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活的真实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活的坦荡、清醒、真实。而想要活出一个真实的人生，一定要读季羡林。
戏称自己是“三朝元老” (经历了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季老，一生在古文字学、历史学、东方学、佛学等诸多领域皆创下卓越成就。
季羡林：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活的真实。
他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然而生活中的季羡林，不但不是一般学者给人的印象——刻板枯燥，反而豁达幽默，总是一派乐天知命、风光月霁的样子。
而其中最令人钦佩的，是他的那份绝无仅有的清醒、坦荡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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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
季羡林的爷爷很穷，季羡林的父亲也很穷，本来是有个馅饼让他们不这么穷的。
季羡林的爷爷叫季老苔，父亲叫季嗣廉。季老苔死的时候，家里穷得连饭都没吃不上，靠捡村外的干枣果腹。季嗣廉便商量着和弟弟出去闯荡，却发现连路费都没有。
好不容易来到济南，却只能扛大件、做苦力，干的是最辛苦的体力活，拿的是最廉价的血汗钱。兄弟俩决定去考武备学堂，结果弟弟考上了，季嗣廉却落榜了。季嗣廉只好乖乖地回家种地，再娶一个和他一样穷的姑娘做媳妇。
也不知道是上天眷顾，还是怎的，弟弟在济南快混不下去的时候，把身上的最后五毛钱，去买了张湖北水灾奖券，不但中了奖，还是头彩，6000两雪花银把弟弟的眼睛都快亮瞎了。
弟弟没有忘记季嗣廉，带着巨额财富，回家找哥哥去了，两人就这样成了暴发户！
中国人的习惯，有钱了，就要买田，别人不卖怎么办？出高价！兄弟俩就以高得离奇的价钱买了60亩地，据说还带水井。
田有了，房子还是旧的，要盖大的、新的，可一时半会找不到这么多砖头。兄弟俩又发话了，谁要愿意拆掉自家房子，我季家就用几十倍的价钱收购，这样，房子也有了。
这还不够，兄弟俩还经常在集市里宴请全棚的人喝酒吃饭，据说在这之后，赶集的人竟多出了一倍。
谁都知道，这样的日子不能长久，几年后，兄弟俩又重新回到了一贫如洗的日子。
在身份面前，人往往容易失掉理智，让人产生错觉：哦，原来我这么厉害！事实可能是，你并不是什么厉害，而是傻！
或许正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富人身份，让兄弟俩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为我而生的，我就是这么有钱，这么任性。
正是这种身份感，再次让他们一贫如洗。在这点上，季羡林丝毫不像他们。
/02/
求学
按理说，大师的童年都风光无限，天赋高，家教好，成绩优异，自有上天眷顾，人生就像开挂一样。但季羡林不是，季羡林不但普通，甚至还有点笨。
按季羡林的说法，他读书时，就从未考过第一名，只是中上水平，甚至因为珠算打得不好，还挨了板子。挨板子就算了，还上课偷偷看小说。
桌子上面摆着课本，桌子下面却摊着小说，甚至连《金瓶梅》都拿来了，老师在上面苦口婆心，吐沫横飞，季羡林却直瞪着西门大官人的巫山云雨而想入非非。
难怪考试的时候，季羡林的数学只考了4分，原来都是《金瓶梅》给害的（忠告：数学不想考低分，千万别读《金瓶梅》）。
或许正是那种宽松的环境，不用为考试所累，才让季羡林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培养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去挖掘那颗深藏内心的文化火种。大师出民国，也并非毫无道理。
对于老季家，运气总是出奇的好，高中毕业后，季羡林考上了清华，选择了最火的西洋文学系，并有幸结识了恩师朱光潜和陈寅恪。也正是陈寅恪，让季羡林爱上了佛教史。
说了也许你不信，年轻的季羡林并没有什么野心，考大学，不过为了抢个能够吃饭的铁饭碗。铁饭碗是有了，但季羡林想镀金，要镀金，就得出国。而命运也再次眷顾了他，他被选中了。
1935年，季羡林泪别清华，告别了破败的国、贫穷的家，以及老亲、少妻、幼子，赶赴德国。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十年。
来到德国后，季羡林被改派到了哥廷根大学，一个风景秀丽的大学城，四季绿草如茵。最开始，季羡林选择了希腊文，不知道是语言天赋不够还是怎的，根本听不懂，就像我们学英文，简直就是折磨。
实在学不下去了，季羡林改学梵文，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让中国从此多了一名东方学大师。有趣的是，选梵文的却只有他一个人。
而西方的上帝也喜欢眷顾老季家的人，当时唯一能读懂吐火罗文的西克教授，就在课堂上郑重宣布，他要把他毕生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给季羡林。
这回，季羡林是真捡着金饭碗了！
/03/
归国
曾有一名山东的学生向季羡林求教：“做学问可有捷径？我的论文实在憋不出来了。”季羡林一听，笑了：“论文岂是憋出来的？”然后补了句至理名言：“水喝多了，尿自然就有了！”
话糙理不糙，尤其是出自季羡林之口，更多加了几分趣味和深意。而终其一生，季羡林能取得如此之高的地位，全在于他独门武学，“多喝水”。
1946年，留德十年的季羡林终于归国，在恩师陈寅恪的推荐下，任教北京大学。恰巧遇到胡适和陈垣在论剑。
胡适和陈垣都是民国的学术大咖，高手榜前五、还没出招就可以把人吓死的那种。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因为一个小问题打了起来。
胡适说，先有“浮屠”，后有“佛”。陈垣说，胡适你放屁，明明是先有“佛”，后有“浮屠”。两人打了很久，火花四溅、乱石飞空的，但谁也打趴不了谁。
这时候，季羡林从还是个毛头小子，虽然也是海归，但籍籍无名。一看，笑了，这些个教授，除了瞎折腾乱考试，就只剩吵吵吵了，看我的。
季羡林出招了，他先是找来了梵文、吐火罗文A、吐火罗文B，还不够，又找来了回纥文、康居文、于阗文，然后闭门修炼，把所有的关节层层打通，一篇论文横空出世。
陈寅恪一看，惊呆了，这小子不简单呐，懂十多种外语，颇有老夫的风范。便把季羡林的论文推荐到当时最权威最牛逼的学术刊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出版。
胡适一看，也惊呆了，小季啊，你说得对，看来是我“胡说”了。陈垣一看，沉默了，虽然没表态，但偷偷地塞给了季羡林三块大洋，对他说，小季啊，你来我学校讲学吧！
几十年后，胡适退隐台湾，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曾跟手下的学生讲：“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这句话算是对季羡林最好的总结了！
骨子里的高贵，不是装出来的，更不是吹出来的，是一步接着一步，一脚跟着一脚踩出来的。看重身份的人，顶着“教授”“成功”的幌子，招摇撞骗，原地不前。
只有真正高贵的人，才明白，成绩永远靠自己一点一滴积累而成。踏实做事，认真为学的人，光辉自在，掌声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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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师
在北大，流传着一件趣事，上世纪70年代：一位考取北大的新生前来报到，扛着大包小包到处跑，那情形很多人都经历过。加上初进帝都，激动夹着惶恐。
好不容易找到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恰巧一位老头经过，提着塑料兜，神态从容，看上去不忙。新生以为是保安，便把行李交给老头看管。
老头也不拒绝，欣然答应。
新生便自个忙去了，忙完时已过正午，新生突然想起：完蛋！自己的行李还在老头那。差点吓晕，一路狂奔过去，却发现老头竟然还在原地，天气很热，阳光很晒，老头竟坐在原地从容看书。
次日，开学典礼，新生又差点吓晕：那个给他看行李的老头竟然坐在主席台上。一问，他竟是北大鼎鼎有名的副校长，东方学大师季羡林。
堂堂北大校长，给学生看行李，还是头一次听说！
季羡林对学生的好，远不止这些。1981年的时候，季羡林的一名研究生作硕士论文，需要对一些古代的刻本做校勘，刻本是稀世文物，藏在北京图书馆，有身份的人才能看。
学生过去问，北图的人一看，就一个学生，凭啥？理都不理，直接拒绝。在一个讲究身份、级别的国度里，一个没有身份的学生，就只配享有这样的待遇，哪怕你在真正地做学问。
但校长就不一样了。学生找老师帮忙，季羡林一听，笑了，说：“找个时间，我们一起去吧！”
季羡林说话算数，专门找了一天，陪着学生去了北图。校长来了，还是北大的，情况大不一样，调书、取书、借阅，一切顺利，连态度和效率都出奇地好。
学生开始校勘，季羡林则拿出准备好的书稿，开始自己的工作，整整半天过去，季羡林没催过学生一句，直到学生录完卷子。
2001年11月19日，北京大钟寺，四级北风，零度以下，一名中年学者对着永乐钟上铭刻的梵文作学术讲解。
中年学者是季羡林的学生，足足花了十年的时间，将大钟上的铭文考释得一清二楚。对于学生的汗水和付出，季羡林心知肚明，这场学术报告。他一定不能缺席。
两个多小时的学术报告，季羡林一直坐在台下，顶着寒风，不动声色，认真听讲，那时他已90高龄，身患重病。12月9日，季羡林就被送进了301医院。
事后，有人对季羡林说：“就算是为学生站脚助威，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小时呀。”季羡林说：“有必要！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有的我还不了解。”
先生之风，高山仰止。一个人高贵，不在他坐得有多高。而是，哪怕你身居高位，也不失对他人的尊重。
在一个连科长、处长都喜欢大谈身份、权力的年代里，这种丝毫没有“身份感”的校长、名人，简直就是另类。
但季羡林之所以是季羡林，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可以坐享晚年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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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
1999年，季羡林八十八岁，出版社为季羡林庆祝米寿，北大勺园的宴会上，来宾云集，各种祝词和赞扬都纷纷涌向季羡林。
来宾致辞结束后，轮到寿星作答。季羡林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
晚年季羡林，名声接踵而至，“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成了他的便签。但对他来说，这不但不是欣喜，反倒是压力。所以，他曾“三辞桂冠”。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涛涛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的泰斗又从哪讲起呢？”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对于和自己无关的名誉，他坚辞不受。
季羡林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那一代人，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坚持，身份不过是个虚名。他甚至从来都没想过要像明星一样去生活，他只想做最真实的自己。
季羡林的一生，何其辉煌，为学做人，臻于极致，陈寅恪多次提携，胡适之不吝赞美，连温家宝总理都曾五次登门拜访。
然而终其一生，季羡林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儿子：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只最简单的敞口手提包，甚至一件雨衣，他都能穿50年。
更难得的是，他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对人也好、对事也罢，他没有半分掩藏，说真话、讲实事，他愿意将他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
季羡林的学生唐师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
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色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茄”手表之外，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
他或许不是圣人，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可能不是，但他却是中国最后一个真实的人，一个高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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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
和许多民国才子一样，季老也有一段包办婚姻。
1929年，刚满18岁的他，身上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大责任。于是，叔父之命，媒妁之言，季羡林结婚了。
妻子彭德华，比他大4岁，是非常传统的中国旧式女性。显然，这对夫妻之间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被硬生生地捆绑在一起。他们婚后生了一儿一女，直到1994年彭德华去世，这段婚姻一共走了65年。
要说他真的从来不曾有过别样的想法，未免言过其实。其实他老早就在著作《留德十年》中，对世人将自己曾经的一段感人爱情坦白。
1935年，季羡林来到德国格廷根大学留学，房东女儿名叫伊姆加德，时年二十三岁。1937年，季羡林开始写博士论文。论文在交给教授之前必须打印成稿，这可难住了季羡林，因他买不起打字机，更不会打字。
几天后，伊姆加德首次造访季羡林：“我父亲的工厂淘汰了一部打字机，而我正好想练习打字。”季羡林高兴得跳了起来，他窘迫地问：“你不会要很高的报酬吧?我可是个穷学生。”伊姆加德笑了：“我要的报酬，是让你陪我走遍格廷根。”
接下来的四年，季羡林在伊姆加德帮助下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论文集。
一天，两人相约去森林咖啡屋，伊姆加德突然问季羡林：“当我们七十岁时，你还会带我来喝咖啡吗?”季羡林立即明白了对方的爱意，低头不语。
如此一来，季羡林就陷入了矛盾与痛苦之中。
他品尝到爱情的甜蜜与幸福，可是他毕竟是有妻儿的人，虽然他的婚姻是包办的，但如迈出雷池一步，无疑就意味着是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他的亲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他。
可是要他放弃伊姆加德的爱，他自己就会遗憾终身。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爱与痛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季羡林。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他选择了与伊姆加德坦诚相待，并放弃这段爱情。
那天凌晨三点，论文终于打完了，季羡林对伊姆加德说：“累了吧，让我帮你揉揉肩。”
他按在她双肩的手有些颤抖：“我要离开了。我的祖国需要我，我的家人也需要我。”伊姆加德哭着央求：“留在这里好吗?我也需要你！”
季羡林仰起脸不让泪水流出来，他痛苦地摇了摇头：“我要回到祖国去。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比我更好的呵护你一生的男子出现的。”伊姆加德没有再说什么，然后在论文稿的最后打上了一行字：“一路平安！请不要忘记。”
1983年，迈入古稀之年的季羡林重返德国，一心惦记着伊姆加德，却未打听到她的消息。
2000年，一位女导演在拍摄季羡林传记片时，专程前往格廷根打听伊姆加德的下落。依然是那个地址，开门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妇人。她笑盈盈地向来客问好。
女导演激动地问：“还记得六十多年前那个中国留学生吗?”她迟疑片刻，潸然落泪：“是季羡林吧，我一直在等他。他还好吗?”
得知季羡林尚在人间，而且是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时，伊姆加德欣慰地笑了：“我一直在等他回来，我的手指依然勤快灵活呢，我还能打字！”
与伊姆加德结合，季羡林未来的生活或许是幸福美满的。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
尽管置身于包办婚姻中，季羡林最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由自己来咽下这颗苦果。他想，伊姆加德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
一个男人，独居异乡十年，遇到喜欢的人是人之常情，但是能对所爱之人坦诚相待，同时对家人保有一份责任，这才是大师感情上担当，与人生的真实。
"智者永，忍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这是季羡林在2006年获得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词。
这位德高望重、名垂学林的学者生性豁达乐观，擅于自我嘲解，幽默中带着些许孩子气，一生都在向世人展示一个最真实的自己。
"智者永，忍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这是季羡林在2006年获得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词。
这位德高望重、名垂学林的学者生性豁达乐观，擅于自我嘲解，幽默中带着些许孩子气，一生都在向世人展示一个最真实的自己。
读他的文章，尤其是散文，有着浓厚的底蕴，兼具“真”和“朴”，正如季羡林所追求的那样：“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一样，形成了他散文的独特风格。
如胡适先生的“飞走”，老舍先生的一沉，两眼上翻看天花板讲课的朱光潜，下逐客令的冰心，用牙不用剪刀咬麻绳的沈从文，老实巴交的巴金……
在季羡林眼中他们不是名人，而是有着各自个性、脾气，和悲喜的平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