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宰相刘晏、杨炎之死”两说
刘晏和杨炎是中国历史上中唐时期两个天才的宰相理财家。刘晏将财政片面商业化，食盐改“政府专卖制”为“间接专卖制”；杨炎改“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为“收税对象是资产”的两税法，说明中唐经济从重农（谷物）向重商（货币）转型。
但能干的宰相刘晏、杨炎先后被德宗皇帝杀掉。为什么德宗皇要杀他们？
对于这个专门人才死于皇权之下历史悲剧的形成，中国人论史习惯于采用君子小人说分析起因。网上《刘晏、杨炎：中国最顶尖的两个财政专家之死》一文说，刘晏死于杨炎的谗言，杨炎是死于卢祀的谗言。“卢祀是什么人？《资治通鉴》说：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又说：“应该说，德宗才是罪孽更大的小人。”
这个习惯还有一个例子。便是余秋雨《苏东坡突围》一文分析苏轼一生起伏之因，也是采用君子被小人馋言说。
可以说，肤浅的国人谈史总是“君子\小人”，这种道德人格冲突论。如“卢祀自不用说是小人，杨炎是不是小人呢？诸多古代史书说是，这些著作指杨炎除了提出两税法之外，其他‘乏善可陈’”。（《刘晏、杨炎：中国最顶尖的两个财政专家之死》）
这个习惯下，从君心狭仁、为臣不义、宦官私权、不杀不足平民愤之类的政治伦理谈人，——如“他是以此向天下做个交代，平息众怒”；或君子董道直行、小人揣摩多术的人品道德角度，——像余秋雨解苏东坡人生起伏之《苏东坡突围》一文：这样地入手评论历史人物、寻找事件的起因缘由，便不是分析理性，说来说去君子\小人动因做判断，解释是肤浅的，总有隔靴搔痒之感。
有意义的，是另一种解说。黄仁宇们的解说不似余秋雨一类，如学者李冬君是从“中国王权的逻辑是军权、政权的重心是财权”这个王权-军权\政权-财权结构中，分析“中唐藩镇割据和重商主义之间的关系”互动，去结构性看待刘晏、杨炎之死。而黄仁宇更是从现代财经逻辑入手，认为“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 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黄仁宇分析刘晏、杨炎之死道：
“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以致杨炎被卢祀谗杀）。”
这样的分析，较之习惯性以君子小人之道德高下谈人说世，要理性、专业和逻辑深刻得多。
又比如，谈安史之乱起因。 以往人们爱从唐玄宗、杨贵妃、杨国忠、李林甫诸人事、人格和人之体统等品质心思上谈原因——
例如《旧唐书》说杨国忠以便佞为宰相，颐指气使，等于逼着安禄山造反。又如《旧唐书》说玄宗任人不当，让安禄山为卢阳、范阳、河东三节度使；让他兼闲厩陇右群牧使，楼烦牧监，边区蓄养战马的权力都断送；再任以蕃将代汉将；更让安禄山拜己为父，杨贵妃为母，宫庭内外和朝堂上下不成体统。还如也有些史家认为任用蕃将是一种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心思不好，怕文臣入相出将与己争权，怂恿玄宗任用蕃将，反为所制。
黄仁宇批评上述对安史之乱解说真与失真不说，其提出见解的方法就有嫌疑，“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传闻来解释很多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大问题”。
黄仁宇是从组织理性和制度惯性上看，提出安史之乱产生于一个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具体说，理性的国防组织与惯性的文官官僚组织，安史之乱是这两种体系之冲突而起——
“节度使是一个统辖数个防区，边防着重实际情形。司令官以职业化、长久留任，并与当地民情风土融洽，才有功效；又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区疆域之大，资源当以活用为有利。简而言之，这（藩镇管理）是一种需要组织重点，能够发挥迅速确实的功效的一种结构。......“然而，藩镇之上的全国官僚机构的组织，却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去构造行政逻辑，一意保全大体，愿意牺牲局部。在这种前提之下，朝廷文官官僚宁可以人事关系之合宜，超过对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各种职位淳朴雷同，互相转让、互相交换，不容许任何一方面突飞猛进。故而，在安禄山叛变之前，这两种相反的组织精神，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边区表现出才干，回头到了长安，却被朝廷为了淳朴雷同，贬屈或不如其意。张守圭在幽州掩饰战败、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也有朝官杨国忠为他掩饰，反叙其有战功。即便是前述安史之乱非常时期，尽管抵抗安禄山的战略失宜，朝廷文官也仍压制军事方面的部署，去先满足政治需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这样一来，结果是一方面是安禄山这样“性巧黠”而重点高效、能“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的人物，能吃透地方详情、洞悉人力和物资之所在，以及征集方法，足以独当东北军事之一面；另一方面是趋同的官僚组织面对全国的政治搞均衡，二者体系必然导致冲突大爆发。
在总体结构冲突分析下，黄仁宇也采用历史人格分析补充，以滋润结构分析的枯燥——
实际上，玄宗也不是糊涂虫，早知道安禄山锐进能干，有反水的危险。只是安禄山东北军事防务的效率愈高，朝廷也就愈不容易找人替代，所以皇帝只好屈折自己去奉承安禄山。在这种“奉承”与“屈折”拉锯结构中，安禄山必反是自然的。
总之，如此专业性、结构性下定义人物，寻找命因，提出安史之乱是两种体系的性格冲突所引起的一场变乱，就令人心服口服，也得到理性和逻辑的智感满足。
一个文化人格看问题和一个结构逻辑析道理，这是解说“刘晏和杨炎之死”的两种方法。后者是解题基础，前者不过是点染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