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理性在宇宙论问题上的四组二律背反，其中有一组的正命题认可了灵性概念存在的可能性，即正命题为：宇宙的各种现象，不只是由遵照自然法则运作的因果律主导的，还受到自由意志的因果律影响。但反命题和正命题却形成了矛盾关系，但依旧可被公证：没有自由意志这种东西，在宇宙中任何东西纯粹遵照自然法则运作。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孩子又不是图画练习册，你不能光顾着要涂上自己喜欢的色彩。”——卡勒德·胡赛尼

“人生十分孤独。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另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很孤独。”——赫尔曼·黑塞

康德说的：「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

我们常说“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套用一下也合适，那就是一个阶层的失控，则所有阶层都危险。底层社会的加速堕落，不仅仅代表着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的丧失，诉求渠道的堵死，更是整个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前兆，让血泪铸成金字塔有层层崩塌的可能。

心因反应为什么会传染，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 ▪ 第一个是特纳（Ralph H. Turner）的突生规范理论（emergent norm theory）。 依据这一理论，当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无所适从时，会观察他人并模仿他人做出相似的行为。当一定数量的人做出类似的行为时，会产生新的行为规范，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新的规范指导下做出这样的行为。。 ▪ 第二个是勒庞 （Gustave Le Bon）提出的群体社会心理理论。 勒庞认为，一般情况下，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对自身的行为有所控制；然而，当个体归属于集体时，个人可以把自身的行为归罪于他人而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会做出自己一个人时不会做出的行为。 trainingzone.com 根据勒庞的理论，弗利德曼 （Jonathan L. Freedman）进一步解释，群体心因反应之所以经常发生在工厂和学校，是因为工厂和学校里每个人从事类似的工作或者扮演类似的角色，每个个体很少被单独关注，人们会有一种从属于一个大集体的感觉，大部分人希望自己和别人一样。这种环境下，人们更倾向别人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而即使自己表现的行为是错误的，由于其他人也在做出类似的行为，所以每个人并不会被单独怪罪。 而相反，在强调个人不同角色的环境下，人们会更有个体感，群体性心因反应则很少发生。 此外，狭小的空间会增加群体心因反应的强度。因为人口密度越高，每个人的表现就越为显著，越容易被别人看到，也容易相互影响，而对他人行为的反应也会被放大，传染效应也会增强。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群体心因反应越容易发生。

前者可以陈寅恪为代表，而后者可以拿傅斯年为例。我个人觉得，在近代史家中，傅斯年更像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者费弗尔（Lucien Febvre）。首先，他们都是集学术、组织、鉴赏力及霸气于一身的人，他们都有长远的学术眼光， 对史学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观点，而且他们都主张跨学科的合作，也都在一个动荡、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环境中，成功地聚合各种资源， 并尽可能地将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学派。而陈寅恪便是傅氏刻意罗致到史语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止一次对人说陈寅恪是三百年来第一人，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组找到他来领导， 是傅氏相当得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