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错重不重要

吕氏春秋里有一则故事叫“子贡赎人” ，说鲁国有法律规定如果有人把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回本国，可以到官方机构领取补偿金。孔子的弟子子贡这样做了，但是却不愿收下国家补偿金。孔子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说，你做了好事，领取补偿金，是应得的，不会有损你的名誉，但你不要补偿金，那么鲁国人就没人愿意赎回自己的同胞了。

孔子的用意，说明白一点就是原本鲁国人愿意赎回自己的同胞，因为可以到国家领补偿，而且还能得到好的名声。但是这时候出现一些人赎人却不领补偿，似乎就显得那些领补偿的人唯利是图，无形中增加了道德负担，那么原本想救同胞的人也就有所顾忌了。

一言以蔽之，社会道德评价基准的提高可能和社会道德水平呈负相关。即社会道德评价定的基准越高，社会道德水平越低下。

具体来说，一个国家如果总是把无私奉献者定位为道德先锋，把主动拒领养老金的老人标榜为精神模范，那么这个国家只会越来越堕落。

这样的堕落来源于两个作用力。

其一，通常社会追求道德完人的期待只针对于原本有道德的人，对于已经堕落的人没有要求。行善者会被道德审查，当加害者与受害者同时出现时，因为人们对加害者没有道德期待，所以焦点总是集中在受害者身上，如果受害者非常完美，就值得惋惜，如果受害者也有问题，那么就是狗咬狗。所以哪怕仅用简单善恶二元论的角度来看，社会道德评价基准的提高，也增加了行善的成本，挤压了行善的空间。

其二，社会道德眼光的苛刻和狭隘，会导致社会容错率降低，从而催生虚伪和矫饰。举例来说，一对父母对孩子的生活事无巨细的保持挑剔眼光和责难的言语，会导致他在犯错误的时候不敢面对，而是把责任甩给其他人，或者用谎言掩盖掉。比如撞了人不施救，却选择进行二次伤害的药家鑫，后续采访发现是因为他长期的生活经验告诉他，错误在父母那里是不能容忍的，与其面对，不如掩盖，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种适得其反的应激反应在社会系统中同样存在。

在如今的互联网上，从技术上说，犯错之后，抵死不认（包括甩锅和矫饰），比老实认错得到的反馈更好。只要撑住，不交出话语权，人们对有争议的问题总是健忘的，而一旦认错道歉，一大堆不相干的暴戾分子会纷至沓来，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再踏上一万只脚。

当然，仅仅把不认错的原因归结于暴戾分子是不客观的，更深远的原因还和大国政治的示范效应有关。众所周知，大国政权是一个有相当历史包袱的国家政权，而“父权”政治特色决定了，为了保持完整和权威，这些历史包袱从不会主动放下，于是包袱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对创造“和谐”形象的要求也越来越表面和具体，反映到行政里，就是冠冕堂皇的官范儿和踢皮球式办事，反映到文艺影视这一块，就会催生各种看似正确和谐实质虚伪的社会道德标准。

二战后德国总理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让德国重新赢得国际社会上的尊严。事实上，犯错和认错，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系统中，是一个完整的程序，因为它使一个社会还葆有羞耻心和惭愧，有利于放下负担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