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生命是一件朴素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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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learshadow.blogbus.com/logs/61043746.html
【其实是第一次因为一篇稿子得到这许多鲜明的反馈。有说很好，有说很坏。
前文太有乔装的痕迹，问题则互相有一些拉扯。有很多丢失，很多遗憾。
还好，我自私地想，最好的我已经收获。她的烟，她的笑容。她那鲜明的自我，不管其他，足够可爱。】
年轻的女生写道：此生愿嫁戴锦华。
离农历新年只有三天，北大校园静寂，跟着戴锦华走过三栋楼，才找到传说中的二教：在这里教了二十年书，还是不认路。面对我们的嘲笑她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已经习惯这样惘然和笨拙。
但当站上讲台，她迅疾得像一场风暴，善用复杂的长句和艰涩的术语，你试图打断，但她的语速一如既往地快，音量也一如既往地淹没你插话的任何可能，但说完“这一点”，她已经转向你想问而没有问出的那个问题，思维挟裹着你到达预想之外的疆域。
风暴核心的戴锦华，总是似笑非笑，轻松而诚恳，带着骄傲者的特有表征。这骄傲像一束光，让她可以在人群中被轻易辨识：她是两位“国内真正的‘女性主义’理论行家”之一，另一位，是李银河；她是中国电影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三个学科的拓荒者，是最具权威的电影评论人。台湾女性主义学者张小虹第一次在课堂上教授戴锦华的《镜城地形图》，看见学生们眼中流露出的佩服与钦羡，特意安抚：别紧张，台湾的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比大陆发展得好，戴锦华只是特例，她的论述起码超前当代大陆学术水平十到二十年，千万别被吓到而短了志气。
她本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巨匠”的，却摒弃“深入一个领域直到成为老大”的学界“常识”，频频转向，最近的方向是第三世界国家、新农村建设和政治经济学。她总在质疑常识，譬如在她看来鸦片战争是“世界史上最大的国际贩毒事件”，关注新农村建设则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将成为现代化过程解不开的结。有人说她“不成熟”，但不到三十岁，她已经被电影学院的学生们尊为“戴爷”，现在，她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每次上课都人满为患，连北大那只著名的爱听哲学课的猫，都曾光临她的课堂。戴锦华说，她很荣幸。
所以女孩愿嫁戴锦华，因为她几乎满足了她们对“那个他”的所有想象：会在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旅程后陪你逛街，对朋友随波逐流得完全没有原则；也会带着探询的眼光看着你，一切了悟；抽烟姿势老到，说话方式权威，并且，天真又决绝地，始终有一个“不成熟”的美梦。
但是，戴锦华是个女人。异性恋女人。她经常自嘲：Too straight。
她曾经不知道如何做女人，因为她的一切，都太“大”了。在那个年代长得太高，连鞋子都是42码，学不会轻盈转圜，只能向纵深处挖掘。是在哪一天，她穿过了理论到现实的距离，拥有了超越社会定义的女性力量？
下午，在咖啡馆，燃尽一包烟，她讲述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要面对的：不平等的世界，单一的价值观，以及，如何找到通向幸福的途径。
最后，我们谈起了梦想。
几十年前，问及梦想，纳博科夫说：“在未来的无云的世界，建筑之间有柔软的管道相连。”这是个含情脉脉的回答。戴锦华说，纳博科夫的梦想其实已经实现了，但她的梦想，还在一个遥远的明天。“我梦想的世界里，人们都尊重差异，不会用自己的标准臧否别人，试图暴力改变别人。我梦想的世界里，我会一直拥抱梦想。”
忽然明白，生命不仅是终点唯一、充满搏杀的漫漫长途，生命还可以是朴素的，温暖的，在洪流中守望着平等的美梦。
安全感必须自己去寻找和经历。比如，我们需要真实的人和人关系；比如，慢下来。
M.C.：先从您的专业——电影开始吧。最近热议的话题是电影壁垒，据说是《孔子》让2D版《阿凡达》下线，胡玫导演说国家保护国产片的措施让她感到温暖，但很多人觉得进口片的数量限制了看电影的自由，您觉得呢？中国电影应该设置壁垒来保护自己吗？
戴锦华：1994年我们引进好莱坞电影的时候，全世界都没发生过的情况在中国发生了：电影人一律喝彩。我记得只有张艺谋和姜文例外，他们知道好莱坞进来意味着什么，那不仅仅是每年20部外国影片在中国放映的问题。曾经引进好莱坞大片是中影公司的特权，当中国的国家垄断和好莱坞跨国垄断联手，让最卖座的20部电影抢占院线，对中国电影是很大的威胁。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义务保护民族电影工业，比如法国，它是电影诞生地，也是艺术电影大本营，但政府仍然出台了文化例外政策，清晰地设置了壁垒，更不用说中国。中国目前的电影业如果全面开放，将不堪一击：《暮光之城》3500万美元的投资，不过是好莱坞小制作，在中国就成了超过两亿的巨片；我们多少年才有一部超过三亿的戏，怎么竞争？我想胡玫在今天说到保护民族电影工业，是她对1994年以来的反省，但如果只针对《孔子》，那它不需要保护，相比我重视的中小电影，它已然被资本保护了，不用我们操心。
M.C.：另一个热议的话题是网络对电影的冲击。网络迫使电影改变自身，创造出一个不可替代的影院体验，比如3D，自从《阿凡达》票房创史上新高之后，众多的3D电影都开拍了。
戴锦华：我不太认可将3D作为电影对抗网络的出路。电影最大的魅力在于怎么在二维空间创造三维幻觉，但3D将电影整个逻辑改变了。我在香港看了号称“4D”的《阿凡达》，它加上了地板传动，真实得让我忍不住伸手去挡树枝；也看了平面的《阿凡达》，但比较故事、情节、表演，我觉得3D的要差。有技术不完备的原因，比如摇镜头的时候人会变形，边角的透视不对，破坏逼真幻觉；更重要的是，它使人陷入感官体验，削弱了电影中可能存在的智性的东西。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默片不是电影的早期阶段，而是一个独立的片种， 3D又会是一种新的电影，增加了一个维度，改变了艺术的逻辑。
看“4D”《阿凡达》的时候我总想起《美丽新世界》，我们越来越接近那些反乌托邦小说描绘的场景：不是政治而是技术独裁在统治世界。地铁让我们的时间跟着它的运营时间定义行程，电梯规范组织着人流，有个台湾学者统计过，他每天上下班要被几百个摄像头拍摄，这已经远超小说家对任何警察国家的想象。
M.C.：您提到今天是技术统治我们，世界似乎越来越坚硬了；但作为一个学院中的知识分子，你怎么把这些思想带给更多的人？会不会觉得自己离日常生活有点远？
戴锦华：你看到我在学院，教书，写书，但那只是我生命的一个面向。让我自傲的是自己生命的丰富，比如我参与新乡村建设运动和环保运动已经十多年了，我跟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农学家一起去农村，参加女人们的读书小组，给她们做演讲，谈大众文化，谈传媒娱乐，谈世界上的农民都在面临的农村凋敝问题……她们好喜欢听，出去就能一字不漏地复述，从来没有觉得听不懂我说话，反倒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说听不懂，这很好玩。
M.C.：你做这些，希望起到什么样作用？
戴锦华：最低我想让他们更快乐、更自信。城市在压榨农村，让乡村精英进城打工，让另一部分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不快乐。我想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质量其实不低，她们呼吸着干净的空气，喝着干净的水，吃着绝对意义上的有机食品，即使GDP不统计幸福不统计微笑，她们仍然可以找到自己的快乐。
我们一直被告知有先富有后富，先富会帮助后富，可事实是富起来的人决定剩下来的人永远无法变富。曾经我们梦想建立一个纺锤形的社会，中产阶级占多数，而后发现美国实现了这一梦想，靠的是整个世界的供给。当我们乘越野吉普穿过拉美，用身体去感知那个时空，才知道当年激励切·格瓦拉上路的问题，一点都没有改善。世界地图已经是经济地图，有消费能力的人才被统计，一天不能保证一餐饭的人被忽略了，就像根本不存在。连切·格瓦拉都被商业化，覆盖在T恤上，杯子上，钥匙扣上，但在那些抓住他的商品上，他的眼睛仍然在注视我们。
M.C.：你说的这些，和我们平时听到的不太一样。
戴锦华：我在冒犯“常识”。今天我们的“常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不再有人讲“钱不是万能的”。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价值单一，追逐成功，且一定用钱衡量，希望、归属、快乐、共度岁月……这些不再是重要的衡量指标。常有人比喻世界像一架梯子，你只能往上爬，爬不上去只能自己负责；但我更喜欢另一个比喻：世界是一场永无终点的马拉松，千军万马朝前奔涌，你最大的可能不是永远冲锋在前，而是在某个阶段留下来，那时你要知道如何肯定你的生命。
M.C.：是什么让你开始这样看待世界？你1959年出生，这个年代的人，往往因为背负了太多沉重，价值观趋向单一。
戴锦华：那个时代崇尚英雄，我从小把自己当做男人来要求，十七岁开始跟老师在办公室一起抽烟，作为学生领袖（M.C.：这是个很有时代色彩的词）叱咤风云，觉得生命该是大波大澜，充满戏剧性的。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看到暴力，看到疯狂、绝望，意识到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人们在历史中从来没学到任何东西，那是我最消极的时候，但我拒绝把加盟悲剧，我生命的基调是拒绝悲情拒绝自怜，否则就加入了迫害者的游戏。生命平凡也广阔，其实始终可能拥有自己的选择。
M.C.：这是时代给您的“不可承受之重”，但更年轻的一代却在经历着“不可承受之轻”，经济危机让大家的希冀都变成了泡沫，看似蓬勃的股市不安全，号称保值的房产也不能。怎么在环境的变化中获得安全感，是每代人都要面临的问题。
戴锦华：安全感是必须自己去寻找和经历的。比如，我们需要真实的人和人关系。近两年来我发现上课的时候学生总很活跃，但下课之后走过他们，很少有人会跟我目光接触，他们解释是因为不习惯面对面的交流，在QQ或者MSN上会更自如；我曾看到两个学生背对背玩手机，同时笑了，原来他们在互发短信！为什么不回过头来聊天呢？这些本来是让沟通更及时的技术，让人与人之间更加不真实。我想是不是我们可以不那么“及时”，慢下来？看过一个童话，一个从容的小城出现了“时间银行”，鼓励大家节约时间，储存生命。但结果是开始节约时间的人们，却发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被迫开始吃快餐、疏远亲人朋友、并焦虑不安。直到人们发现原来那些穿灰色西装的银行职员是靠别人存入的时间生存。人们摧毁了银行，用更多的时间享有生活，陪伴亲人，而后发现工作更快乐，生命也更充实。
M.C.：这么说来，那些让我们焦虑的人和事其实都是阴谋！
戴锦华：哈哈，是的。六十年来人们都变聪明了，不再相信大喇叭里说的，电视里说的，以为“大话”一个虚假的圈套，我才不会进去，却不知道掉进一个更大的圈套里，那就是“别无选择”。好像每个人都给了自己一个承诺，多少岁之后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为了这个承诺我必须出卖当下的时间和快乐。但其实为了35岁退休而拼命工作的人，到时候肯定不会退休，她会发现自己挣来的还不够支付她“做自己喜欢的事”。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至少分一些时间给自己所爱的事、所爱的人？
我年纪越大越率性而为，好处叫“追求一种率真的生活”，坏处就是自我放纵，我允许自己沉溺于某些东西，把其他一切放在脑后。四十岁之后，我拒绝所有的deadline，我会拖欠稿子，拒绝会议，“声名狼藉”。愿意的时候我也会彻夜工作，那是快乐，但如果你要我在某个时间点之前必须完成，我拒绝。我拒绝生命被预支，被预先切割，哪怕跟所谓的“成功”相悖：为了自己的初衷，我做好了准备，成为失败者有何妨？
男人面对一个soulmate总不能确定，却愿意与一个（社会地位、收入等）低于他们的女人共组家庭。
M.C.：成功和失败是单一价值观的世界给所有人带来的束缚，但女人可能还要面临更多，仅仅因为她是个女人。
戴锦华：这种不平等是无所不在的。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国家企业是绝对的同工同酬，但现在这已经完全不能保障。招女博士我会有犹豫，因为担心她毕业之后很难找到合适的伴侣；推荐工作时对方第一句就是性别，女生免谈，哪怕接电话的人也是女人，也会对同性充满了比如麻烦、缺乏理性思考能力这样的“常识”。各级选举中女性比例越来越不能得到保证，可每次修法都伴随着“中国妇女解放是不是太超前”的讨论。法律意义上男女平等，中国在世界前列，但实际生活中落差越来越大。最出色的女人和最差的男人一样，置身在世俗幸福的死角，这让她们只能小心翼翼。
拿我研究过的女作家做例子吧，我发现她们的作品与自身经历之间总有微妙的张力：譬如五四时候最重要的女作家庐隐，在那个年代与一个有妇之夫同居，忍受种种非议，在他死后孤身带着孩子在北京教书、写作，爱上一个比她小得多的男人，又是沸沸扬扬，却“一意孤行”。她的真实生命大波大澜，但她笔下的所有女人永远停留在恋爱阶段，对包办婚姻的最大反抗就是终身不嫁，最终在愁云惨雾中忧郁而亡。王安忆，中国当代最好的女作家，或者说是最好的作家，要在小说中塑造一个挣扎着突破灵魂的困顿的作家形象，也会赋予它一个男性的角色。她小说中唯一的女性写作者不过写写日记，还在结婚时当做笑谈，付之一炬。女作家在现实中往往大胆勇敢，无视规范，但写作中她们却常常屈服于文化、书写规范。
M.C.：对所有女性来说，无论是她居于什么职位，具备什么才能，人们认为她首先还是一个女人。
戴锦华：一个成功男人不结婚，那是他事业心强；一个成功女人不结婚，那一定是她付出了婚姻的代价！有本秋瑾的传记说秋瑾东渡日本完全靠老公资助，可她在诗里根本不提老公孩子，真不是个好母亲！这书看得我七窍生烟。女人在国家危急存亡时刻挺身赴死，过了一百年还要被人指摘，同样的事放在一个男人身上，会是什么评价？英雄气概，三过家门而不入，还有人要揣想他也是肝肠寸断，只是男儿泪不轻弹，却不提他可能每到一个地方就换了一个女人，真是如此也要传为美谈。我的一个学生做过统计，五十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人物，取得社会公认的成就，却都对家庭深深负疚；而另一本杂志——无须称之为“男性杂志”，因为没有特别指出是“女性杂志”的都是男性杂志——同时期的男性封面人物，没有一个人说对不起妻子，顶多在记者问到的情况下说声感谢。
不能简单地说女性地位在进步还是倒退，确实，大都市的、受过足够教育的、足够年轻的女性，有了更大的空间。不会再有人追问抱着孩子的女人是同居还是结婚了，作为一种教养，现在人们都会说“你的事与我无关”，有“你哪怕死了也跟我无关”的冷漠，也有“我没理由干涉你”的尊重。但同时，她们的视野被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如今的消费杂志号称平等，却隐含着塑造：什么才是女人？要变成一个“真女人”有什么不可或缺的要素？又怎么能在十分钟内获得？它认为女性无非一张脸，一副身体，一个需要尽力掩盖的年龄。
M.C.：你曾在《生为女人》中提到在欧洲，“做女人何其快活——有人开门、接大衣，承受怜香惜玉的卫护，周末人人相邀，且不付分文。”你会觉得那种环境是做女人最好的环境吗？
戴锦华：写那篇文章时我还太年轻，后来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的三个外国教授女朋友都陷入热恋，告诉我遇到了最中意的人，但一段时间后，三个男人——他们也都是教授——忽然都戏剧性地离开：一个午夜从床上爬起来走了，一个在清晨，当她还在厨房准备早餐，他扔下手中的割草机走了，另一个也提出分手。他们都打来电话，用很“妇女解放”的方式阐述出走的理由：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不走就会留下来，永远和你在一起，但对一个家庭，I’m not ready。他们哭着倾诉衷肠，却局部复合。最后一对有大团圆结局；另两个男人离去却在一年之中与另外的人结了婚，对方是护士、是小学教师。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太意味深长：为什么他们面对一个一般高、一样成功的女性时不能确定，却那么笃定地与一个比他社会地位低、预期为他服务的女人共组家庭？
M.C.：这会是每个独立女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女人怎么自处？
戴锦华：接受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我13岁时就一米七三，满耳朵都是“长这么高以后怎么嫁啊”的声音，对我“男性化”的责难，始终有人“认定”我是拉拉……这让我的少女时代充满困惑。我以前会觉得自己受到过许多打击和排挤，现在看来它们依然真实，但我想我收到如此深的伤害，一半是因为我自己在帮忙——我心里认同他们的责难和标准。其实那些责难的人多半在嫉妒，显然不希望我成为他们的参照系——不必管是男是女，看看谁更优秀就够了！获得这份笃定跟接触女性主义的过程息息相关，我最早读到女性主义的书就谈到身高与权力，它让我明白，太多的问题错不在我。面对打压通常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反抗，一种是置之不理，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嫣然一笑（她果然嫣然笑起）。
再有就是有定力。曾经有一个男性朋友很好心的劝我，说你跟张艺谋起点一样高，他在不断升值你却不断贬值。那时我上了许多电视节目，有许多机会获得光环，但失去私人空间，放弃时间上的自由，这让我非常不快乐。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坚持；于我，这便是成熟。
现在我内心非常坦然，我很清楚我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我拥有女人内心的和外在的所有财富。
http://clearshadow.blogbus.com/logs/61043746.html
【其实是第一次因为一篇稿子得到这许多鲜明的反馈。有说很好，有说很坏。
前文太有乔装的痕迹，问题则互相有一些拉扯。有很多丢失，很多遗憾。
还好，我自私地想，最好的我已经收获。她的烟，她的笑容。她那鲜明的自我，不管其他，足够可爱。】
年轻的女生写道：此生愿嫁戴锦华。
离农历新年只有三天，北大校园静寂，跟着戴锦华走过三栋楼，才找到传说中的二教：在这里教了二十年书，还是不认路。面对我们的嘲笑她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已经习惯这样惘然和笨拙。
但当站上讲台，她迅疾得像一场风暴，善用复杂的长句和艰涩的术语，你试图打断，但她的语速一如既往地快，音量也一如既往地淹没你插话的任何可能，但说完“这一点”，她已经转向你想问而没有问出的那个问题，思维挟裹着你到达预想之外的疆域。
风暴核心的戴锦华，总是似笑非笑，轻松而诚恳，带着骄傲者的特有表征。这骄傲像一束光，让她可以在人群中被轻易辨识：她是两位“国内真正的‘女性主义’理论行家”之一，另一位，是李银河；她是中国电影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三个学科的拓荒者，是最具权威的电影评论人。台湾女性主义学者张小虹第一次在课堂上教授戴锦华的《镜城地形图》，看见学生们眼中流露出的佩服与钦羡，特意安抚：别紧张，台湾的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比大陆发展得好，戴锦华只是特例，她的论述起码超前当代大陆学术水平十到二十年，千万别被吓到而短了志气。
她本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巨匠”的，却摒弃“深入一个领域直到成为老大”的学界“常识”，频频转向，最近的方向是第三世界国家、新农村建设和政治经济学。她总在质疑常识，譬如在她看来鸦片战争是“世界史上最大的国际贩毒事件”，关注新农村建设则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将成为现代化过程解不开的结。有人说她“不成熟”，但不到三十岁，她已经被电影学院的学生们尊为“戴爷”，现在，她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每次上课都人满为患，连北大那只著名的爱听哲学课的猫，都曾光临她的课堂。戴锦华说，她很荣幸。
所以女孩愿嫁戴锦华，因为她几乎满足了她们对“那个他”的所有想象：会在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旅程后陪你逛街，对朋友随波逐流得完全没有原则；也会带着探询的眼光看着你，一切了悟；抽烟姿势老到，说话方式权威，并且，天真又决绝地，始终有一个“不成熟”的美梦。
但是，戴锦华是个女人。异性恋女人。她经常自嘲：Too straight。
她曾经不知道如何做女人，因为她的一切，都太“大”了。在那个年代长得太高，连鞋子都是42码，学不会轻盈转圜，只能向纵深处挖掘。是在哪一天，她穿过了理论到现实的距离，拥有了超越社会定义的女性力量？
下午，在咖啡馆，燃尽一包烟，她讲述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要面对的：不平等的世界，单一的价值观，以及，如何找到通向幸福的途径。
最后，我们谈起了梦想。
几十年前，问及梦想，纳博科夫说：“在未来的无云的世界，建筑之间有柔软的管道相连。”这是个含情脉脉的回答。戴锦华说，纳博科夫的梦想其实已经实现了，但她的梦想，还在一个遥远的明天。“我梦想的世界里，人们都尊重差异，不会用自己的标准臧否别人，试图暴力改变别人。我梦想的世界里，我会一直拥抱梦想。”
忽然明白，生命不仅是终点唯一、充满搏杀的漫漫长途，生命还可以是朴素的，温暖的，在洪流中守望着平等的美梦。
安全感必须自己去寻找和经历。比如，我们需要真实的人和人关系；比如，慢下来。
M.C.：先从您的专业——电影开始吧。最近热议的话题是电影壁垒，据说是《孔子》让2D版《阿凡达》下线，胡玫导演说国家保护国产片的措施让她感到温暖，但很多人觉得进口片的数量限制了看电影的自由，您觉得呢？中国电影应该设置壁垒来保护自己吗？
戴锦华：1994年我们引进好莱坞电影的时候，全世界都没发生过的情况在中国发生了：电影人一律喝彩。我记得只有张艺谋和姜文例外，他们知道好莱坞进来意味着什么，那不仅仅是每年20部外国影片在中国放映的问题。曾经引进好莱坞大片是中影公司的特权，当中国的国家垄断和好莱坞跨国垄断联手，让最卖座的20部电影抢占院线，对中国电影是很大的威胁。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义务保护民族电影工业，比如法国，它是电影诞生地，也是艺术电影大本营，但政府仍然出台了文化例外政策，清晰地设置了壁垒，更不用说中国。中国目前的电影业如果全面开放，将不堪一击：《暮光之城》3500万美元的投资，不过是好莱坞小制作，在中国就成了超过两亿的巨片；我们多少年才有一部超过三亿的戏，怎么竞争？我想胡玫在今天说到保护民族电影工业，是她对1994年以来的反省，但如果只针对《孔子》，那它不需要保护，相比我重视的中小电影，它已然被资本保护了，不用我们操心。
M.C.：另一个热议的话题是网络对电影的冲击。网络迫使电影改变自身，创造出一个不可替代的影院体验，比如3D，自从《阿凡达》票房创史上新高之后，众多的3D电影都开拍了。
戴锦华：我不太认可将3D作为电影对抗网络的出路。电影最大的魅力在于怎么在二维空间创造三维幻觉，但3D将电影整个逻辑改变了。我在香港看了号称“4D”的《阿凡达》，它加上了地板传动，真实得让我忍不住伸手去挡树枝；也看了平面的《阿凡达》，但比较故事、情节、表演，我觉得3D的要差。有技术不完备的原因，比如摇镜头的时候人会变形，边角的透视不对，破坏逼真幻觉；更重要的是，它使人陷入感官体验，削弱了电影中可能存在的智性的东西。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默片不是电影的早期阶段，而是一个独立的片种， 3D又会是一种新的电影，增加了一个维度，改变了艺术的逻辑。
看“4D”《阿凡达》的时候我总想起《美丽新世界》，我们越来越接近那些反乌托邦小说描绘的场景：不是政治而是技术独裁在统治世界。地铁让我们的时间跟着它的运营时间定义行程，电梯规范组织着人流，有个台湾学者统计过，他每天上下班要被几百个摄像头拍摄，这已经远超小说家对任何警察国家的想象。
M.C.：您提到今天是技术统治我们，世界似乎越来越坚硬了；但作为一个学院中的知识分子，你怎么把这些思想带给更多的人？会不会觉得自己离日常生活有点远？
戴锦华：你看到我在学院，教书，写书，但那只是我生命的一个面向。让我自傲的是自己生命的丰富，比如我参与新乡村建设运动和环保运动已经十多年了，我跟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农学家一起去农村，参加女人们的读书小组，给她们做演讲，谈大众文化，谈传媒娱乐，谈世界上的农民都在面临的农村凋敝问题……她们好喜欢听，出去就能一字不漏地复述，从来没有觉得听不懂我说话，反倒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说听不懂，这很好玩。
M.C.：你做这些，希望起到什么样作用？
戴锦华：最低我想让他们更快乐、更自信。城市在压榨农村，让乡村精英进城打工，让另一部分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不快乐。我想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质量其实不低，她们呼吸着干净的空气，喝着干净的水，吃着绝对意义上的有机食品，即使GDP不统计幸福不统计微笑，她们仍然可以找到自己的快乐。
我们一直被告知有先富有后富，先富会帮助后富，可事实是富起来的人决定剩下来的人永远无法变富。曾经我们梦想建立一个纺锤形的社会，中产阶级占多数，而后发现美国实现了这一梦想，靠的是整个世界的供给。当我们乘越野吉普穿过拉美，用身体去感知那个时空，才知道当年激励切·格瓦拉上路的问题，一点都没有改善。世界地图已经是经济地图，有消费能力的人才被统计，一天不能保证一餐饭的人被忽略了，就像根本不存在。连切·格瓦拉都被商业化，覆盖在T恤上，杯子上，钥匙扣上，但在那些抓住他的商品上，他的眼睛仍然在注视我们。
M.C.：你说的这些，和我们平时听到的不太一样。
戴锦华：我在冒犯“常识”。今天我们的“常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不再有人讲“钱不是万能的”。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价值单一，追逐成功，且一定用钱衡量，希望、归属、快乐、共度岁月……这些不再是重要的衡量指标。常有人比喻世界像一架梯子，你只能往上爬，爬不上去只能自己负责；但我更喜欢另一个比喻：世界是一场永无终点的马拉松，千军万马朝前奔涌，你最大的可能不是永远冲锋在前，而是在某个阶段留下来，那时你要知道如何肯定你的生命。
M.C.：是什么让你开始这样看待世界？你1959年出生，这个年代的人，往往因为背负了太多沉重，价值观趋向单一。
戴锦华：那个时代崇尚英雄，我从小把自己当做男人来要求，十七岁开始跟老师在办公室一起抽烟，作为学生领袖（M.C.：这是个很有时代色彩的词）叱咤风云，觉得生命该是大波大澜，充满戏剧性的。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看到暴力，看到疯狂、绝望，意识到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人们在历史中从来没学到任何东西，那是我最消极的时候，但我拒绝把加盟悲剧，我生命的基调是拒绝悲情拒绝自怜，否则就加入了迫害者的游戏。生命平凡也广阔，其实始终可能拥有自己的选择。
M.C.：这是时代给您的“不可承受之重”，但更年轻的一代却在经历着“不可承受之轻”，经济危机让大家的希冀都变成了泡沫，看似蓬勃的股市不安全，号称保值的房产也不能。怎么在环境的变化中获得安全感，是每代人都要面临的问题。
戴锦华：安全感是必须自己去寻找和经历的。比如，我们需要真实的人和人关系。近两年来我发现上课的时候学生总很活跃，但下课之后走过他们，很少有人会跟我目光接触，他们解释是因为不习惯面对面的交流，在QQ或者MSN上会更自如；我曾看到两个学生背对背玩手机，同时笑了，原来他们在互发短信！为什么不回过头来聊天呢？这些本来是让沟通更及时的技术，让人与人之间更加不真实。我想是不是我们可以不那么“及时”，慢下来？看过一个童话，一个从容的小城出现了“时间银行”，鼓励大家节约时间，储存生命。但结果是开始节约时间的人们，却发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被迫开始吃快餐、疏远亲人朋友、并焦虑不安。直到人们发现原来那些穿灰色西装的银行职员是靠别人存入的时间生存。人们摧毁了银行，用更多的时间享有生活，陪伴亲人，而后发现工作更快乐，生命也更充实。
M.C.：这么说来，那些让我们焦虑的人和事其实都是阴谋！
戴锦华：哈哈，是的。六十年来人们都变聪明了，不再相信大喇叭里说的，电视里说的，以为“大话”一个虚假的圈套，我才不会进去，却不知道掉进一个更大的圈套里，那就是“别无选择”。好像每个人都给了自己一个承诺，多少岁之后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为了这个承诺我必须出卖当下的时间和快乐。但其实为了35岁退休而拼命工作的人，到时候肯定不会退休，她会发现自己挣来的还不够支付她“做自己喜欢的事”。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至少分一些时间给自己所爱的事、所爱的人？
我年纪越大越率性而为，好处叫“追求一种率真的生活”，坏处就是自我放纵，我允许自己沉溺于某些东西，把其他一切放在脑后。四十岁之后，我拒绝所有的deadline，我会拖欠稿子，拒绝会议，“声名狼藉”。愿意的时候我也会彻夜工作，那是快乐，但如果你要我在某个时间点之前必须完成，我拒绝。我拒绝生命被预支，被预先切割，哪怕跟所谓的“成功”相悖：为了自己的初衷，我做好了准备，成为失败者有何妨？
男人面对一个soulmate总不能确定，却愿意与一个（社会地位、收入等）低于他们的女人共组家庭。
M.C.：成功和失败是单一价值观的世界给所有人带来的束缚，但女人可能还要面临更多，仅仅因为她是个女人。
戴锦华：这种不平等是无所不在的。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国家企业是绝对的同工同酬，但现在这已经完全不能保障。招女博士我会有犹豫，因为担心她毕业之后很难找到合适的伴侣；推荐工作时对方第一句就是性别，女生免谈，哪怕接电话的人也是女人，也会对同性充满了比如麻烦、缺乏理性思考能力这样的“常识”。各级选举中女性比例越来越不能得到保证，可每次修法都伴随着“中国妇女解放是不是太超前”的讨论。法律意义上男女平等，中国在世界前列，但实际生活中落差越来越大。最出色的女人和最差的男人一样，置身在世俗幸福的死角，这让她们只能小心翼翼。
拿我研究过的女作家做例子吧，我发现她们的作品与自身经历之间总有微妙的张力：譬如五四时候最重要的女作家庐隐，在那个年代与一个有妇之夫同居，忍受种种非议，在他死后孤身带着孩子在北京教书、写作，爱上一个比她小得多的男人，又是沸沸扬扬，却“一意孤行”。她的真实生命大波大澜，但她笔下的所有女人永远停留在恋爱阶段，对包办婚姻的最大反抗就是终身不嫁，最终在愁云惨雾中忧郁而亡。王安忆，中国当代最好的女作家，或者说是最好的作家，要在小说中塑造一个挣扎着突破灵魂的困顿的作家形象，也会赋予它一个男性的角色。她小说中唯一的女性写作者不过写写日记，还在结婚时当做笑谈，付之一炬。女作家在现实中往往大胆勇敢，无视规范，但写作中她们却常常屈服于文化、书写规范。
M.C.：对所有女性来说，无论是她居于什么职位，具备什么才能，人们认为她首先还是一个女人。
戴锦华：一个成功男人不结婚，那是他事业心强；一个成功女人不结婚，那一定是她付出了婚姻的代价！有本秋瑾的传记说秋瑾东渡日本完全靠老公资助，可她在诗里根本不提老公孩子，真不是个好母亲！这书看得我七窍生烟。女人在国家危急存亡时刻挺身赴死，过了一百年还要被人指摘，同样的事放在一个男人身上，会是什么评价？英雄气概，三过家门而不入，还有人要揣想他也是肝肠寸断，只是男儿泪不轻弹，却不提他可能每到一个地方就换了一个女人，真是如此也要传为美谈。我的一个学生做过统计，五十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人物，取得社会公认的成就，却都对家庭深深负疚；而另一本杂志——无须称之为“男性杂志”，因为没有特别指出是“女性杂志”的都是男性杂志——同时期的男性封面人物，没有一个人说对不起妻子，顶多在记者问到的情况下说声感谢。
不能简单地说女性地位在进步还是倒退，确实，大都市的、受过足够教育的、足够年轻的女性，有了更大的空间。不会再有人追问抱着孩子的女人是同居还是结婚了，作为一种教养，现在人们都会说“你的事与我无关”，有“你哪怕死了也跟我无关”的冷漠，也有“我没理由干涉你”的尊重。但同时，她们的视野被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如今的消费杂志号称平等，却隐含着塑造：什么才是女人？要变成一个“真女人”有什么不可或缺的要素？又怎么能在十分钟内获得？它认为女性无非一张脸，一副身体，一个需要尽力掩盖的年龄。
M.C.：你曾在《生为女人》中提到在欧洲，“做女人何其快活——有人开门、接大衣，承受怜香惜玉的卫护，周末人人相邀，且不付分文。”你会觉得那种环境是做女人最好的环境吗？
戴锦华：写那篇文章时我还太年轻，后来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的三个外国教授女朋友都陷入热恋，告诉我遇到了最中意的人，但一段时间后，三个男人——他们也都是教授——忽然都戏剧性地离开：一个午夜从床上爬起来走了，一个在清晨，当她还在厨房准备早餐，他扔下手中的割草机走了，另一个也提出分手。他们都打来电话，用很“妇女解放”的方式阐述出走的理由：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不走就会留下来，永远和你在一起，但对一个家庭，I’m not ready。他们哭着倾诉衷肠，却局部复合。最后一对有大团圆结局；另两个男人离去却在一年之中与另外的人结了婚，对方是护士、是小学教师。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太意味深长：为什么他们面对一个一般高、一样成功的女性时不能确定，却那么笃定地与一个比他社会地位低、预期为他服务的女人共组家庭？
M.C.：这会是每个独立女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女人怎么自处？
戴锦华：接受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我13岁时就一米七三，满耳朵都是“长这么高以后怎么嫁啊”的声音，对我“男性化”的责难，始终有人“认定”我是拉拉……这让我的少女时代充满困惑。我以前会觉得自己受到过许多打击和排挤，现在看来它们依然真实，但我想我收到如此深的伤害，一半是因为我自己在帮忙——我心里认同他们的责难和标准。其实那些责难的人多半在嫉妒，显然不希望我成为他们的参照系——不必管是男是女，看看谁更优秀就够了！获得这份笃定跟接触女性主义的过程息息相关，我最早读到女性主义的书就谈到身高与权力，它让我明白，太多的问题错不在我。面对打压通常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反抗，一种是置之不理，我觉得更好的办法是嫣然一笑（她果然嫣然笑起）。
再有就是有定力。曾经有一个男性朋友很好心的劝我，说你跟张艺谋起点一样高，他在不断升值你却不断贬值。那时我上了许多电视节目，有许多机会获得光环，但失去私人空间，放弃时间上的自由，这让我非常不快乐。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坚持；于我，这便是成熟。
现在我内心非常坦然，我很清楚我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我拥有女人内心的和外在的所有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