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这件事，我们到底亏欠子孙后代什么？（系列讲座之二）
第二讲 气候变暖与经济发展 Climate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在上一讲里，Heath 刻意回避了时间结构的讨论，主要针对气候变暖是否加剧当代不平等关系的讨论。这一讲一开场，他就强调了不能忽略气候变暖时间上的延迟特性，这一特性导致气候变暖实际上是一个跨代问题。
气候系统的变化是相当迟缓的 (inertia), 尤其是地球海洋对气温的调节，使这个过程更加漫长不易察觉。此外不同于水蒸气，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可以留存长达一千年，缓慢提升大气温度，并长时间保持温室效应 (slow run-up, long-term effect)。这个时间线大概是多少呢，50年的时间刚刚暖了一半，所以2050年的果，早在过去就种下了，而我们现在采取的任何控排措施，在本世纪末才能显现成效。
因此气候变暖归根结底并不是当代人之间的平等问题，而是跨代平等问题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换言之，我们该为后代“存”多少才是存够了 (公平存款 just savings problem)？ Heath 继续解释，存钱通常的理解就是一种投资。投资本身的意义有很多，其中最显著的是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我们造福子孙后代的主要手段 (知识的积累也是一种投资，哲学家认为我们获取知识本质上就是为了造福后代，与存钱相比，知识的传递不产生任何成本)。人类劳作生产首先是为了满足当下所需，但是面对产出，我们总是有两个选择：全部消费，或者部分投资。"公平存款"的意思就是，我们存多少才能保证当代人不至于提前消费后代本该享受到的福利？
这个问题乍一看，像是回到了功利主义的论调 (utilitarianism “功利”这个翻译觉得不是特别合适，但是也是习惯译法了)，所谓提高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happiness, social satisfaction)，但是并不关注具体是谁的幸福，换言之功利主义只关注总体的幸福是否提高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Heath 说其实不然，把跨代平等问题看成公正存款问题能够促成主旨一致的政策，最大化经济增长对当代和后代都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上一讲提到的两种应对气候变暖的策略，减缓 (mitigation) 和适应 (adaptation)，前者是施予当代人额外成本，后者是施予后代额外成本，而且如果在没有合理替代的情况下就完全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将会给当代人造成巨大成本。相比而言，现在继续使用化石燃料，而后代通过修建堤坝来对抗海平面升高显然是更经济的策略，因此政策制定更倾向于后者。虽然未来有变数，Heath认为在现有条件下，也是完全可以想象通过土木工程应对水平面上升，他举了荷兰的例子，因为海拔低长期与海水涨潮相伴，荷兰在修建堤坝方面已经有不少经验可供参考，未来世界他们能够发挥专长，为更多地区提供技术服务。
关于气候变暖与经济增长，具体的立场有哪些呢？首先是环保主义立场，主张限制经济增长。其次是严格可持续发展立场 (strong sustainability)，认为减缓应大于适应。也有灾难威胁论 (catastrophic risk), 主张对于无法预知的的灾难应采取谨慎预防态度。对于这三种态度的中心论点，都是经济增长应该放缓。Heath 的论点是，经济增长是神奇非凡的现象，任何投资总是呈指数增长，此时，Heath又举了中国的例子 (经济学家似乎是对中国比较有好感的一个群体)，从1997年到2013年，中国人均财富增长4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一个经济体如果每年增长10%，只需要7年经济总量就能翻一番。需要做这些解释，Heath说因为相对于道德，经济增长并不能靠直觉来参透。
经济学家Robert Lucas写到：
The potential for improving the lives of poor people by finding different ways of distributing current production is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apparently limitless potential of increasing production. 对于改善穷人生活质量这一目标，重新分配的方式无法与生产力无限增长的潜力相提并论。
换言之，公正的核心问题不是分配，而在于增长，只有增长能极大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 (关于这一点大家也许会提出异议，注意Heath 的出发点是政策的主导思想)。
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一点点投资就能换来巨大的回报，那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消费呢？这一点需要用 Sufficientarianism (充足主义)的原则来回答。按照Rawls 的 "lexically ordered principle" ，即分配因倾向于条件更差的一方 (John Rawls是美国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 A Theory of Justice 是近代美国民主思想甚至整个政治哲学学科的奠基之作)，那么按照经济增长的规律，当代人与后代相比当然是条件更差的一方，跨代之间公平分配需要倾向于当代。Rawls说：
Once just institutions are firmly established, the net accumulation required falls to zero. At this point a society meets its duty of justice by maintaining just institutions and preserving their material base (106). 这一点须看注释，以 Rawls 的 duty of assistance 原则来看， 当代人对后代的义务是不给后代造成负担。
Brian Barry 说：
The requirement is to provide future generation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live good lives according to their conception of what constitutes a good life (104). 要给子孙后代机会，按照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去生活。
从另一个角度论证，如果每一代都没有合理消费的理由，那么人类将被囚禁在永恒的贫困当中不得翻身，这也是违反了Rawls的原则。这两条综合来看，我们于是得出 minimal principe of benevolence, 即在付出极小代价的情况下帮助他人是合乎道德的，那么当代人也从道义上获许不存钱 (居然这么多推理才可以花钱)。Heath 表示就现阶段看，这种极小代价依然是我们在科研方面的投资。科学发展使我们得以极小的付出获得极大的回报，过去50年，美国因为科技革命生产力提高了250%，科研和产出的时间差也使得最大受益者往往是“后代”。
关于经济增长本身也有质疑的声音，即从实证的角度看，发展会走到尽头。Tim Jackson 认为：
No subsystem of a finite system can grow indefinitely, in physical terms. Economists have to be ab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a continually growing economic system can fit within a finite ecological system (14). 从物理角度来看，一个有限系统里的子系统是不能够无限增长的。经济学家得解释解释，一个无限增长的经济体是怎么能够放得进一个有限的生态系统。
Peter Victor 认为：
A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an economy that provides a better starting point for a book on growth is as an ‘open system’ with biophysical dimensions. An open system is any complex arrangement that maintains itself through an inflow and outflow of energy and material from and to its environment (28). 对于经济的正确理解应该是一个具有生物物理特性的“开放系统”。开放系统的意思就是，本身与其依存的环境有复杂的能量和物质交换活动。
Jackson 和 Victor 认为一个无限的经济无法适应于一个有限的生态系统，经济学家把经济发展抽离了它的大环境。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请看注释。Heath 解释道，经济发展不一定需要提高物质投入，而是通过 decoupling strategy (分离策略)，即将物质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正向联系切断。能做到这一点正如上文所说，需依靠科技的突破和创新，qualatitive growth (质量增长) 取代 quantative growth (数量增长)，即相同的物质投入却获得更大的产出。这样的增长不同于GDP只描述 value of transactions (交易价值), 而是同时描述资源分配的效率以及物质产出。此时感到大家都对 Heath 所描述的科技创新的光明前景持有疑问，他开始解释什么是“资源”，资源就是能量，地球上一切能量的来源都是太阳，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实现对太阳光能量的转化和储存，目前地球上的光和效率只有2% 。根据现有数据，化石燃料提供了人类70%的能量需求。到本世纪末，人类对能量的需求会增加43%。那么地球上总体的能量是多少呢？如果要打一个比方，我们目前能摄取的能量只是总体能量的沧海一粟：
此外，能量总是从 low entropy structure 到 high entropy structure 流动 (entropy 熵，描述能量的分散，能量越分散可供使用的机会就越小)，如果能够逆转这个过程，目前认定为不可再生能源都不是绝对不可再生的。从分子层面来说，燃烧加入氧气通过打断碳-氢键释放碳氢能，所谓逆转就是重新连接碳原子与氢原子的化学键，从技术层面来说已经实现，只是目前仍然代价昂贵。也有基因工程正在通过改变一些微生物的基因使其产出化石燃料而不是酒精。也有技术可以把光合作用的效率从2%提高到4%。从这些数据及事实来看，任何认为增长会停止的想法都是悲观主义，对于人类科技创新能力毫无信心的悲观主义。
那么假设最坏的情况发生，即气温升高5-8摄氏度，海平面上升100米，经济学家预测，人类依然不会灭绝，经济增长也不会停止，只会减缓。这时候 Heath 开始批评媒体只看论文的摘要，错误理解科学报告的内容，还互相转载：气候变暖会造成本世纪末经济量减少23%，即本世纪末的人类所拥有的财富将比当代人还少23%；而经济学家的结论是：气候变暖会造成本世纪末总增长量减少23%，即如果没有气候变暖经济还将再增长23%。这基本是天差地别的关系。听完一声叹息，媒体直接面向大众，散步错误信息造成恐慌，是不是应该收紧一下职业操守？
说了那么多，那么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应该与后代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分担多少成本呢？Heath 说，不太多。得益于经济指数增长的特性，以印度为例，5000美金作为适应补偿，就能基本抵消印度的经济因为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
换言之，经济的自然增长已经可以完全补偿子孙后代，当代人什么都不用做！对于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未来，应对气候变暖的花费不过九牛一毛。
于是乎又产新的问题，如果只关注增长，我们如何弥补气候变暖给后代带来的某些资源的永久缺失？这时 Heath 给出适度可持续发展立场 (weak sustainability)，即我们留给后代的各种财富是可以互换的，如果化石燃料没有了，那我们开发的替代能源技术可以弥补这个空缺：
由此看来，从多个思想层面来考量，目前的政策主导都是倾向于保持增长。作为人文学者，对于这样的结论显然不能完全认同，如果未来热带雨林没有了，似乎是一件无限悲哀的事。不管什么替代都无法否定对一些人，热单雨林和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都有固有存在价值。关于这一点，在之后的讲座中 Heath 会有实际的案例。
第一讲：环境哲学的失败
注释及参考文献：
- Lucas, Rober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ast and Future,” 2003 Annual Report Essa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2004.
-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p. 287. The standard that must be met between generations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the “duty of assistance” that he ac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other countries until the point at which they are no longer “burdened.” See 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Barry, Brian. “Sustainabi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n R.I. Sikora and Brian Barry, Obligations to Future Generations. Temple UP, 1987.
- Jackson, Tim.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Routledge, 2009.
- Victor, Peter. Managing Without Growth, p. 28. Similarly, Herman Daly states that “the necessary change in vision is to picture the macroeconomy as an open subsystem of the finite natural ecosystem (environment).” Beyond Growth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 p.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