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神观后

电影艺术的核心之一是冲突。冲突表现戏剧性，冲突塑造角色，冲突抓住观众。从这个角度，《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显然是成功的。从本片两个关键角色的塑造可以窥见一斑：

先谈谈程勇。起初，他不要做什么“救世主”，他只想赚钱拯救自己支离破碎的小家——留住儿子，救活父亲。后来，他冒着被抓的风险，甘愿亏本，不计代价也要走私药品救治病人，不仅要救垂死的好友，还要救千千百百素不相识的病人和家庭。程勇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次次的赴汤蹈火，毕竟得白血病的又不是他！

再谈谈曹斌。起初，他是公安局长最器重的办案骨干，年纪轻、能力强，提拔前景一片大好。在受命查办假药案后，他迅速厘清头绪，收缴大量假药，步步逼近程勇。后来，他放走了购药病人，当面顶撞局长，甚至和程勇走到了一条战线。曹斌为什么要这么做？抛弃自己的大好前程不顾，毕竟得白血病的又不是他！

我想，答案只有两个字：人性。《我不是药神》在塑造人性方面显然是成功的，它没有过分神话人性，在歌颂人性伟大的同时又体谅人性的脆弱。我们看到程勇面对牢狱之灾时的退缩，曹斌放纵“犯罪”时的纠结。有真实感的人性，是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的。

人性的伟大，在于关怀、同情，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利他主义。程勇也好，曹斌也好，都没有患白血病，但他们在面对饱受折磨的病患时，仿佛看到人类终极意义上的渺小。就像电影中的那句台词“你现在不生病，能保证一辈子都不生病吗？”，人是如此不堪一击，人的命运是如此相似，挽救他人的时候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救赎？认识到此，程勇不再是那个失败的父亲，曹斌也不再是那个无情的警司。

最后，想谈谈人性和法律。人情和法律的冲突，无疑是这部电影的精华所在，也是法学这门社会科学中永恒的课题。西方自然法学派有“恶法非法”的观点，主张违背善良人性的法律是恶法，因而丧失作为法律的资格。在我国古代，也素有融情入法的传统。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二者的调和共生。

但是现实中，出于立法技术、机械司法等原因，因为情法矛盾而遭到社会广泛关注、质疑的案件并不鲜见。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也因为这些案件而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司法人员，时常处于这样的矛盾，一方面要严格根据立法的规定执行法律，一方面又对立法规定是否公平正义心存疑惑。就像现实中陆勇案的处理，检察机关原先是以销售假药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作出起诉决定，然而这样的处理显然不符合大部分人心中的公平正义，社会效果极差，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我认为，刑事立法存在滞后性和局限性，势必存在逻辑不周延、不自恰的情况，但是立法也预留了出罪路径，例如《刑法》第十三条中“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是否能够恰当地找到这条路径，考验的是司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在立法与人情存在明显矛盾的时候，司法者需要挺身而出，敢于充当“调和剂”。至于如何做？我想，需要法治信仰，需要司法者的人性关怀，需要正确理解公平正义、司法为民，需要踏踏实实地累积司法经验和水平。更需要的，当然不是这些好看好听的表述，司法进步和其他方方面面的进步一样，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最后的最后，想说，我们国家的进步，无疑需要更多《我不是药神》这样高水平的艺术作品，也需要更多陆勇不起诉案这样高水准的司法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