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子野一往情深诞生史

恒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二十三之四十三

为桓子野的一曲清歌一往情深写文时看到这篇，忍不住拿来和大家分享。

江左桓郎

江左的小朝廷越发感到北方帝国的压迫。数十年来，苻坚的虎狼之师，不断兼并北方诸国，而今窥伺江左久矣。这时选拔一批有武干的将军，日夜练兵，力保江左正朔，迫在眉睫。可是士大夫们忙于谈玄论道，没几个有工夫练兵打仗。有人想起江左桓郎。

桓郎名伊，字叔夏，小字子野，又字野王。生得风流潇洒、器宇轩昂。有两个名士，王蒙和刘惔，非常赏识他，认为他聪颖质朴，又干过军府的参谋，是个适合的人选。

在两位名士推荐下，桓伊被提拔为淮南太守。他果然不负厚望，几次挡住了北方骁骑的侵扰。然而苻坚的兵，一波又一波袭来，一次比一次凶猛。

公元371年，桓伊击退寿春叛将袁瑾，又与谢家子弟谢玄联手，助大将军桓温攻克寿春。376年，他再次率兵进军寿春，围秦救凉。几度沙场厮杀，年轻的桓伊被擢升为督豫州十二郡及扬州江西五郡建威将军。

比起建威建军的名声，桓伊更广为人知的是，他是个吹笛子的高手，号称江左第一。据说妇孺皆知的《梅花三弄》，便出自他手。

梅花三弄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之四十九》

狂士王徽之，大书法家王羲之第五子，帝国最高贵的家族琅琊王氏之后，这日泊舟于清溪边，恰逢桓郎车驾岸上经过。有人认出了桓郎。

此时桓郎已非昔日一介书生。他的威名响彻大江南北。但官位远低于自己的王徽之坐在船里，并不打算下来揖礼一见，他只叫下人转告桓伊：“请君试为我一奏”。

桓伊也不生气。他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上车飘然而去。桓伊与王徽之此前并不相识。此时一曲吹罢，也未交一言。

桓伊三弄，后来被认为是古琴曲《梅花三弄》的滥觞。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就是桓伊创作了此曲，但人们情愿相信如此。梅花之清、之贞、之含蓄内敛，梅花之傲霜砺雪、暗香浮动、疏影迷离，神似桓郎。

高山流水觅知音。王徽之算是一位爱乐之人，但真正能听懂桓郎应是谢安。

谢安

帝召伊饮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笋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笋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晋书•桓伊传》

从没有人看见过谢安惊慌失措。苻坚百万雄师列阵江上，距建邺只有隔江之遥。据说秦兵多到投鞭可以断流。

而谢安在下棋。

谢安临危受命，做起江左小朝廷御敌守边的总指挥。他的侄儿，先锋谢玄，请示破敌良策，他叫谢玄与他下棋。谢玄棋艺本高叔叔一筹，但那日，谢玄输了一座别墅给谢安。亡国迫在眉睫，谢玄心中慌恐。而谢安成竹在胸，谈笑若素。

很难想象，有一天谢安也会心中摇动，凄然泪垂。

在谢安的统筹调度下，晋国在淝水，以八万精骑杀退苻坚百万雄师，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一个人太璀璨，就会招来乌云。立下千古不朽功勋的谢安在皇帝那里变成一个可怕的威胁。谢安很委屈，他隐忍不言。

直到这一天，皇帝大摆筵席，请来了桓伊，吹笛助兴。桓伊的笛声如凤凰于飞，沧海龙吟。一曲吹罢，他兴致盎然，又弹起了筝。弹到动情处，便放声高歌起来，歌声慷慨悲凉。他唱的是：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

皇帝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在座的谢安早已听得感慨万千，凄然泪下。谢安再也无法保持那一贯的平静和优雅。这一曲高歌进谏，让他五内翻动。

皇帝总算是听懂了。但事情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好。桓伊不平而鸣，犯颜进谏，可谓情深义重。谢安感叹桓子野真是一往情深，说的是他对清歌的钟情，但又不仅是清歌。

清歌

我常想，让桓子野叹奈何的“清歌”到底是什么歌，会有如此力量？

“清”作为一种修饰和限定，有其特定的内涵。魏晋以前，“清”并不具有美的内涵。《说文》用“清”形容水澄之状，与浊相对。老子第一个把“清”引向形而上层面，用它来形容“道”。又把“清”从自然引入社会政治，提出 “清静为天下正”。清静无为从此便成为老子和他的后继者庄子以及更多信奉老庄的士大夫心目中的治道。孟子把它“清”的内涵扩展到士大夫的修身上面。“清正”又成为一个为官治国之士的必备修养。杨雄等汉朝士大夫，以此为标榜。

直到热衷品鉴人物的魏晋人才第一次赋予“清”以美的内涵。他们用“清”来形容人格之美。符合“清”的标准的人，往往具有安静、超脱的精神气质和挺拔俊秀的外貌特征。与此同时，“清”也进入音乐领域，王璨写道：“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陆机也写下“惠音清且悲”。他们都把“清”与悲伤的情感联系起来。

“清”也被用来形容一部分有着清冷廖亮风格的乐器和乐曲。魏文帝曹丕作诗道：“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据说，这要归功于一个叫荀勗的人对律吕进行改革。他改进的笛子的演奏效果短促而细密。这迎合了当时人情感需求。

魏晋人热爱清亮、高远、遗世独立的音乐。他们沉浸在哀伤而不失力道的乐曲中流连忘返。这是他们创造的新声。在那些战祸纷争、命如草菅的岁月，三代以来中正平和的雅乐被束之高阁。

新声的崛起也得益于五言诗的流行，或者说，二者相得益彰。五言诗使得情感表达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性。所以五言诗大多要披之管弦，在宴会中演唱出来。正如曹丕所描写的那样，“清歌发妙曲，乐正奏笙竽”，刘祯也描写过“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的场景。于是“清歌”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

但正如情感敏锐细腻的曹丕所感受到的那样，“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心肝”，清冷悲切的歌声在满足人们内心情感的同时，也带来人对自身存在的关照。极目四野，白骨千里。人生如电，乐少苦多。黄昏映照着末日，良辰对照着美景，于是嘉会良人，美酒妙舞，乐往哀来，泣涕如雨。

在这样一个举世深情的时代，桓子野叹奈何，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怎么办、怎么办”这样的情感抒发。

奈何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论风流》里说，桓子野叹奈何，是因为有一种感情叫他受不了，而真风流的人的深情不是为自己叹老嗟卑，应是对宇宙的真感情、真体会。

季羡林登黄山，也想起桓子野每闻清歌，辄情动于中。于是面对黄山美景的季羡林也连连感叹奈何。

然而奈何的真相，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挽歌。

东晋时期，士大夫中间流传着“三绝”。分别是：袁山松改编的民歌《行路难曲》，羊昙的唱乐和桓伊的挽歌。

挽歌本用于丧葬，起初不配乐，只是徒歌。东汉以来，挽歌被纳入丧制，形成既定的程式——由羽林孤儿牵引灵车唱挽歌前行，两旁有公卿子弟、才俊少年列队相和。

相和是一个民歌中普遍存在的演唱方式，也称作帮腔（有一唱一和、一唱多和或多唱一和等形式）。“挽僮齐唱，悲音激摧”，极好地烘托凄凉悲壮的死亡氛围。有研究者认为，“奈何、奈何”就是挽童或挽郎们的相和词。

汉末，朝廷失鹿，群雄逐之。杀戮兼并日重，瘟疫并行。社会弥漫着浓烈的死亡的气息。挽歌不再局限丧葬仪式，而进入上流社会的宴饮之中。文人们酒阑倡罢，便要听挽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

嘉会、美酒、丧乐，举坐泣涕，这是多么难堪的场面！但这就是魏晋风流，一种洞见生死真相之后真潇洒、真性情、真风流。

洞见

爱唱《行路难曲》的袁山松每当出游，就令左右人挽歌相伴。道士张湛，也就是民间说的张天师，喜欢在自己的屋前种植世人在坟前才植的松柏树。当时人作谚谣：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一个叫张驎的名士，每当酒后，挽歌甚苦。一个叫庾晞的名士，自己摇着大玲在家中唱挽歌，左右人一齐和。相和的人，大约也要唱，奈何、奈何。即使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中，杀人不眨眼的尔朱文略，沦落到了狱中还经常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这一首首沉重低回、凄楚悲凉的咏叹调交织在一起，汇聚成一条宏深沉郁的情感江河。

遥想古人，也许存在这样的一幕：在一片闲暇与宁和之中，大将军桓子野坐在朱栏玉砌的庭院之间，卧听家姬宛如天籁的声音挽歌阵阵。她们唱道：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将军则以“奈何”相和着。

情到深处，必然是生死的洞见。正如汤显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至情。不知生死，不足以说深情。

深情

桓温，桓伊的远亲。他的权势煊赫，远不是桓伊能比。

过江之初，士大夫们聚集在新亭，看到山河风景殊异，感极而泣。丞相王导说，应当勠力同心，克服神州。可惜王导的豪言壮语随着他那日渐苍白的鬓角消磨。直到桓温登场，北伐才成为一件可以击节高歌的壮举。

桓温北伐，横扫千军，势如破竹，一度攻下长安，那真可谓气吞万里如虎。但就是这样一位威武雄壮的大将军，北伐途中，再过金城，见年轻时所种之柳皆已十围，慨然悲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竟攀枝执柳，泫然流泪。

追溯这深情的源头，就在魏晋，在这个一往情深诞生的时代。

桓伊平蜀后，将西蜀最著名的美人李势妹纳为妾。这招来原配东晋南康长公主的嫉恨。这位长公主领着数十婢女与李拔刀相见。据说当时李正在梳头，长发如飞瀑飘洒及地，肤色闪烁着美丽的光泽。李从容不迫地收挽长发，神色正定而凄婉地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你若能杀我，正是我所愿！” 那位长公主见此情此景，掷刀上前拥李入怀，说道：“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桓温那老匹夫！”

在这则故事中，长公主实际上忍受着嫉妒、怨恚和失爱之苦楚，而李势妹则经历了国破家亡、万念俱灰之绝望；本欲白刃相见的两个女人，因这深沉的大悲苦而消泯恩仇。故事中李氏内心的悲哀使她外化出一种面对死亡从容优雅的力量，这力量带着一股悲愿，一种的绝望的美，它感染另一个满怀怒怨的妒妇，生出同样凌于万物之上的闪耀着美丽光泽的普世的同情。

在众生皆苦的人间世，所有的怨忿纷争都微不足道。而当我们穿透层层死亡的面具，超越漫漫人生的苦楚，洞见这荒谬的世界，人又是多么荒谬的存在！唯有那浸透了苦水、携带着悲愿、超越了绝望的情感才如此深刻、宏博与慈悲。这情感像一眼永不枯竭的泉水，滋养魏晋人洞见人生的真谛，增益他们的深刻、宏博与慈悲。

桓伊之叹，经谢安一语道出，成为一个时代的最佳写照。伟大的汉语又多了一个伟大的词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用“一往情深”这样成语来表达一种执拗的悲愿、深沉的哀婉、反抗绝望的力量。无论有过怎样的苦楚和不幸，无论世界如何冷酷用地待我，都要用一种慈悲宽恕、温情脉脉来对待这个世界。因为万物生灵需要妙赏，才能看见它的真谛。

妙赏

一往情深诞生的历史，就是魏晋人风流如雨的历史。

如果说曹魏和西晋的士大夫还在名教和自然之间纠结，那么五马渡江之后，东晋的士大夫就超越了名教与自然的对立，游荡在山水云梦之间。如果说到了魏晋，中国人才第一次发现了人自身的存在之境，那么到东晋人这里，中国人第一次以审美的眼睛洞察、发现、并流连这个如梦如幻的大千世界。每一寸山，每一方水，于他们而言，都带着玄思的意味。

山为阳，水为阴。没有山的起伏，水不能流，没有水的滋润，山就会枯。山和水的法则里孕育着万物生灵。而云的环绕，让山重水复，成一个水绕云蒸、循环往复的不朽世界：从山深处射出泉，宽延而成江河。于是逝者如斯夫。返而为云，与山邂逅复为雨，复归于山。山水之间，东晋人超越生的一去不返，死的不能往复。山水之间，他们触景生情、形神相亲，生死相依。

简文帝入华林，对左右人说：“会心处不必在远。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宗炳看山水，感到“质而有趣灵”；郭景纯看见“林无静树，川无停流”；卫玠渡江“见此茫茫，不觉百感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王羲之去官，穷诸名山，泛沧海而叹：“我终当在此中乐死”；王子敬从山阴道上走，见秋冬之景，而“尤难忘怀”……

曲水流觞，乐极哀来。士大夫们聚集在兰亭，于妙赏中开悟：“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他们悲哀的至深至诚，连快乐都展现出惊心动魄的宇宙人生的深情。

王戎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试图为当时人的一往情深寻找玄学的依据。他们能妙赏，更多情，恰恰在于他们有玄心。

玄心

王弼是最早提出“圣人有情说”的那个人。王弼论证儒道各家都推崇的理想人格——圣人，和普通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不同的是，圣人比凡人更懂得缘情制礼。这成为魏晋人重情的总纲领。

王弼以来，玄学家们纷纷论情。阮籍、向秀、郭象都把“情”等同于自然。在他们那里，世人喜怒哀惧爱恶欲皆应发乎自然本性，按照自然的本质要求去行事。郭象以自然即仁义，为“情”融入善的禀赋。情的玄学成果指导了魏晋人的日常生活。有玄心，就是能超脱看世界，能思辨地看问题，率真洒脱过生活，就是要有人情味。

有玄心的人摒弃礼教的繁琐、虚假和功利，任性率真地追求自我独立的审美人格，这是有晋一代人孜孜以求的方向。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个中全无功利的色彩和世俗规范的约束，一切行动的准则只有人的兴致，兴之所至，情随性至。狂士孙统常玩累日而忘了归家，王澄脱衣上树取鹊子而旁若无人，阮籍睡卧美妇之侧而其夫不疑。

在中国历史上，或许只有魏晋的门阀士大夫才如此骄傲和温柔，如此不屑从事剧繁的实务，而以清职为荣，远离权力的中心。

但这并不能否定玄学的意义。正如梁漱溟所说的那样，古今中外人类的学问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科学，一种是玄学。玄学是东方美学的源头。玄与妙，正是今天我们最缺的东西。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也可以用玄心来为之一辩。

魏晋人最爱辩名与实，言与意，灵与肉。名有符实、不符实之分，歌也有尽心、未尽心之别。这又如言难尽意。而大道之妙，得鱼忘筌。灵魂终究无法永远附着肉身。心中无限深情被宇宙间奇妙的歌声唤起，中心摇动，波涌激荡，似乎就要冲撞而出，可又无处皈依，徒唤奈何，只有一往而深。歌声散尽，心意亦杳。

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在一个诗意盎然的唐朝的晚上，杜牧仰望天中月明，更想桓伊还在，为吹塞上哀愁。绿窗下，午后酣睡的苏轼忽闻何处似有桓伊三弄，于是惊破了春梦。魏晋以后，有过多少个薄情寡义的时代，每当月明，抚琴弄箫，我也会恍然以为，桓伊还在。

月明更想桓伊在

有限存在遭受的种种压迫促使魏晋人的心灵趋向无限自由。他们由痛苦而深情，由深情而热爱。

何晏爱上了自己美丽的影子哀伤不已；嵇康将死惋惜的是《广陵散》从此绝矣；支道林放鹤飞去，只为那凌霄一跃之姿再不必作耳目近玩；陶渊明为自己挽歌，托灵魂之口言“但恨饮酒太少”；王羲之爱鹅，意在任率；顾恺之爱画，号为痴绝；荀爽暗恋曹洪之女竟然一命呜呼，卫玠思梦的真相久而成疾，桓温野心勃勃，权欲熏心，却也有浮想联翩，“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

魏晋的天际，果真有空谷足音，让世间得见真人。

桓伊最后终于任上。他一生剑胆琴心。从军破阵杀敌，为政教化百姓。史书没有记载他死于何年，却特别记载他有一把能发凤凰之音的笛子叫柯亭笛。笛子清脆婉转的遗响与他的谥号“烈”形成耐人寻味的对比。

千载一时，机缘不再。这位江左桓郎被认为是兼具玄心、洞见、深情和妙赏四美，奇才、高节二难的君子。既见君子，何妨举世嫌我迂阔。

无论是吹笛还是挽歌，桓伊的音乐，以优美、纯粹、宁和，颇具仪式感的氛围给有限生命的听者带来无限神圣而沉醉的出神状态。这种出神的状态摒弃了主体的一切生死祸福，功过是非，只留下无往而不胜的美烘托着它，引来后世深情之人与他遥相呼应。

一种风流我最爱，魏晋人物晚唐诗。魏晋人把触着的每一秒光阴化为黄金，把触着的每一个物相化为知音。这种诗一般的、狂迷的、近乎神灵式的冥于万物，摆脱了过去和未来，超越了欲望、恐惧、怨恨和绝望，从传统的信仰、价值、意义之外，又开出一片前所未有的美的存在之境——一个温柔的、感性的、美丽的，比炼丹服药更青春永驻的有情天地，整个世界存在的意义都建立在这爱的灵之中。如果说“一往情深”究竟一往何处才是最深的尽头，我想，便在这里。

而今风流云散，一别如雨。得鱼的人终究忘了筌，我辈搁浅在形式的半途，纵有清歌，如鲠在喉，徒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