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背后,是一桩真实的唐朝幻术案
非常之时必然会发生非常之事。对于习惯了男性统治者的中国人来说,武则天时代就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诡谲时代,因此,非比寻常的怪异之事,也聚集在这位非凡女子的统治之下。妖魔鬼神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现身人间,或带来愉悦,或降下恐怖,成为这位扰乱统治秩序与伦理纲常的女主治下最恰当的超自然注解。而拥有役使妖魔鬼神之能的方士异人,更凭借这种神秘的力量,得以出入常人庶民难以一窥究竟的宫禁,窥视权利核心的秘密,将那些或真或伪、或虚或实的秘闻传言带向人间,掀起波澜,制造传奇。
因此,中国最富想象力的导演徐克,会将目光锁定在武则天统治的时代,接二连三抛出以武朝名臣狄仁杰为主角的奇幻电影。在几天前新上映的狄仁杰电影第三部《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幻术成为了这部电影的主题。影片中,那条被幻术活化的金龙,在雷霆电光中从柱子上飞腾而起,电目血舌,口吐烈焰,冲破殿顶,直上云霄时,戴着3D眼镜的观众被深深地震撼到了,坐在前三排的观众甚至能感到椅子在金龙的嘶吼中摇颤震动——这一幕幻术的镜头可谓中国电影中经典镜头之一,徐克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终于在发达的科技之下,让他心目中的大唐幻术成为了可以耳闻目睹的现实。
尽管这场视听盛宴值回票价,但令人遗憾的是,本应作为电影核心的故事情节却漏洞百出,以至于狄仁杰所谓“神探”的鼎鼎大名,靠的不是他出色的头脑和缜密的理性,而是不亚于那些术士装神弄鬼把戏的绝世武功和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佛法顿悟。

这也难怪,对长于用巨资制造声色之娱的中国电影人来说,如果装神弄鬼的伎俩足以耸动耳目,那么故事本身自然就可以退居其次,沦为影视特效可有可无的陪衬。但对影片设定为时代背景的唐朝的士民来说,他们没有绚烂的特效技术,杂耍和表演也不像电影一样可以反复播放,如果某人看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幻术表演,他想要与其他人分享自己所见所闻的唯一方法,就是想方设法把故事讲好,让听者读者可以透过讲述和文字,在眼前浮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

想象力会在故事坚实的基础上建起高楼大厦,从而催生出唐代最具特色的两大文体:传奇和俗讲。前者是文人宿构奇思的笔墨之技,后者则是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节目,千载之下,后世仍能通过那些着意推敲的文字和巧思妙构的情节,感受到那个时代蓬勃郁发的想象力。尽管它们除了文字唇舌之外别无影视技术依傍,但作为故事,它们绝不下于今天最天马行空的电影。因为根植在繁盛的想象力之下的,是属于那一时代的真实。
在这些真实的故事中,也包括一宗与幻术有关的案件。尽管徐克在《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中同样期望勾稽旧史,将真实发生的故事与电影想象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但遗憾的是,这些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除了名姓之外,只能居住在导演编剧构筑的夸诞不实的空中楼阁中,以至于那些看似波云诡谲的情节,也成了漂浮在空中的虚妄云烟。因为它并不像历史的记载那样,虽然看似光怪陆离,但仍然建筑在真实的地基上。当徐克用“真相不白”作为电影的宣传语,他自己恐怕也明白这不过是个从观众口袋里掏钱的噱头,因为电影进行到三分之一,所有人就已经知道幕后真凶就是那个导演编剧生造出来的“封魔族”。但徐克决然想象不到的是,在1300年前的这宗真实的幻术案中,尽管没有那些所费不赀的炫目特效,但其诡谲曲折,纷繁复杂,反而让“真相不白”这个千年后的电影广告,成为了它最恰当的形容。
撰文 | 李夏恩
鬼神杀人?
刀子仍然插在心上,但尸体已经凉透。没有人知道在679年6月16日这天晚上,这位叫明崇俨的官员究竟经历了什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被人杀死了。从刀子尚未拔出这个细节来看,杀人手法很是仓促。
在官修史书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对这一案件的记载都是“盗杀”,这是一个合乎理性也容易让人信服的解释。但“盗杀”这个词在史官笔下却别有深意。它并非如字面理解的那样,是指被盗贼杀害。真正被盗贼杀害的案件,史书中另有专词,一般被记述为“劫杀”或是“盗贼杀”。中国语言的多义性赋予了“盗杀”这个词一种晦暗不清的深意。在两唐书中,“盗杀”一共出现过五次,每一次都是当朝官员被害。而这些案件,最终结果不是真相不明不白,就是有人暗中指使的政治性谋杀。
史官的春秋笔法,为这起案件留下了令人浮想的蛛丝马迹。而同时代一位叫张鷟的文士,则在他的私人笔记《朝野佥载》中记载了当时人对这起谋杀案的看法:“或以为俨役鬼劳苦,被鬼杀之”——凶手不是别人,而是不堪明崇俨役使的鬼神。这听起来当然不像“盗杀”那样理性而容易被今人接受。但对唐人来说,鬼神与强盗一样,都是真实存在的事物。而“盗杀”本身就是那种不明不白的杀人案,那么还有比同样或隐或现的鬼神更适合作为这起案件的真凶的吗?

似乎是为了证实明崇俨为鬼所杀这个观点,张鷟在书中记述了明崇俨的四则奇闻异事。蜀地县令刘静的妻子患病,明崇俨开出的药方是一副新鲜龙肝。尽管唐人对这种神话中生物的存在深信不疑,但如何获得这种神物却让刘静感到杳不可得。明崇俨轻而易举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画成一道符箓,乘着风放到天上。片刻之后,就用一条龙从天而降,落到水瓮中,被明崇俨活剥皮肉,剔出肝脏,给刘静食用。龙来到人间本身已经相当稀奇了,更何况它这次降临不是作为神灵受人崇拜,而是成为凡夫俗子的盘中餐,就更加令人不可思议。
而其他三则奇闻,则显示出明崇俨与至高权力之间的私密关系。武则天的丈夫唐高宗对这位身怀异术的臣子非常感兴趣,以至于特意准备了一场测试。他令人挖掘了一个地窖,让两名宫妓在其中奏乐。然后,他将明崇俨引到此地,命令他终止这种“怪异”现象:“此地常闻管弦,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明崇俨将两道亲自书写的桃木符钉在地面上,音乐立刻就停止了。皇帝意识到自己的测试被明崇俨轻易破解,他笑着召唤两名宫妓从地窖中出来,询问她们为何停止奏乐。回答是受到了恐吓:“见二龙头,张口向下,遂怖俱不敢奏乐也。”这个毛骨悚然的答案让皇帝“大悦”。

英国学者巴瑞特,历史背景以及初唐道教、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道教与政治、中唐中兴与道教的复兴、开元中期的道教、天宝年间的道教、安史之乱到九世纪早期的道教与帝国、九世纪早期的道教与政治、九世纪中期的道教与政治、晚唐的道教与政治等。
取悦龙心,可以说是明崇俨侍奉君侧的主要目标。皇帝超出常理的欲望,都是他展现自己法术邀得圣宠的机会。在一个溽暑夏日,皇帝表示想要冰雪和枇杷、龙眼这两样距离长安千里之遥的岭南水果。明崇俨“坐顷间”,就从阴山取来了冰雪,又从岭南拿来了龙眼和枇杷,它们的味道与真正的果品“食之无别”。在四月的一天,皇帝突然想要吃西瓜,但此时尚未到瓜成熟的季节。明崇俨向皇帝要了一百钱离开,不一会儿便拿来了一只大瓜,说是从一位姓缑的老人瓜园中得到的。皇帝特意传唤缑氏老人进行追问,得到的回答是:“土埋一瓜拟进,适卖,唯得百钱耳”。
但明崇俨最神妙的异术,是能役使鬼神。八世纪一名叫戴孚的文士在《广异记》中记载了明崇俨的一桩奇事。赵州卢参军的妻子在端午日突然心痛猝死。猝遭丧妻之痛的卢地叩响了明崇俨的宅门,对他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明崇俨告诉他,这是泰山神之子泰山三郎掳走了他妻子的魂魄强逼结婚。于是,他交给卢参军三道符箓,让他依次焚烧,“横死必当复生”。
卢依计行事,妻子果然复活。她睁开眼睛,对他讲述了刚才的遭遇。她的魂魄被一辆车载到泰山山顶,一名自称泰山三郎的少年让十余名侍婢为她梳妆打扮,准备开宴婚礼。正在她悲哀垂泪之际,忽然有一名自称上利功曹的神人,自称奉都使之命,登门质问泰山三郎为何强娶人妻。泰山三郎尚且对其出言不逊。没过多久,又有一名自称直符使者的神人奉都使之命登门,“令取卢家妇人”。这位使者的登门,让与泰山三郎一起下棋的同伴都张皇失色,再三规劝。但三郎仍然坚持不放。最后,一阵疾风将黑云吹到泰山崖顶,两名使者高声吼道:“太一直符,今且至矣!”直到此时,泰山三郎才面露惧色,但为时已晚,巨风将他的宅室抛到百余丈落下,“人物糜碎”,只有卢氏妻子幸存,被三位使者带回家中。

上利功曹是上利仙府记录功过的天官;直符使者则是当值星官的使者,其威灵足以在五方布降真气,驱使雷部将官,降服邪神。而最后出场的太一直符,则是道教至高神灵天帝太一的使者。明崇俨可以用符箓召请役使这三位天庭尊神,足以证明他在唐人眼中神通广大。而皇帝对他方术能力的认可和宠信,更为这名术士散发出的神光披上了一层权力的外袍。在神灵与世俗双重权力的加持下,明崇俨可谓如日中天。他从黄安县丞一介小官起身,被升为冀王府文学,到677年,他被授予正谏大夫的煊赫要职。高宗皇帝不仅特令他入阁供奉,还为明崇俨的五代祖南齐隐士明僧绍御制碑铭,大加揄扬,并将碑铭树立在栖霞寺的故宅旧址上,用以彰显皇帝圣宠不仅集于己身,更恩泽祖先。

到679年,明崇俨的恩宠已经无以复加,他不仅得到高宗皇帝的垂睐,更被皇帝的妻子,与皇帝并称“二圣”的皇后武氏看重。《旧唐书》中如此记载明崇俨与武则天之间的关系:“时语以为崇俨密与天后为厌胜之法”。这种被称为“压胜”的秘法,是以咒术或镇物祓除不祥邪祟的一种秘术,其施行的过程与施法的对象,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
深深的宫闱将疑虑与秘密与外界隔离开来,这是只有至高权力才能独自专享的特供法术。对那些被隔绝在外的人来说,只能用想象来弥补这段被权力遮蔽的空白。幻想的目光穿过厚重的宫墙,聚焦在一间香烟缭绕的密室中,朱墨像龙蛇一样在纸上游走,开合的唇吻吟诵出召唤鬼神的秘咒,影影绰绰之间,那些听奉符令应召而来的鬼使神差接踵而来,而端坐在这一切正中的,就是那位笃信君权神授的传奇女主。她正端坐注视着这一切,等待上天为她的统治降下福泽,驱逐妖邪。
邪术正法
“妖邪”这个词,可以说是唐人日常生活中的恐惧之源。在这个笃信超自然力量的时代,妖魔与邪术都是真实的存在,并且时时会作祟人间。从这个角度上讲,当明崇俨用符箓召唤神使惩罚强抢人妻的邪神泰山三郎时,他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人间与妖邪之间的中介。通过惩治侵入人间的邪神,让人间回归本来的秩序。从这个角度来看,明崇俨施行的应该是驱逐妖邪的“正法”。
但就像思想史家葛兆光在《妖道与妖术》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妖术与正法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同一种法术,既可以称之为妖术,也可以被视为正法。被道教奉为仙翁的葛洪,就在《抱朴子》中声称当时有“诸妖道百余种”。按照葛洪的解释,那些“既不能修疗病之术,又不能折返大迷”,一味“祈祷无已,问卜不倦”的巫师就是所谓的“妖道”。六朝时代道经《玄都律文》中将那些“因鬼称神,托名官号,诽师谤道,淫祀百鬼,反乱求真”的行为定为修持正道者的大忌。另一部早期道教文献《太上洞渊神咒经》中也批判那些“世俗俗师”“打鼓祀神,杀猪犬鸡豚三牲,草木之上,召唤百鬼,祠祀野神”的法术仪式。因为这些法术仪式干扰天地人神之间既定秩序,让不应该进入世俗领域的超自然力量强行闯入,从而扰乱人间,蛊惑民心,酿成大祸。

那么明崇俨所使用的法术究竟是正法还是妖术呢?在卢参军妻子事件中,当然可以说他施行的是正法。
但《朝野佥载》中的其他四则事迹,却尚需仔细斟酌。谙熟汉魏六朝文学的人会发现,这四则事迹其实都有更古老的母本。譬如明崇俨从岭南和阴山搬运来水果和冰雪,以及从缑氏老人园子中取来西瓜的法术,是六朝小说中常见的“致取远物”故事。这些故事可以追溯到南朝梁陈之间见素子所撰的《洞仙传》中苏仙公的故事,只是把苏仙公取来的鱼鲊换成了瓜果冰雪而已。而他用桃木符幻化的龙头巧破皇帝安排的测试,则是东晋葛洪《神仙传》中汉武帝时仙人刘凭故事的改编版,同样都是皇帝安排宫人伪装成鬼怪用以试探,也同样都被符箓所镇压,不同之处在于,明崇俨的符箓只是恐吓了两名宫妓,而刘凭的符箓则让伪装成小鬼的数十名宫人“皆面抢地,以火淬口无气”。另一个不同则是,相比唐高宗在测试之后的“大悦”,汉武帝却被刘凭的法术吓得“大惊”。
尽管明崇俨的事迹和这些早期故事母本重合度高得近乎于洗稿剽窃,但恰恰是那些看似不关宏旨的细节不同,揭示了两者在本质上的迥然差别:苏仙公通过法术远取的鱼鲊是为了孝敬老母,而明崇俨施法取得的瓜果冰雪却是为了讨得龙心嘉悦。汉武帝的“大惊”体现的是刘凭作为一位得道真仙对统治者不敬试探的惩戒,睥睨世俗权力的超然姿态溢于纸端,而明崇俨则是用法术来讨得君王“大悦”,屈服献媚之态不言自明。而且,苏仙公和刘凭最后都选择放弃高官厚禄,远离俗世,入山修行。而明崇俨则用法术来射求官位,甚至试图左右朝政。
“崇俨每因谒见,辄假以神道,颇陈时政得失”——役使鬼神的法术不再是驱逐邪祟的正法,而成了谋取权力的工具。超自然的力量屈从于内心对权力的贪欲,可以说这才是明崇俨最终莫名身死的根本原因。在明崇俨之前的记载中,同样也有一位传说“被鬼杀之”的术士,东汉的费长房。这位术士受到仙人的指点,同样获得了“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的法术。在开始时,就像明崇俨一样,费长房用法术驱逐妖魅邪神,可谓施行正法。但高强的法术让他在鬼神面前成了一名严苛的暴君,人们经常看到他独坐时面带怒色,督责那些肉眼凡胎看不见的鬼魅。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他最终失去了役使鬼神的符箓,“为众鬼所杀”。就像唐人传言中明崇俨的死法一样。
如此看来,明崇俨可谓作法自毙的典型。他使用邪术干预朝政、牟取权力的行为,自然也受到了所谓“正法”术士的挑战。武则天时代以法术著称于世的术士不止明崇俨一人。叶法善就是修习正法的术士之一。根据两唐书记载,明崇俨的法术乃是传授自他父亲在安喜县令任上时一名会召使鬼神法术的县吏,其来源可谓不明不白。而叶法善则不同,他是江南道教世家子弟,一门四世修道,早在少年时期,他就云游名山,访问名师,分别从青城高道赵元阳处“受遁步玄之术”,又在嵩山高道韦善俊门下“传八史、云跷之道”,十五岁出家习道,按照道教受箓仪式成为一名正统的正一道道士。
叶法善不仅通晓内外丹诀、隐术和符咒,同样可以役使鬼神,劾治邪魅。在一则记载中,一次他在洛阳凌空观设坛醮祭,突然有数十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投火中,大惊失色的观众急忙将这些人救出,但叶法善却告诉他们“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经过他咒术禁劾的魅病患者悉皆病愈。

叶法善的高超法术让唐高宗深深折服,但他却拒绝了世俗权力的要求,告诉皇帝比起宫禁,他更喜爱山水自然。当他看到明崇俨“假以神道”干政的行为后,他决心用正法来压制对方被权力迷惑的邪术。根据《唐叶真人传》的记载,明崇俨“每使冥官上天曹检事,须臾之间,来报善恶,未尝失期”,叶法善则用压胜之术阻断明崇俨役使鬼神上天的通道。一连数日,明崇俨都无法再带来上天的消息,只得告诉皇帝“使不来”。在皇帝的劝说下,叶法善解除了法术,明崇俨这才向皇帝奏称:“被叶尊师遣向天门,把捉不得通”——邪术在正法的面前甘拜下风。
尽管叶法善在这场与明崇俨的超自然较量中获胜,但他却无法左右世俗权力的意志。因此,当明崇俨“密与天后为压胜之法”,通过法术来干预朝政时,他只能退处一旁,缄默不语,以世外高人的姿态冷眼旁观这场注定发生的权力家族的伦理惨案。
正不压邪
“太子不堪承继,英王貌类太宗,相王相最贵。”
在明崇俨为武则天秘密实施的压胜法术的秘咒中,也许这句“咒语”最能打动武则天对权力敏感的心思。明崇俨密奏的那位“不堪承继”的太子李贤,在这一年已经27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自从22岁立为太子之后,李贤就三次监国,替多病缠身的父皇代理朝政。太子的从政经验深获高宗赞誉:“抚字之风,既尽于哀矜;刑网所施,务存于审查”。这位天赋聪颖的年轻人也乐于招揽贤才,著书立说。刚刚坐上太子位不久,他就召集著名学者汇集东宫,为东汉著名史学家范晔的《后汉书》进行注释。李贤与诸位学者合注的《后汉书》不仅得到高宗的手诏褒奖,更为后世赞扬。19世纪的著名史学家王先谦,在其传世名著《后汉书集解》称:“章怀(即章怀太子,李贤的谥号)之注范,不减于颜监之注班”。

但在权力的视角下,这部书可绝非一部简简单单的历史撰著。如果说文字是权力的秘书,那么记载历代治政得失的史书就是权力的秘书长。它从过往经验教训中提炼出统治的秘要,传达给后世的统治者。唯有能参透这层秘要的统治者,才是能真正驾驭古今的合格君主。从这点来看,太子李贤选择讲述东汉历史的《后汉书》加以注解,或许就别具深意。众所周知,东汉一朝留给后世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警惕外戚专权。而外戚之所以专权的原因,正是太后以女主身份临朝干政,导致母子争权的恶果。
李贤是否刻意将讽喻深意加诸史书之中?他的母亲武则天又是否读出了这层深意?这一点并未见诸史料记载,但史家却记录下了武则天的反应,她下令自己豢养的北门学士编纂了《少阳正范》和《孝子传》赐给太子,一如书名“少阳”和“孝子”,毫无疑问是警告这位偶露峥嵘的儿子要学会听话和顺从。
但这恰恰戳中了太子李贤的又一个软肋。自从登上太子之位,这个年轻人就一直活在谣言的不安中。在这则宫中秘密流传的谣言里,他的母亲并非武则天,而是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李贤出生的时间似乎也证实了这一谣言的疑点。根据史料,他降生于永徽五年十二月戊午(654年),高宗与武则天一行从长安出发前往拜谒太宗昭陵的路上。不到十个月前,他那位尚在襁褓的女婴姐姐就不幸“夭折”,后世史官几乎一股脑地将公主之死归咎于武则天为了与王皇后争夺后位,所以在后者来探望公主之后,就亲手扼死了她,然后当着高宗的面,将罪名嫁祸在皇后头上。武则天在诞下又失去女儿后,又如此快地受孕确实很不寻常。因此这则谣言即使不够真实,也并非空穴来风。但倘使它是真的,那么李贤与母后武则天之间的“母子之情”也就成了一场逢场作戏的虚假戏剧。
但这则生母谣言中最可怕的部分还不仅仅是私生子的身份,而是他那位谣传生母的结局。韩国夫人在李贤出生后不到一年就莫名其妙暴毙,时人一直传言是武则天忌恨姐姐承恩圣宠而暗下毒手。这种怨毒之情甚至绵延到下一代。当武则天得知高宗又将目光转向了韩国夫人年轻漂亮的女儿魏国夫人之后,一场新的谋杀戏码再次上演。在一场家宴上,魏国夫人突然中毒暴毙,在场的武则天旋即指控凶手正是与宴的两名堂兄武惟良和武怀运,是他们从外面带来的食物毒死了自己的外甥女。于是,在解决了可能的争宠对象的同时,她又一箭双雕地干掉了两个平日里一向对她不恭的堂兄。

李贤非常了解母亲的欲成大事,至亲可杀的忍鸷个性,就像他清楚自己太子头衔的得来一样。前任太子,他的兄长李弘也是一位天资聪颖且比他更娴于政务的年轻人,他谦逊有礼的性格和严谨仁爱的治政措施让他深得父皇的器重和臣民的爱戴。高宗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由于自己身体多病,甚至想尽快逊位给他。但就在这个念头刚生出不久,李弘就在陪同父母前往洛阳北部御苑之时突然暴毙。
如此算来,母亲的死亡名单上已经有了自己的长姐、长兄、姨母、姨夫和表姐,既然至亲一旦成了绊脚石都无法逃脱暴死的命运,那么他自己这个疑似私生子的前景也就岌岌可危了。当李贤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时,他的名字就很可能已经在死亡名单上一笔一划地落墨了。当明崇俨对武后还有高宗密奏“太子不堪承继”时,实际上已经是在假借鬼神之口暗示他成了新的绊脚石,应该为母亲的权力之路腾地了。从明崇俨所谓的“英王貌类太宗,相王相最贵”来看,这番话绝对不可能是出自洞察先机、预知未来的天神之口,被形容为“貌类太宗”的英王就是后来成为唐中宗的李显,而“相最贵”的相王则是睿宗李旦。这两个人最大的共同特点就是庸碌懦弱,容易摆布,完全缺乏一位君主应有的独立果敢的个性,可谓政治傀儡的最佳人选。在母后眼中,不堪受人操纵的李贤比起他们,当然不具备成为傀儡的天赋。但作为皇位的顺位继承人,他的存在就无法让两个称心如意的傀儡上位。是到了该搬走他的时候了。
但明崇俨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虽然能用法术来愉悦帝心,又能借鬼神之口说出符合皇后心意的预言,却没能逆料自己的死期。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不明不白的死亡,成为了绊倒太子李贤的第一步。
尽管后世史家或明或暗地认为,太子李贤是谋刺明崇俨的幕后主使,因为后者做出了不利于他的预言,他逼不得已,不得不杀人灭口。他宠信的户奴赵道生也供称太子差遣他谋杀明崇俨。这也就是《旧唐书》中明书的“太子密知之,潜使人害之”和《新唐书》中隐讳提到的“及太子废,死状乃明”。

但这确实太诡怪了,即使太子不愿坐以待毙,也不需要用谋杀手段来打草惊蛇。而对武则天时代刑狱考掠的残酷有所认识,就会知道酷刑之下,得到想要得到的口供有多容易。因此,究竟谁才是谋杀明崇俨的“鬼”仍然介于隐现之间。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武则天是这起谋杀的最大受益者。以明崇俨的蹊跷的谋杀案为开端,太子李贤终于被步步逼向被废之路。680年9月10日,明崇俨被杀的14个月后,李贤以“谋逆罪”被废为庶人。谋逆的证据就是从东宫马坊里搜出的“皂甲数百领”。武则天特意下令将这些甲胄在洛阳天津桥当众焚烧,以此向全天下公开太子谋逆的罪证。但这数百领甲胄遑论拼凑一支谋反军队都不易,而按照东宫规制,太子辖属本身就有十率府的军事机构,拥有皂甲也是正常情况。
从动机上看,皇帝多病乃是朝野尽知,而太子春秋正盛,稍有耐心,不会等不到正常即位那天。而且高宗从未动过易储的心思,即使在明崇俨被杀四天后,高宗就再度将监国重任交给太子,并未对其有所怀疑,因此,太子何必非要冒巨大的风险篡位谋逆呢?
尽管从理性推断,太子谋逆的证据完全不成立,但他还是难逃被废命运。负责审判太子的三位审判官中,除了曾任太子左庶子的高智周感到“治章怀太子狱,无所同异,固表去位”外,另外两个人薛元超和裴炎都得到武后奖赏。薛元超成为了新任太子,也就是被明崇俨称为“貌类太宗”的英王的老师,不过他很快发现自己接了个榆木疙瘩,直到太子二十七岁,他还得苦口婆心地劝导他“所读班史,请毕残功”——请太子至少耐心把书从头到尾读完。而裴炎则荣升为宰相,直到武则天认定他又成了另一块绊脚石,于是把谋逆的帽子扣到他的头上,将其满门抄斩。
李贤的被废导致了一播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太子的东宫臣僚几乎被一网打尽,在武则天看来,这些东宫臣僚正是儿子引用与自己争夺权力的政治工具。而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协助太子主编了几本书罢了。其中,担任太子典膳高岐被高宗下旨交代其父回家后自行管教。但当高岐走进家门时,迎接他的却是一把利刃。当他的喉管被割开的那一刻,他还来得及看到拿刀的正是自己的父亲。而他的伯父正忙着将一把刀刺进自己的胸膛。当他的堂兄满身血污地用刀子砍进他的脖子,割掉他的头颅时,他或许还有一丝气息。但他不会知道自己那颗鲜血淋漓的头颅会被自己的父兄亲手抛到大街上示众——失败者的家族就用这种血淋淋地方式写下了新的效忠书。
真相不白
很多年后,被封为邠王的李守礼向他的兄弟们展现了一项异术,他可以准确地预言阴雨和晴天。当他的兄弟们惊叹道:“邠哥有术”时,他却悲伤地表示自己所谓的异术,乃是他的祖母武则天恩赐的结果。他正是当年被废黜的李贤的三个儿子之一。李贤被废后四年,高宗皇帝就去世了,武则天旋即派左金吾将军丘神绩到囚禁李贤的巴州寓所,逼令其自杀。之后,他和兄长、弟弟就被囚禁在宫中。张鷟在《朝野佥载》中记载了李守礼兄弟的遭遇,他们被武则天宠信的酷吏来俊臣罗织罪名,诬告他们“夜遣巫祈祷星月,咒诅不道”。在“酸痛”的酷刑栲楚下,他们不得不“自诬”最后一起被鞭杀。唯有李守礼苟活了下来,但即便如此,每年他都要被武则天找机会施加杖责,以至于脊背“瘢痕甚厚”。这些瘢痕成了感应阴晴的异术来源,“欲雨,臣脊上即沉闷,欲晴,即轻健”。说完,这位武则天朝的幸存者泪如雨下——只有经历过一切的人,才能通晓幻术的真意。只有权力才是最伟大的法术,它可以变白为黑,转生为死,命运只在它的股掌操控之间,还有什么比权力制造出的幻象能真实到让人为之恐惧,又为之疯狂呢?

李守礼死于741年,官方史书对他的记载是贪图享乐,一事无成。但这或许正是这位幸存者在久经磨难后所练成的自保之术。在他死前,他还来得及看到自己的堂弟,发动了两次血腥政变登上皇位的唐玄宗李隆基,下令处决太子和自己的另外两个儿子,而罪名同样是莫须有的谋逆。
罗织罪名,怂恿李隆基处决自己三位亲子的,是他最宠爱的武惠妃,这个女人,正是当年借明崇俨谋杀案废黜太子的武则天的侄孙女 。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李夏恩;编辑:徐学勤;走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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