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故事
前几天回乡下老屋，蚊子太多，翻箱倒柜找万金油擦蚊子包，却找到几个小笔记本。是外公的日记。
我翻到第一页，是1999年大年初一写的：
今天是新年初一，送走了旧岁，迎来了新年，在过去的一年里，进行了个人的思想小结，既有教训，也有经验；既有欢乐，也有悲哀。对我个人来说，1998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遭受的挫折和打击，是终身难忘的一年，尤其是长子世伦的不幸早逝（十月十六去逝，十九上山，终年41岁），对我真如晴天霹雷，是我有生以来遭受的最大打击和最大的悲哀。随着国家的政策好转，而他的生活才开始起了一点好的变化，而他又不幸与世长辞，怎叫不痛心和难过。从我个人来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一是身体状况不行，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多年没有进过医院的大门，去年光医药费一项就去伍佰多元，至今尚未全癒。
通过以上的回顾，教训是惨痛的，还囗在新的一年里，在回顾过去一年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决不气妥（注：应为馁）和悲观，决心趁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和回报。一是在个人家庭方面做到多敬互爱，平等待人，和睦相处，各自做好所在单位的本职工作。力争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和进步。二是在个人工作方面，争取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把退休联络专干工作争上一个新台阶。
这篇日记很外公了。
外公家就是我上面说的“老屋”。严格说起来，外公家的老屋当然不是“我家”的。但外公去世之后，大家都进了城，我爸便拉着我妈搬了过来，方便他钓鱼，我妈也重新种起她小时候种过的菜园子。我妈几次三番要回城里住，我爸却因为城里不方便钓鱼所以不肯走。因为冷清，也因为潮湿，筷子一个星期不收拾不晒就发霉了，院子里的草几天不拔就长到脚踝高。
小时候老屋可不是这样的。我很喜欢过来玩，可以满山遍野疯跑，下河摸螃蟹，上山摘芦苇让外婆编小动物。因此小学写作文也不缺素材。但我从来都写是“外婆家”，不是“外公家”。那时我并未意识到有什么问题。现在想来应该是外公太过严肃导致和他不亲近。比如一群小孩正在一起玩闹，外公突然说“xxx，过来一下”，意思是“我们来谈谈你最近学习和思想情况”，最怕空气突然安静，被点名的人瑟瑟发抖，没被点到的暗自侥幸。初二有一次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从前三掉到十几，我记得他给我上了很久的“政治课”，其中有一句，“思想莫跑毛”。若干年后我唯独记得这次谈话，因为当时对于“跑毛”很费解，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思想抛锚”。那学期期末考试我考得比期中还差，过年要去外婆家拜年，我头天就开始绞尽脑汁找理由不去，外公叫我“莫跑毛”我越更“跑毛”，借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去见他。最后泼皮耍赖终于争取到独自在家吃八宝粥罐头。
说话像开会、喜欢给人上政治课的外公，退休之前是我们镇小学的校长，那时其实我们镇还没有建置为镇，是一个边远小县的边远辖区。90年代人口才四万多，小学一个年级也才两个班。外公喜欢舞文弄墨，我小时候常常看他写毛笔字，他还给别人写过对联。不过他其实也不是旧学深厚的传统文人。我在他日记里也看到一首诗：“天气爽朗中秋明，四人结伴海上行。多年未见此情景，心旷神怡度此生。”非常老干体了，也不讲究什么平仄。他订《半月谈》，读《参考消息》，每天晚上7点雷打不动看新闻联播，日记里也真诚地想要“为党为人民做贡献”。所以我从小以为他是老党员，看到日记之后问了外婆才知道，直到1991年，他还有一年就要退休，组织上才终于同意他入了党。
因为他“成分”不好。
每年腊月最后几天，我们都要去给祖先上坟，叫做“挂清”。我们最先去给“太太”也就是外公的母亲挂清。“太太”不是外公父亲的正室，据说是小妾。奇怪的是，只看见“太太”的坟，并没有外公父亲也就是曾外祖父的坟。
1932年，外公出生在一个深山小村，有多深呢？从县城到乡场上是23公里；从乡场上到村里是6公里。1950年，18岁的外公不知道，这一年将会如何摧枯拉朽地改变他一生。
那年土改开始，每个村子（那时叫公社）都要求完成斗地主的指标，曾外祖父家里曾经雇过长工，所以他们公社的指标就落在了他头上。除了被斗倒斗臭，40岁的曾外祖父还要接受劳动改造。所有无产者农民吃过的苦，这些“地主”们通通要吃回去。公社挖山采石，“地主”们就要用背篓搬运石头。不过他们并不是像干活背玉米背柴那样，先把石头装在背篓的筐里，再蹲下去、使劲，一鼓气站起来。而是背着背篓，由民兵直接往里放石头。遇到不对付的，民兵会故意用力砸，“地主”一个踉跄仰倒，后脑勺不是磕到竹筐，就是磕到石头，也有人直接磕死的。
“地主”家里的地，产的所有粮食当然是充公。据我们县的县志记载，1951年，全县“土改胜利果实”缴收公粮207万斤（没有同年总产量的数据，不过1957年全县总产量是5719万斤）。“地主”也会被分派看管仓库的工作，外婆说，平时民兵是不管仓库的数目的，不过到了年节，民兵会故意说“地主”看管的仓库短了斤两，一口咬定是被“地主”偷了，“地主”被打一顿，继续交代问题，民兵呢，就可以没收“地主”分到的用来过年的一斤肉票。
曾外祖父的死，甚至有点黑色幽默。他有天趁别人不注意在家里煮了一壶酒，想偷偷咪两口，却还是不小心被民兵看到了。他惊恐之极，不知道要受怎样的刑罚和批斗，竟直接吞鸦片自杀了——那时山里很多人家种鸦片卖。
18岁的外公陷入绝境，原本就因为是地主儿子而受歧视和羞辱，现在又加上了父亲“畏罪自杀”一项罪状。就在他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一个人出现了。
那人就是父亲曾经雇过的长工，这时他已翻身做主人，成了农民协会的干事。长工以前在他家时还和外公睡一间房，多少有些情谊在。他劝外公：一定要出去，“在屋里造孽得很”，他还可以用农会干事的身份帮外公开介绍信。
也是土改给了外公机会。据那本县志的资料记载，1952年，全县完成土改，“农民子女上学的需求剧增”，全县原本只有17所小学，到1953年猛涨到95所，学生由1800名增加到7738名。于是，在这位昔日长工的帮助下，念过小学的外公来到一个更偏远的距县城40公里的乡场，在新开办的小学谋得一份教职。
外公另外还有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大妹妹（我似乎应该喊姑婆），原来在上学，成绩很好，据外婆说，“小学三年级就会写信了，聪明得很”。曾外祖父自杀之后，她被发配到一个另一个偏远的乡村公社。外公在乡场小学谋得教职之后，姑婆写信给外公，想继续读书，希望外公支持她。作为当时还有待观察的“可改造坏分子”，外公一来薪水微薄，供养不及；二来，外婆说，他当时想还是要与地主家庭划清界线，所以写信让妹妹“还是回家去吧”。妹妹收到回信，并没有回家，而是跳了河。
外公从来不提自己的妹妹与父亲，更不许别人问。在生的另一位妹妹，年节也很少走动。他一生最痛恨“地主”这个词，比痛恨“日本人”更甚。有一次他退休在家，隔壁家邻居过来打牌，邀请他玩“斗地主”，外公大怒：狗日的还在斗地主！给我滚！我妈说，小时候上学，连带她还被同学奚落“地主崽”。作为“地主崽”，她过冬的裤子是用外公旧棉袄的两条袖管缝出来的。过年则是扯一匹白布，加染料放锅里煮，煮好之后兄妹五人一人做一身衣裳，就算是过年了。小时候盖房子的土砖是一家人用泥巴自己和的，直到1980年大舅结婚，才把土房换成砖瓦房。而“地主”的帽子在退休前一年终于彻底摘掉，他终于用一生证明了自己的无产阶级身份，把自己改造成了组织认可的“自己人”。
几十年过去，“地主”早已由人人喊打变成人人称羡，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反转式巨变，但对于外公和他的地主家庭来说，命运是条单行道，没有办法反转掉头。
比起同辈的我爷爷（爷爷的故事是这样的：爷爷家本来在县城，父亲和大哥都是国民党，解放前被枪决，爷爷便贱卖了屋产，去了外公学校所在的偏远乡场，两人后来成为儿女亲家。爷爷绝口不提两党，也从不给我们上思想政治课，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外公是被成功改造的标准品。他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深信不疑，即便他在选择这个信仰的时候，或许是懵懂的被迫的，但他只有这样一条道路，是绝境求生的路，所以他两眼一抹黑走到了底，到68岁还在日记里写“决心趁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和回报”。晚年他患了老年痴呆后，渐渐不认识人了，弥留的时候却还记得自己是校长，表哥（也就是日记里提到的早逝的长子的独子）回来看他，他拍着他手背：同学，要好生读书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