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幸存者的屈辱书写

幸存者的屈辱书写

——ME TOO 的知识生产或从林奕含说起 艾晓明

ME TOO的七天，基本上打断了我计划中的创作准备；每天都有新的事件、新的主人公和新的角色参与与辩论。太多的创伤叙述以及太多来不及反驳的沉渣泛起，让人在思想和情感上都超负荷。更令人难以摆脱的是拉底智商的跟帖和无理纠缠。学界、媒体圈过去熟知和神交的朋友也在漩涡中翻脸；友谊难以为继，立场就此一别（或许友谊和立场也是基于幻想的共同体，事实是没有友谊，在随笔“不过一群娼妓”中已言尽于此）。最麻烦的是有人追着喊着跟帖，二加二等于五，此刻等于五，永远等于五……不再是理性互动而是话语霸凌。

进入这场辩论，深深意识到，作为女性，你不是获得解放的人。基于性别的霸凌一直在，只不过被自己掩埋或遗忘。一旦进入辩论的壕沟，那强盛恒久的阴暗话语卷地重来。我不能忘记章文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宣告杀心，指控者却被要求扼住喉咙，停止呜鸣。我也因此理解了林奕含在诀别这个世界之前这样谈到她的书：

Primo Levi說過一句話，他說“集中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但我要說：“不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

一、何为屈辱

ME TOO中的发声，也正是被强暴/性侵后的幸存者书写；其中的生命经验，饱含压迫、羞辱、委屈、耻感。事实证明，说它叩问这个社会的良知是想多了，多少良知代表对此是不屑一顾的。说希望再不要发生类似的悲剧，对于运动的自觉领导者或许是，对很多早已被性别的暴力震慑、俘虏和改变了人生轨迹的牺牲者已经不是。就像林奕含，她在写作中亦不相信这能改变什么，我想这也强化了她对自己这种书写的感受，她称之为“屈辱的书写”。

我从很多ME TOO的故事里看到林奕含式的“屈辱”，林奕含的陈述包含了几层意思，第一，诱奸且受害人爱上强奸者，故事有关堕落、屈辱、不雅；第二，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这么大质量的暴力，它是不可能再现的。”林奕含说的“大质量”，有多大？就我们这边的情况来看，《人物》公众号上周发布问卷，不到24个小时收到了超过1700个和性骚扰、性侵有关的故事。其中，绝大多数遭受侵犯者都选择了沉默。这是编辑部的一天，假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开放信箱；假如有一百个刊物做这件事，我们的现实认知，会沉没在一片漆黑的汪洋大海中吗？

第三，林奕含所说的“不可能再现”；这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从《人物》中选载的叙述中，我试图来回答这个不可能：首先就是太多了，太平常了，它就是女性的日常；每天都在发生，不足为奇。

试问，有多少女性不是这样，通过熟人的裸露、异性的猥亵、男孩的性游戏、对偶像的崇拜而失去天真，进入性别等级的社会仪式。而且，偶然、琐碎而难堪的场景，家长、学校何时教过你怎样诉说？遑论记忆？再则，即使是有文学怀抱，试图书写，又能从哪里找到书写的范本？更大而化之地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控诉屈辱的女性文化传统（你能找到大量名画是强奸主题，但那多是男性艺术家的作品；书写被强暴耻辱的女性主体在哪里）？它也没有知识上的传统（在女权主义的写作理论中是有的，但林奕含或者很多非文学的爱好者没有来得及接触。）

从没有传统的地方开始书写，还有一个面对语言的问题。那个作为经典的语言不是你的，它美且蛊魅，为另一性助力。你所崇拜的人、营造出这个传媒偶像的人（无论是林奕含书中的辅教名师，还是这边的长江学者或者百大思想家之类），他有语言之美的加持。我把这个语言的范围扩大了，在林奕含的语境中，它没有那么大，特指的是中国语言文学之美。

她说“這整個故事最讓我痛苦的是，一個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語境？為什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傳統？我想要問的是這個。”这个传统，是她所相信的人文情志，是“思无邪”；大而言之，人类语言文明创造出的教养、情怀；这也应该体现在异性交往中，是爱与美。但最后的问题在于，这些文辞变成了欲望的巧言令色。因此女性所承受的，不仅是被占有和控制的羞辱，还有语言的背弃（它就不是你这一性的，它书写在你的身体之上，以它的美来捕获你）：

我的整個小說，從李國華這個角色，到我的書寫行為本身，它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詭辯，都是對藝術所謂真善美的質疑。我想用一句話來結束，怡婷她在回顧整個大樓故事的時候，她有一句心裡話，她說：“她恍然覺得不是學文學的人，而是文學辜負了她們。”

那离开语言，你又怎样讲述自己的屈辱；何况，写作者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是加倍地体会到羞耻。

二、屈辱作为知识

林奕含之死引发震撼，在台湾激起反性侵行动的公共讨论。她的遗作对ME TOO运动也是启发，并带动了新一波打破沉默的声音。

如果我们把《人物》的故事看作性侵暴力幸存者的证言，那么，其中饱含的生命经验，是可以填补我们在社会认知方面的空白的。它是我们理解女性何以会遭受屈辱的知识，它也包含了权力制造屈辱的机制。

首先是性教育的缺乏，再加上社会文化中的性禁忌，把很多女孩按在无视情欲的无知状态。在成长年代，毫无准备地陷入来自家庭成员、熟人和亲朋的性侵犯和骚扰。由年龄造成的知识、权力的差异且不说，就同龄人的性别处境来讲，男童对性的探索往往是主动的，而女童却是被探索/侵犯的对象。不可说的身体私处却被贴近、解锁、强暴，它撕裂了无知又隐蔽了求知欲，造成最初的惶恐。

再一个，当女孩鼓足勇气告诉母亲；甚至在母亲发现女孩被性侵的处境时，母亲往往选择退让甚至忍气吞声：“我妈回了一条很短的消息，只有五个字。时隔多年我还是记忆犹新，‘躲开就好了。’”“派出所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别说他摸了你的胸，女孩子家家的不好。我也没有说。”“妈妈安慰我说老师只是对你特别宠爱而已，但她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妈妈第二天赶到学校详细的询问我发生了什么，并选择了绝对相信我，但他们选择了沉默，”……

若要问母亲们为什么选择忍让，一个是在性之不可说的禁忌，更重要的则是男权的贞操观。女性的性是节操的象征，被性侵者失去了贞操，因此是格外的不洁和可耻。她对性侵的每一个指控都将社会想象凝聚到她的私处，正如这次讨论中脱离了女作家主体的屁股和大腿，她的创伤成为公共展品。这个展品代表了应该压抑的欲望和无法掩饰的不洁；简言之，她就是个行走的耻辱器皿，人人得以唾骂之。怪了，为什么不骂性侵者？因为在文化中，男性的主体性是无需置疑的，男性在性上的主动性（侵略性）是男性气质的一部分。即使男性不可性侵，这并不是他的性本身有问题。他天然是性的拥有者、统治者和狩猎人。

母亲们是这个性别压迫文化链上的完成品，她们的畏惧、躲闪，是背负社会耻辱的无奈选择；要自保避免更大羞辱，只能沉默：“因为，在我们那个小城市，这件事情声张出去，即使大家相信了我们，他会成为噩梦，我也是被恶魔玷污了的人，我将背负着一辈子不干不净的罪名。”

第三，仍然要说到男性在这个性别处境中的优势/权势，大部分性侵者是男性。对，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强奸犯，特别是在受过教育的法治社会。其实古代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不允许强奸，不过那并不是为了保护女性，而是为了保护男性家族对女性的专属权。它和现代社会强调妇女意志的法律概念不是一回事，特别是约会强奸、婚内强奸，性骚扰，这都是女权挑战法律后新增的概念。

大多数性侵者是男性，这是一场古老的性别的战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林奕含将对女性的性侵比作奥斯维辛是耸人听闻，即使林奕含之死他们也会归之于小概率事件，不过是抑郁症的结果。但从《人物》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城市乡村，从小学生到公司白领，遭受性侵的都是以女性为主，这是基于性别的压迫，女性因其性别成为猎物。至于抑郁症，它既加剧了受害人的困境，又可以成为性侵责任人的挡箭牌。

正如讨论林奕含之死时一位台湾女律师所说，她代理的一个案子中中，最后受害人以死终结了庭审。因为她要不断地证明她的创伤，反复用语言打开私处，呈堂据供。她的情史性史要经过社会大众的公审评定，每一处瑕疵都可以被拿来作为受害的理由。而且，她的病历也要被调取，用来证明她的证言可疑。最后她只能归咎于自己：错在太勇敢。

她没有撑到赢的一天，她对自己执行了死刑。就算林奕含写尽被性侵少女的创伤屈辱，那位老师原型也不受法律惩处。就此而言，性侵幸存者，连奥斯维辛的幸存者都比不上。奥斯维辛已被关闭，她们中有人发疯，有人自残，有人抑郁不愈，或者成为内心耻辱的囚徒。

三、说出与回响

作为社会运动的ME TOO叙述，挑战了社会认知的盲区，让受害者发声以置换有关强暴的传统叙述。受害没有错，也不该背负耻辱生存。讲述带来力量，力量来自分清是非，厘清责任。这对受害者来说成为社会动员，籍此摆脱文化羞辱而重生。

但它的特殊性在舆论中也带来分裂。如前所述，性侵者并非黑道土匪绑票的，他们大多数是熟人朋友甚至亲属。职场性骚扰和性侵犯更涉及利用权力控制关系，这个权力的来源可以是知识、职权、资源和影响力等等。结果，公众心目中的偶像被打破了，承载了公众希望的朋友圈受到质疑：你的朋友有性侵或性骚扰行为，你们何以保持沉默？

ME TOO的声音也没有天然的正当性，你没有机会天天讲。它被认为是需要为其他的公共危机讨论让步，根本上，它就不被当作危机。它原本就很少浮出水面，结果，现在怎么去持续？宣传口已有禁令，ME TOO面临消声。

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语境中，传统的文化想象并不会因为ME TOO而退潮。一种有意味的连接是，反对性骚扰和性解放的关系现在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而传统文人的风情想象带出了对ME TOO要搞一种现代的性禁忌的质疑。张庆方律师援引冯崇义教授的推文，言及康梁之纳妾旧典，所谓“才大者，欲必大焉”。单独就才与欲关系之相长而言，我也觉得很有道理。问题在于，现代的性解放运动本来就是要解放情欲，但和传统的纳妾文化不同。这种解放是对男女双方而言，以此用在章文性侵遭举报的语境中，就十分不妥。我已不止一次地说明，将男性的欲望置于中心，无视女性意志，这就是性侵；什么纳妾旧典也无法为之辩护。

情欲解放的核心是，我们承认过去被压抑的主体，其情欲具有天然正当性，男性和女性、同性恋等多元性向都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情欲解放更强调情欲和自由意志的关系。自由意志是说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具有充分的自主权，我们可以说行，也可以说不。这就不能继续维持异性恋霸权，也不可以把一个人的情欲满足置于对另一个人身体自主权的牺牲上。我们的自由意志必须延伸到对身体的自主权，对情欲的满足方式和选择上。但这一解放，首先是排除了各种压迫性的性关系，不是说男性欲大，同事学生就是你的情欲出口；更不用说以后宫想象职场女同事。性自由和性自主都是行使个人意志，前提是尊重每一个人。

有朋友一直好意劝我，别跟太离谱的说辞辩论，但看到一些意见出自知名文人、博主之口，实在是需要记录在案：“说句不地道的话：一辈子不被蹭的，也是莫大遗憾（* 原文是“汗”，我就多事帮他改个错吧）。只能说些酸话。”（吴祚来）

“姑娘，你不骚，被骚扰和性侵的几率会小很多”（乔志峰）

不太有名的，直接开骂：

你们这些小骚逼

明知是窑子还要

盘腿打坐吃个饭

那就休怪老哥不摸你了

还有一个是广州某大学法律系学生的留言，我保留后也找不到了。总之都是些极端歧视女性的言论，不一而足。

为什么需要记录在案？因为屈辱故事激发出的讥评，它刷新了我们对文化积淀的认知。它每天都在提醒我们，让我们去思考，哪些态度是来自厌女症的敌意，哪些是传媒塑造的刻板印象，哪些是早已被女权主义文化批判洞穿的谬论。

前面已经说到，反性侵或许是合乎大家共同的公平正义的理想的，而排斥者却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希望保持队形，依然是雄起雌伏。那么，对于摸一把大腿拍一个屁股是应该当作友好邀请的；完全不应该介意。大家不是队友吗？不是要一起做项目吗？为什么不看在理想、工作的份上，要强调你个人的感受？就是在不反对ME TOO的圈子里，ME TOO的指控至少也带来男女交往失范的困惑，搂一个就性骚扰了？那烙在性上的耻感要落在性开放的人群头上吗？难道我们要放弃对性自由的追求而退回到“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则里？

四、倾听和尊重

在有关ME TOO的辩论中，我看到很多好的文章，它让我拓展视野，还有，认识到倾听的重要性。就性侵争议而言，法律程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也不容易启动；更不必说有时它也不管用。但起码，我们可以学会倾听，支持受害者发声；如“爱的征战”这个公众号上发的文章所强调的：让受害者的经验、要求真正得到尊重。

例如，性侵害和性骚扰不一样；性侵害或者强奸有不同形式，伤害后果不同；而性骚扰的情况更多涉及到在性方面相处的分寸态度；即可做和不可做的言行举止。这两种情况在ME TOO故事里，有些时候也并没有那么多分界；贯穿在性侵害和性骚扰中共同的问题是违背妇女/他人（设想同性之间）意志。

受害人的故事之重要也正是在于，它让我们了解受害人的意志是什么。就算你一时拿捏不到身体语言的适度感，你也能从已有的讲述看出：什么样的身体语言有疑议，为什么她的抗拒你没有看到，你的亲昵会不被受领。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不仅是身体距离的合适与不合适的界限要重新度量，包括亲密关系的极致，也需要在沟通和交流中确认。强调性本能，这不再是拿来遮掩性霸权的说辞；要有自由的性，它是保证人在充分自由的意志的情况下发生的性；是双方都平等参与、尝试满足的性，是由自由和尊重来保障愉悦的性。

这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我引章罗储林文章中的话来结束这篇长文：

与其说故事够多了，多的强化了行为与压迫，产生无辜的受害者，不如说故事还不够，我们还没有认真听、同理、理解背后的逻辑，它还不足以松绑行为与压迫之间的关系。多元的性不会在受伤的经验中长出来，它只会在正视受伤的经验之后，在言说之中，在说自己讨厌的性、想要的性、理想的性的过程中，慢慢呈现出来。

章罗储林：《我们在做一场非典型的米兔》

2018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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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沈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