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有的伟大：蔡元培》连载一|读嘉人物
独有的伟大——蔡元培 名臣翁同龢曾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这是读嘉出品介绍的第1位人物
独有的伟大：蔡元培
文/苏则（原创）
伟大的独有—蔡元培连载一|读嘉人物（蜻蜓）点击即可收听主播 焕秋 朗读音频
教育之于社会，有二大基本功能：
一在引领，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
二在服务，“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
欢迎阅读读嘉公众号《独有的伟大：蔡元培》连载一。
说到新文化运动，不可不提蔡元培。说到蔡元培，我们会发现，在那个时代里，他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人物。
蔡元培的这种独特，并不是在学术成就方面。他写的学术著作，如《中国伦理学史》，今天看来，并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他比较有名的《石头记索引》，也已经成了牵强附会的反面教材；蔡元培当年最感兴趣的学问，是美学、心理学、民族学，但是这些学问，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冷门的，他对这几门学科的研究，在后世也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
蔡元培的独特，也不在他的政治成就上。他一生倾心于教育事业，从未处于权力中心，对权力斗争兴趣不大。蔡元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惊人的声望。这个时代，名人众多，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等，都是一时的弄潮儿，但他们的粉丝多，反对者也不少，黄侃讽刺胡适，苏雪林憎恶鲁迅，却没有什么人公开表示厌恶蔡元培。白话文言之争最激烈的时候，支持旧文学的林纾，曾经在一些文章书信里，把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都骂了，最后却还是向蔡元培公开道歉，认可他的品行。
当时各个思想派别并存，交锋激烈，对于文化界人士来说，这种异口同声的赞美和认可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知道，蔡元培曾是北大校长，在那个年代里，思想最激进狂热的是高校的学生。不少有名的校长、教授，都曾因为学生运动被赶出校园，而这些高傲狂热的学生，对蔡元培，却普遍是敬重有加。冯友兰曾回忆说，1922年，自己在纽约留学的时候，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来欧美参观调查。在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这个消息，就自发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前来迎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大教室里开了欢迎会。当时，可以说是座无虚席。蔡元培一进会场的门，在座的学生“呼地一声都站起来了”，好像听到了一声口令——冯友兰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口令，只是因为他们自发的敬仰之心，就不约而同地一起站起来了。
当时有一个中国的中年教育工作者，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她看到这个景象，非常惊奇，发表评论说：“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学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面前都成了小学生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蔡元培何以有这样的声望呢？让我们从头说起。
维新、革命和教育改良
蔡元培（1868年－1940年），在清朝同治六年，即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也就是现在的绍兴市。他的家族，是当时浙东一带小康之家的典型，由经商走向了治学。蔡元培的父亲是当地一家钱庄的经理，而他的六弟，也就是蔡元培的叔父蔡铭恩，则成为了一名廪生，也就是成绩优秀，得以享受官府经济补贴的秀才。蔡铭恩的藏书和启蒙，对于童年的蔡元培来说，有很大的意义。蔡元培本人读书求学，走上科举道路，而他的大哥和三弟就在上海和绍兴经商，构成了资本和文化互为依托的良性关系。
许多人知道，蔡元培做过晚清的“翰林”。所谓“翰林”，其实是一个总称。清朝设有“翰林院”，吸收各地科举人才，负责编书撰史、科举考试等工作，不参与具体机密事务。“翰林院”里的任职人员，都属于“翰林”之列。单论官位，其实并不算很高，蔡元培先是在1892年考取进士，做了“翰林院庶吉士”，大致算是研究生或者实习生，过了两年之后考试通过，做了翰林院编修，是正七品，只相当于地方官上的知县。
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了：翰林院编修既然不过是七品芝麻官，为什么在民间，“翰林”广受尊崇呢？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这和中国尊重科举、尊重士大夫的传统有关。翰林院人员虽然官位可能不高，但几乎都是科举精英；比起外放各省的地方官，翰林油水不多，但也因此廉洁清贵，成为中国名望最高的士人群体。
因此，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中，可以说是在旧的科举体制里走的最远、最成功的一个了。晚清大学士，名臣翁同龢，就曾在日记里提及蔡元培：“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虽然科举之路一帆风顺，高层也青眼有加，但蔡元培这个人，实际上是与晚清官场格格不入的。蔡元培原先字鹤卿，这个字，是他的叔父，廪生蔡铭恩给他取的。明清一品文官，在官服上绣鹤，长辈期待的是博取官位、青云直上。蔡元培嫌它庸俗，先改为“民友”，意为民众的友人，又改为“孑民”，取自诗经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把自己归入民众之列。这就把中国普通读书人的名利追求，转化到了儒家“三代之治”的政治社会理想中去了。蔡元培儒学底子深厚，骨子里其实还是比较传统的儒生。只不过，他属于儒生中的清流派，追求的是理想，而不是功名利禄。
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清流派儒生，对内能坚守忠义正直的节操，对外能够看到官僚政治的黑暗和弊病，但由于生在专制时代，失去了政治实践、实现自身理想的切实途径，因此往往只能在纸上或者口头上抗议。他们的抗议，往往没有效果，于是他们就只能消极抵制，要么辞官不做，要么称病或者告老还乡。蔡元培一生有很多次为了抗议而辞职，实际上非常类似这一模式，只不过，近代中国面临着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新思想源源引入，中央帝国的专制也有所动摇，清流蔡元培的人生和理想，也因此得到了前辈们所不曾梦见的机遇。
儒家的政治社会理想，和西方新学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中国最初主张学习西方的，基本就是一批儒生。晚清第一个驻外使节郭嵩焘，称颂西洋各国的政体，说它们就好比儒家理想里的“三代之治”。1895年，一千余名儒生举人联名要求变法维新，是为著名的“公车上书”。到1898年，维新派士大夫迎来了戊戌变法。蔡元培关心时政，同情维新，在这一年，和朋友们一道，设立了东文学社，试图通过日文了解西方思想。蔡元培对谭嗣同非常佩服，但没有结交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说起来，这个理由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蔡元培认为康有为、梁启超此时正是炙手可热，现在凑上前去，不免有趋炎附势的嫌疑。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翰林清流的性格。
百日维新，不过百日。维新运动不久就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外国，谭嗣同牺牲了生命。蔡元培在他们风头正盛的时候，不屑于前去依附他们，分一杯羹，而到他们遭遇严重挫折、灰头土脸的时刻，却愿意和他们同进退。蔡元培说，“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愤然离开翰林院，抛弃了众多读书人梦想的官职。他和历史上正直的儒生一样，已经看透：中国官场已经被既得利益者绑架，腐朽无可作为。但此刻蔡元培和他的前辈们不同，在消极抵抗之外，他还有新式教育的武器。蔡元培打算通过改良教育，实现康有为、梁启超没能实现的理想。民国最重要的教育家从此起步。
1898年蔡元培离开北京，回到绍兴，不久就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也就是校长，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位就是北大历史上另一位名校长：蒋梦麟。蒋梦麟回忆说，中西学堂正如其名，中国旧学和西方学科都教，可以算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种新尝试”。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先兆。这几年里，蔡元培还担任过剡山书院、丽泽书院这些中国旧式教育机构的院长，并试图在其中引入新学和新的教育理念，但效果一般。
在蔡元培浙江办学期间的1900年，他的原配夫人过世了。蔡元培提出了五条结婚条件：第一，不缠足。第二，识字。第三，男子不娶妾，不娶姨太太。第四，丈夫死后，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
这些要求都体现了西方新思潮中，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精神。蔡元培在第二年的再婚婚礼上，还向来宾批判了闹洞房的陋习，并且用演说会代替了闹洞房的习俗，这些都是他接受新思潮的例证。面对中西新旧文化伦理的碰撞，蔡元培的基本立场，是中庸调和，吸收两种文化中他认为合理的方面，例如，他用《春秋公羊传》的三世演进，阐释达尔文的进化论，又指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对君臣、父子双方的要求，如果君主不仁爱，就不能片面要求臣子忠诚。也就是说，儒家伦理有其合理性，不过是被专制文化给扭曲埋没了。这种折衷主义（Eclecticism）的立场，也反映在了他的婚礼上。我们刚刚介绍了蔡元培对旧式婚礼的改革，这些改革中，还有一个小细节是：蔡元培还把“孔子”二字的红幛子，挂在了大堂上，用来代替民间习俗中的福禄寿三星画轴，他对孔子和儒家是有一定认同的。
婚后，蔡元培仍然致全力于教育工作。1901年，他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让学生“自由读书”，学习英文、日文，又设立演讲会，提倡学生表达观点，交流思想。后来的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等名人，都是他在这一时期的学生。 1902年4月，中国江浙地区部分关心教育的人士集结起来，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这个学会部分实现了蔡元培的理想，也就是由新式教育走向政治革新。学会相关人士，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等人，大多传播民权思想，倡导民族革命。在此期间，蔡元培又筹办了爱国女学，担任女校校长，这也是非常超前的。
满清贵族把持朝政，并且多为保守派，拒斥政治革新，因此政治革新运动逐渐演进为民族革命运动。蔡元培也认同民族革命的逻辑，但是反对激进的民族仇杀。当时有名的民族革命人士中，有一位我们耳熟能详的邹容，他写的《革命军》，就持有屠杀满人的观点。蔡元培的性格是调和、稳健的，他写了一篇《释“仇满”》，反对纯粹的种族主义，认为民族革命应该回归它的本心，也就是民权和革新的精神。
此时，长三角地区革命思潮风起云涌，浙江出现了两派民族革命组织。这两派原本是各自为战的，但它们的组织者却都认识蔡元培，因此，1904年，蔡元培约他们到爱国女学会谈，合作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光复会，蔡元培担任会长。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成立，蔡元培也加入其中，孙中山任命他为上海支部部长。
光复会和同盟会这两个革命组织，地方色彩、派系色彩浓厚，因此很快水火不容。两派的斗争，到1912年，光复会实力派首脑人物陶成章被同盟会的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刺杀，达到顶峰。奇妙的是，蔡元培不但同时参与两会，而且既是光复会的创始人，又成了同盟会的元老，两派人对他都不嫉恨，这是非常少见的。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蔡元培本人的书生形象和调和性格，决定了他对权力争夺和派系斗争不感兴趣，也没有政治城府，因此各个方面都能接受、认可他。
1907年5月，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等人的帮助下，蔡元培赴德国留学。蔡元培在德国四年，所学习的主要是心理学、美学、哲学、文学和民族学。西方实验心理学和非功利的纯粹美学，均为中国传统缺乏了解之处。蔡元培对这两个领域的学习，丰富了他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后来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认为美育有陶冶情操，教育人超越功利私心的作用，有宗教之长，而无宗教之短。这个思想在世界范围，也是相当超前的。
陈独秀留学日本，接受法国革命思想，最终走向激进之路。蔡元培在上海办学，又往欧洲留学，基本上受到了类似思潮的影响。但他善于调和、不走极端的性情，让他和陈独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蔡元培在德国翻译了伦理学著作，又编写了他本人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伦理学史》。在这本书中，蔡元培就采取了一种调和的态度。和全力反对儒家和孔子的陈独秀不同，他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中的闪光点。蔡元培写《中国伦理学史》，特别提出三位清代儒生：黄宗羲、戴震、俞正燮，因为他们的思想，有符合民权和女权精神的地方。
四年之后，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不过一个月，陈其美打来电报，催促他回国工作。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孙中山组织南京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长。南北和谈之后，蔡元培在北京政府继续担任教育总长的职务。蔡元培终于有了在全国范围实践教育理想的机会。他会怎么做呢？
蔡元培会遇到哪些机遇？怎样改变了他的人生？
本期知识点：翰林
【英译】[member of theImperial Academy]
【基本解释】皇帝的文学侍从官，唐朝以后始设，明、清改从进士中选拔翰林天台陶先生。—— 明·高启《书博鸡者事》
翰林是我国古代官名。它的由来可以一直追溯到唐朝。唐玄宗时，从文学侍从中选拔优秀人才，充任翰林学士，专掌内命由皇帝直接发出的极端机密的文件，如任免宰相、宣布讨伐令等。由于翰林学士参与机要，有较大实权，当时号称“内相”。首席翰林学士称承旨。北宋时，翰林学士开始设为专职。明代，翰林学士作为翰林院的最高长官，主管文翰，并备皇帝咨询，实权已相当于丞相。清代沿用明代制度，设置翰林院，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属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为翰林。
图片来自网络，焕秋录音，文章版权归作者及<读嘉>所有 如需转载，请微信联系：dujia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