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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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在地铁上，右边坐着一个奶奶抱着小孙女，左边坐着一个男孩，对面他的女孩站着，过了一会女孩就坐在男孩的腿上，俩人一起听手机里的音乐。我左边男孩抱着女孩的姿势，跟我右边老奶奶抱着小孙女几乎一模一样，如果在我十二点方向有个摄影师拍照，想必抓拍的这一幕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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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爸一起看了个少儿节目。主持人问：“你在幼儿园哪个班呀？”小女孩答：“我老是在小2班。”“那你喜不喜欢去幼儿园呀？”“喜欢！就是睡觉的时候不喜欢！”“为什么吖？”“因为幼儿园的床太小了，每次乐乐的脚都碰到我的头了！”“乐乐都把脚踩你头上了吖！那你是怎么对付他的？”“我就给他唱歌！我就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小女孩一字不落、清清楚楚、不紧不慢地把这首歌从头到尾唱了一遍，唱完后，马上，握起小拳头宏亮地喊了一句：“爱国主义精神永垂不朽！”我先是惊诧，再狂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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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博看一个展览，展品来自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的阿姨给半大孩子讲解得绘声绘色，非常生动。看上去她应该是个义务讲解员，穿戴优雅整洁，讲话时好像倾注了许多情感，连大人也忍不住坐下来一起听。布雷东和米勒这两个法国画家同一题材的画并排展陈，在《除草的农妇》 画作前，她说布雷东，“就像是开着宝马车从城里来，画完就走了，可能都没有下到地里。但是旁边的米勒就不同，他能深深体会到劳动着的人的辛苦。可是布雷东的画当时卖得很好啊，所以米勒说他只会画漂亮姑娘.....”她的形容是准确的，与米勒的《拾穗者》沉郁之感相比，布雷东笔下的乡村像是挂在客厅里略显甜美的田园牧歌，劳作的艰辛被遮蔽了。

无论如何，这一幕让我想到侯孝贤电影《红气球之旅》的结尾，在奥赛美术馆耐心启发孩子们观画的那位女老师，他们在看法国纳比派画家Felix Vallotton的油画 《La Ballon》（1899），画中的孩子也在草地上追逐一只红气球。“这看上去是一幅快乐的画还是悲伤的？”“有点快乐，又有点悲伤。”“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边是黑的，一边充满阳光。”“那画是从高空向下高角度看的，还是从边上呢……”画外，美术馆外，那只始终在电影里出现的红气球仍然在天空缓缓飘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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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又想到有一天，我在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看一个版画展，300多幅作品，来自唐纳德•斯通教授的捐赠，非常丰富宝贵，只是空间太小，使得布展拥挤，好些都挤成一团。看15世到19世纪人们的情感世界，也觉得跟现在并不相隔。在展厅里还无意旁听到了同样精彩的谈话。专程从南京赶来看展的女士，跟不相识的两个女生探讨起了版画的蚀刻技术，不知怎么的，话题渐渐过渡到了音乐，我没有直接把目光转过去，但她越来越激动的语调飘在空间里，声声入耳：音乐是在语言之外的艺术，古典音乐其实毫无门槛，不像画画，你去听就好了，就把它当成工作的背景音乐，你不走近它、它怎么走近你呢？肖邦是伟大的，古典主义贝多芬最高，浪漫主义勃拉姆斯脚踩两只船，但巴赫不同，巴赫给你的太多了，他的音乐都是从赋格发展而来，特别有空间感，而中国音乐是平面的线条……她甚至当场就想用蓝牙把她手机珍藏的乐曲分享给女孩。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么纯粹而沉迷的人了，说到自己喜欢的事物，整个人都像是在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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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挑玉米的时候，旁边的人边翻拣边嫌弃玉米太嫩了，卖菜人说，今天刚拨下来的，当然嫩了，你放一个晚上，等浆沉下来，明天立马就老了。回到家我赶紧开火把玉米煮了——趁着浆还年轻的时候。我前同事的家里有一个农场，最近桃子大丰收，她总是在叮嘱，桃子买回来千万别放冰箱里，桃子摘下来有个自醒（熟）期，放冰箱一下遇冷，桃子就冻糊涂了，本来该越来越熟产生甜的，结果口感变酸了……确实这样，自此我家里也不再有进冰箱的糊涂桃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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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卖了一个旧电视，15块，然后发现2块钱买的大茄子没拿回来，真是雪上加霜的赔本。整理两个电脑的资料比收拾20个房间还难，but收拾房间也够让人心乱了，换季时才会让人意识到占有的衣物、物件太过度了，书也已经有到处漫延的态势。E.B.怀特说，家就像一座装了单向闸门的水库，允许流入，却阻止流出，东西没日没夜地收进来——顺畅、隐秘、不知不觉。一个人聚敛的俗世家当，迟迟不肯重新回到俗世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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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身体，一旦手术之后会伤到一些元气，头发似乎也有着自己的经脉。一个发型师造就的一个完整经脉，被另一个发型师修剪了刘海之后，脉络就乱了，一月余都长不顺，总有个地方不服贴，睡起来便翘着。刘海是最能检验发型师功力的。不过有一天当你验证出来真理时，真理便为时已晚。总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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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方、菲比、小艾三人有一天在酒吧里，眼前有一对情侣一直抱在一起糊成一团，旁边还有一对男人面对面喝闷酒互相劝慰。菲比喝到有点忘情了，对着眼前的情侣颇大声地说，“回家去吧～”“回家去！”（后来我们经常拿这个句子来怼人）。苏方描述那一对男人里较为年轻的那位，“他俩在一起他是弟弟，当然单拎出来还是个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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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的有一天，我和super电话里说事，都觉得有必要见面细谈才有效率，遂约在星巴克见，都无赘言，直奔主题，甚至，都从背包里拿出小本认真地写笔记……然后抬头见一个很眼熟的女人，从外面进来后径直走到我们前面的座位，有个男孩早早就在那里等她了。俩人显见得是第一面，客气地握手寒喧后，就立马入座直接开门见山地说事了。

看着她的脸忽然想起来是导演马俪文，几年前做一个女导演的专题时采过她，在圆明园东门的咖啡馆，她不习惯自己被化妆师化得过于夸张，在摄影师拍她前跑到车里把化好的妆都擦掉。等待的时间里，她就在一边沉默安静地呆着，当然她性格并不孤僻，只是脸上那种淡定的表情让人印象深刻，但是走路做事却又是急急快快的，感觉生活里的她一定是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什么时候能完成的那种性格。后来我看她新片的消息，宣传的时候她还是那样，素面，扎一个小马尾，普普通通……

其间我和她对视了一下，不觉得她记得我。我不觉得人和人见一面之后就必然的会关系发生改变，只不过我这个人，河水里飘过的树叶呀羽毛呀碎片呀什么的，我总是能把它们多数保留在大脑内存里。她连黑色的长羽绒外套都没脱掉，看样子是速战速决的打算。那个男孩是写了个剧本跟她探讨？还是自我推荐想演个重要角色？很快地她就起身要走了，咖啡还没喝完，男孩想让她打包带着走，她只好勉强喝了几口又把杯子放下。

我和super继续对着电脑比划讨论着，这家星巴克因为所处位置的原因每次来都像超市一样，人声乱杂。这天我却心情极好。我们邻桌的一个皮肤白皙的金发女孩，一直在盯着电脑做自己的事情，我们离开时她还几乎保持着同样的姿势，这期间几个小时里，她一点多余的张望和左顾右盼都没有，黑色双肩背包放在脚下，侧兜里露出半截黑色的雨伞——那样的专注的侧颜、务实的样子，让我现在想起来细节都历历在目。如果说这个城市还有什么为数不多的值得我喜欢的地方，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刻，便是其一吧。

（题图为侯孝贤电影《红气球之旅》里的一个镜头，在奥塞美术馆里，画家Felix Vallotton的作品《La Ballon》，油画上倒映着走动的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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