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易案中的善易者不卜

《左传·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 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 伯廖告人曰 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 弗过之矣 间一岁，郑人杀之 郑国的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谈话时,表露出他想做卿。伯廖告诉别人说:没有德行而又贪得无厌,他应在《周易》《丰》(≡)卦变为《离》(≡)卦的卦象上,不会超过三年,必有凶险。隔了一年,曼满就被郑国人杀死了 伯廖根据郑公子曼满的言行,断定其应在“《周易》丰之离” 即《丰》卦(≡)上六爻由阴变阳,这就变为(离》卦。 《丰》卦上六爻辞日 丰其屋,献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 这是说有高屋大厦,障蔽居室,对着窗户窥视,寂无人踪,时过三年仍不见露面,必有凶险。 古人云:“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即精通《周易》的人,可以不用蓍草演算,随事取卦即可。伯廖据郑公子曼满的言行,取《周易》《丰》卦上六爻作解,很准确地就说中了。此即“善为《易》者不占”的案例。 曼满高屋大厦,深居简出,因为他是诸侯的儿子,已经满足了物质上的要求,又谋取政治方面的利益,他没有给郑国做过贡献,也未给人民带来好处,还贪得无厌,因此被郑人杀死了 这则案例也透露出地理风水方面的一点信息:深宅大厦树木遮天,不见阳光,不见人影,一片阴凄景象。这样的居住环境将给主人带来凶险。由此可知,后世的地理风水学说也能在《周易》中找到依据。但是,我们也看到,《周易》以及春秋时代更加侧重于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在“避凶趋吉”中的重要意义,而后世地理风水学说侧重于“术”的作用。 北宋的邵雍,《宋史》说他“遇事能前知”。清人江永说:“邵子《易》数甚精,如遇一物,超数算之,便可知是物何时而始,何时而终。但必有动处,方能起算。如见一叶落,便从落叶之时起算。 邵子就是一位“善为《易》者不占”而遇事又能前知的典型。清人江永的话,多少道出了“善为《易》者不占”的一丝奥秘,那就是“必有动处,方能起算”。 伯廖的《丰》之《离》卦(即《丰》卦上六爻为动爻)判断郑公子曼满三年之内必有凶险一案,也是抓住了曼满对伯廖说“欲为卿”这一动处,伯廖遂定其应在《丰》卦上六爻辞。如若没有这一“动处”,伯廖虽“善为《易》”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想当然就判定“其在《周易》《丰》之《离》”,不出三年必有凶险。或者伯廖根据郑公子“无德而贪”的言行,凭自己的社会经验作出判断,再取《丰》卦上六爻辞加以评论。这启发我们产生一个新的认识:在春秋时代,《周易》除了占筮之外,还有另一种用途 就是人们也取《周易》卦爻辞中讲的道理,对事物加以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