男人的(潜在)关系而自称的那样，定义为他的欲望对象。从这种幻想结构所激起的近乎恐慌的反应——不仅是男人们的，而且是多数女人的——到一种试图剥夺妇女的“女性特质”的女权主义，都是这样做的。通过反对“父权制的统治”，妇女同时破坏了她们自身“女性”身份的幻想—支持。”（《快感大转移》，中文版第137页）。齐氏把性别差异看作一种抵制象征化的实在，他批评女权主义运动里那种让女性没有女性特质的做法。然而，他没有追问什么是男性特质抑或什么是女性特质。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被一个等级制的社会里所设定的，而且男性统治从来没有退到幕后，如同最后刘骜还是刺死了燕赤凤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