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摘录
1.不论树木花草，不论雀鸟昆虫，不论小孩子，全都欢欢喜喜。可是人——大人，成年人——却依然无休无止地在欺骗自己和相互欺骗，折腾自己和相互折腾。人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这春天的早晨，不是为造福万物而生就的人间美景，这种可以激发和睦、融洽、友爱之情的美景，神圣而重要倒是人们自己想方设法，施行人对人的统治。
2.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很快，而且相当隆重。这样正正规规，有条有理，庄严隆重，使在场的人感到十分满意，使他们更相信自己是在做一项庄严而重大的社会工作。聂赫留朵夫也有这样的感觉。
3.他之所以发生一系列可怕的变化，只是因为他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起别人。至于他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起别人，那是因为，如果相信自己，日子就不太好过；按照自己的信念处理任何问题都不利于追求舒服快乐的兽性的我，几乎总是与其作对；如果按照别人的观念，就无须解决什么问题，一切问题都已解决，而且解决得总是不利于精神的我而利于兽性的我。况且，他要是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指摘，要是相信别人的观念，就得到周围人们的赞扬。
4.“这个危险分子，跟昨天那个女犯是一样的，”聂赫留朵夫听着审讯，心中想着，“他们危险，我们倒是不危险？······我这个浪荡子，酒色之徒，骗子，还有我们这一伙人，还有虽然知道我的底细却不但不鄙视我，反而尊敬我的那些人，倒不是危险分子？而且，就算这个小伙子是这个大厅里所有的人当中对社会最危险的人，在他已经落网的时候，按常理来说，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明显，这个小伙子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坏蛋，而是一个最平常的人。这是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他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是因为他处在产生这样的人的环境中。因此，看来很清楚，为了不再出现这样的小伙子，必须尽一切努力消除产生这样不幸的人的环境。
“可我们是怎么办的呀？我们虽然明明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在外面游荡，却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来的小伙子，把他关进监牢，让他处在无所事事的环境里，或者让他从事有害健康而无意义的劳动，使他终日接触一些跟他一样无以为生因而走了歧路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让他从莫斯科省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进入最腐败的人群中。
“我们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消除产生这样的人的环境，反而对产生这样的人的机构一味加以鼓励。这类机构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工厂、作坊、饭馆、酒店、妓院。我们不但不取消这类机构，而且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加以鼓励和安排。
“我们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将不是一个，而是千百万个，然后我们就抓住一个，就自以为我们该做的已经做到了，已经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对我们再也不能有什么要求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送到伊尔库茨克省，”聂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边，听着辩护人、副检察官和庭长的不同的腔调，看着他们那踌躇满志的姿态，特别动情、特别清醒地思索着。“有多少劲儿用到了装模作样上了呀，”聂赫留朵夫继续思索着，一面环顺着这个大厅，看着画像、灯、椅子、军服、一面面厚厚的墙壁和窗子，想到这座建筑物之大，想到更加庞大的整个机构，想到不仅此地，而且遍及全俄的官吏、文书、看守、差役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按时领取俸禄，就是为了表演这种毫无益处的闹剧。“如果我们拿出这种劲儿的百分之一来帮助那些无以为生的人，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仅仅把他们看作供我们安逸和舒适的劳动力和肉体，那有多好呀。当初这孩子由于家境贫困从乡下来到城里的时候，”聂赫留朵夫望着小伙子那憔悴的、惊恐的脸，想道，“只要有一个人怜悯他、周济他，就行了。或者即使他已经在城里，在厂里干了十二小时活儿之后，跟着年龄大的同伴去下小馆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对他说：‘别去，孩子，这可不好，’小伙子也就不会去，不会去闲荡，什么坏事也不会做了。
“可是，自从他在城里像小野兽一样过起学徒生活，为了不生虱子把头剃得光光的，跑来跑去为师傅们买东西的那时候起，却没有一个人怜悯过他。恰恰相反，自从他进城以来，从师傅和同伴们嘴里听到的是，谁会骗人，谁会喝酒，谁会骂人，谁会打架，谁会玩女人，谁就是好汉。
“等到有害健康的劳动、酗酒、放荡使他生了病，学坏了，整日里昏头昏脑，浑浑噩噩，如同在梦里一般在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又一时糊涂钻进人家的板棚里，从里面偷了几张没人用的擦脚垫，这时我们这些衣食富足、有钱也有文化的人不但不想方设法消除使小伙子落到今天这种地步的原因，倒是要惩罚那个小伙子，想以此改变局面。
“真可怕呀！真不知道，其中主要是残酷还是荒谬。不过，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看来都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5.不论什么人，只要想活下来，都必须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重要的和好的。因此，不论一个人的身份如何，一定要对人生各方面养成自己相应的观点，有了这样的观点，就会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重要的和好的了。
通常都认为，盗贼、凶手、奸细、妓女会承认自己的行当很坏，必定会感到羞耻。事实完全相反。不论是由于命运安排还是自己造孽而进入某种行当的人们，不管这种行当多么为人所不齿，他们都要对人生的各方面养成相应的观点，有了这样的观点，他们就觉得自己的行当是好的和正当的了。为了保持这样的观点，他们本能地依附某一方面的人，这方面的人承认他们养成的有关人生和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的观念。如果小偷夸耀他们的伎俩，妓女夸耀她们的淫荡，凶手夸耀他们的残忍，我们会感到惊讶。但我们之所以感到惊讶，无非是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圈子和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圈子以外的人。可是，如果有富翁夸耀他们的财富，也就是巧取豪夺，将领们夸耀他们的胜利，也就是血腥屠杀，统治者夸耀他们的威风，也就是暴虐横行，还不都是同一类现象？我们看不出这些人歪曲了有关人生的概念，看不出这些人为了说明自己的行当正当而颠倒了善与恶，无非是因为带有这类歪曲观念的人比较多，而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6.有一种极其常见、极其普遍的宿命论点，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成不变的本性，认为人有善良的，有凶恶的，有聪明的，有愚蠢的，有热情如火的，有冷若冰霜的，等等。其实，人往往不是这样的。我们说一个人，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蠢的时候，热情如火的时候多于冷若冰霜的时候，或者正好相反。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是善良的或聪明的，说另一个人是凶恶的或者愚蠢的，那就不对了。然而我们总是这样把人分类。这是不合实情的。人好比河流：所有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的水都一样，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狭窄，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湍急，有的地方平缓，有的地方清澈，有的地方浑浊，有的地方冰凉，有的地方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具有各种各样的人的本性的胚芽，有时表现出这一种本性，有时表现出那一种本性；有时变得面目全非，其实还是原来那个人。在有些人身上，这种变化往往特别急剧。
7.“民不聊生，老百姓过惯了这种难以生存的日子，在他们之中已经形成适应艰难生存的生活方式。儿童病弱不堪，妇女们干着力不胜任的活儿，所有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没有吃的。而且，老百姓落入这种状况的又是那样普遍，以至于自己都看不到这种状况之可怕，也不抱怨。所以我们就认为这种状况是很自然的，认为就应该这样。”他现在看得明明白白，老百姓贫困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赖以生存被地主霸占了，这原因是老百姓意识到并且经常提出来的。同时他也看得清清楚楚，儿童和老年人病弱不堪是因为没有牛奶吃，而所以没有牛奶，是因为没有土地来放牲口，也收不到粮食和干草。他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受苦受难的原因，起码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手里，而在那些享有土地所有权、靠老百姓血汗过日子的人手里。老百姓极其需要土地，人没有土地就会饿死，土地就靠这些贫困已极的人耕种，打的粮食却卖到国外去，地主就可以买礼貌、手杖、马车、铜器等等。现在他认为这是很清楚的事，就好比把马关在栅栏里，等马吃完脚底下的草，再不让马有可能到有草的土地上去吃草，马就会消瘦，会饿死，这是明摆着的......这是很可怕的，无论如何不能这样，也不应该这样了。应当想方设法消除这种事，至少自己不能参与这种事。
8.“这些干活儿的人也和那些迫使他们干活儿的人一样，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就在他们的怀孕的妻子在家里干着力不胜任的活儿，头戴碎步帽的孩子们在快要饿死之前像小老头一样笑着、乱蹬着小腿的时候，他们还是认为应该为一个无聊和无用的人，一个掠夺他们、使他们破产的人建造这样一幢无聊和无用的大楼。”
9.“不论我失去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当时有多么痛苦，可是相比之下，这都不算什么，最痛苦的是当我感觉到我不再是人，而是成了什么东西的时候。”
10.当然，所有那些伊维利亚的、喀山的、斯摩棱斯克的神像，都是愚昧崇拜的偶像，不过老百姓既然喜欢这一套，相信这一套，那就应该维护这种迷信。托波罗夫就是这样想的，却不考虑，他所认为的老百姓喜欢迷信，也只是因为过去总是有，现在仍然有像他托波罗夫这样一些惨无人道的人，这些人自己有了知识，却不把知识运用到应该用的地方，不是帮助老百姓脱离浑浑噩噩的愚昧状态，而是想方设法，把老百姓禁锢在愚昧状态中。
11.于是聂赫留朵夫头脑里清清楚楚地出现了一种想法：所有这些人被抓、被关押或者流放，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破坏了正义或者干了什么违法的事，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那些官僚和财主们占有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财富。
12.所以，不仅不遵守为了不冤枉一个好人宁可放过十个坏人的律条，相反，他们为了清除一个真正的危险分子，宁可除掉十个没有危险的人，就好比为了挖掉一点烂肉，不惜挖掉好肉。
这样解释所见所闻，聂赫留朵夫觉得又简单又明了，但正因为又简单又明了，聂赫留朵夫想来想去，不敢肯定。对于这样复杂的现象恐怕不能作这样简单而可怕的解释吧，所有一切有关正义、善、法律、宗教、上帝等等的话不可能都是空话，只是为了掩盖最无耻的贪欲和残忍吧。
13.“人身上的兽性真是可憎，”他又想到，“不过当这种兽性以赤裸裸的形式出现的时候，你站在精神生活的高度，可以看得清，可以鄙视，所以，不论你招架得住还是招架不住，你还是本来的你；可是，当这种兽性穿起华丽的、诗意的外衣，摆出一副令人景仰的姿态时，你就会对这种兽性奉若神明，就会完全陷入其中，再也分不清好与坏。那才可怕哩。”
这种事儿聂赫留朵夫看得清清楚楚的了，清楚得就像他眼前的皇宫、哨兵、要塞、涅瓦河、木船、市场。
这天夜里大地上没有那种使人安静、催人入睡的黑暗，却有一种不清楚、不明朗、不自然、不知来自何处的亮光，在聂赫留朵夫心里也是这样，使他安然沉睡的那种愚昧的黑暗已经没有了。一切都清清楚楚的了。他已经很清楚，一切被认为是重要的和美好的事物，其实都是渺小的和卑劣的；他也很清楚，所有那些荣华和排场都掩盖着由来已久的、大家已经习惯了的罪行，犯这样罪行的人不仅不受惩罚，而且神气活现，想尽了美化的方法对罪行加以粉饰美化。
聂赫留朵夫很想忘掉这一切，不去看这一切，可是他已经不能不看了。虽然他看不到为他照亮这一切的光是从哪里来的，正如他看不到照亮彼得堡的光是从哪里来的一样，虽然他觉得这种光是不清楚、不明朗和不自然的，他却不能不看这种光为他照亮了的东西，于是他心里觉得又高兴又惶惶不安。
14.“再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也是无罪的，因为他们在某种环境里长大成人，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犯罪。”
“对不起，这可是没有道理；任何一个贼都知道偷东西不好，不应该偷东西，偷东西是不道德的，”拉戈任斯基说，并且带着那种心安理得、自以为是、有点儿轻蔑意味的笑容，这使聂赫留朵夫特别恼火。
“不，不知道。别人对他们说：不要偷；可是他们看到和知道，工厂老板用克扣工资的办法在偷他们的劳动成果，政府和所有政府官员用收税的办法不停地在偷他们的财物。”
“这已经是无政府主义了，”拉戈任斯基很平静地给内地的话下了定义。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可我说的是事实，”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下去，“他们知道，政府在偷窃他们的财物；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地主早就夺走了应该成为公共财产的土地，也就是已经把他们偷光了，可是后来，等他们从这被偷掉的土地上捡了一些树枝生炉子，我们就把他们关进牢里，还要叫他们承认他们是贼。可是他们知道，做贼的不是他们，而是偷掉了他们土地的人，知道想方设法弥补被偷的损失，是他们对家庭应尽的责任。”
15.可就是害死了。他也和所有的犯人一样，是依照玛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玛斯连尼科夫不过是发一道很普通的指示，在印好的公文纸上胡乱地、草草地签个名，当然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自己有责任。那个负责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有责任。他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已经把病弱的挑出去，绝没有料到天气热得这样厉害，也没有料到这样迟才把他们押出来，而且又是这样挤成一堆。典狱长呢？......然而典狱长只不过是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若干名苦役犯、流放犯，若干名男的，若干名女的，打发出去。押解官也不能负责，因为他的职责是根据名册在某地接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把若干犯人交出去。他照例依照命令押着一批犯人上路，怎么也没有料到，像聂赫留朵夫见过的两个那样强壮的人，竟然经不住折腾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被害死了。而且归根究底就是这些对这种死没有责任的人害死的。
16.可是社会对他们犯的罪比他们对社会犯的罪大。
17.“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聂赫留朵夫想道，“是因为所有这些的人，如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的现状，在这样的现状下，不必拿人当人。要知道，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如果他们不当省长、典狱长和军官，他们会反复考虑二十次，在这样的大热天能不能打发人走，而且是像那样挤着走，即使走，也会中途休息二十次，看见有人支持不住，气喘吁吁，会把他从人群里带出来，让他到凉荫里去，给他一点儿水喝，让他休息休息，如果出了不幸的事，会表示同情。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甚至也不让别人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人看作人，他们看到的不是他们应当对人负的责任， 而是官职和官职上的要求，他们把官职和官职上的要求看得高于人与人关系的要求。问题全在这里，”聂赫留朵夫想道。“如果可以承认有什么东西比爱人之心更重要，哪怕只承认一小时，只是在某种特定的场合承认，那就没有什么害人的罪行干不出来，因为不认为自己是犯罪。”
18.“问题就在于，”聂赫留朵夫想道，“这些人承认不是准则的东西为准则，却不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时刻不能离开的准则为准则。正因为这样，我跟这些人在一起，就觉得受不了，”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很怕这些人。确实，这些人很可怕。比强盗都可怕。强盗还可以怜惜人，他们却不怜惜人。他们没有一丝一毫怜惜之心，就像这石头寸草不生一样。他们可怕就可怕在这里。都说，普加乔夫、拉辛之类的人很可怕。这些人更要可怕一千倍，”聂赫留朵夫继续想道。“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时代的人，基督徒、仁慈的人、纯真的善良的人，干出最可怕的兽行而不觉得自己有罪，那么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必须保持现状，必须让这些人做省长、典狱长、军官、警察，也就是，第一，让他们相信，有一种叫做国家职务的事情，干这种事情就可以把人当作物品看待，不需要用人与人的兄弟般态度对待人，第二，让这些人凭这种国家职务结成一伙，这样他们对待人的行为不论产生什么后果，都无须任何人单独承担责任。离开这些条件，在我们这时代就不可能干出像我今天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问题就在于，有些人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不用仁爱之心对待人，其实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对待物品可以不必用仁爱之心，砍树、做砖瓦、打铁，都用不着仁爱之心，可是对待人就不能不用仁爱之心，就像对待蜜蜂不能不小心。蜜蜂的特性就是如此。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小心，那就既伤害蜜蜂，也伤害你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也不可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当然，人不能像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然而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不必用仁爱之心，尤其是如果对人有期望的话。如果你没有爱人之心，那就乖乖地坐着好啦，”聂赫留朵夫自己对自己说，“你对自己，对待物品，想怎样就怎样，只是不能这样对待人。只有在想吃东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在你有爱心的时候，跟人打交道才有害无益。只要容许自己不用爱心去对待人，就像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像我今天见到的那种对待别人冷酷和残忍的事情就会无穷无尽，而给自己造成的痛苦，就像我这一生自己造成的痛苦，也会无穷无尽。是的，是的，就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道。“这太好了，太好了！”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因为他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是酷热过去，天气凉爽了，再就是觉得很久以来回旋在他脑际的问题完全弄清楚了。
19.一切人生活和行动，都是部分依照自己的思想，部分依照别人的思想。人在多大程度上依照自己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依照别人的思想生活，这是人与人的主要区别之一。有些人像做智力游戏一样随意运用自己的思想，把智力当作卸去传动皮带的飞轮，让其任意转动，可是在行动上却顺从别人的思想，也就是顺从风俗、传统和法律。另一些人却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自己一切行动的主要动力，几乎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智力的要求，听从这样的要求，只是偶尔顺从别人的决定，而且就连这样，也还是经过批判性的估计之后。西蒙松就是这样的人。一切事情他都用智力来检验和决定，一旦决定，就要去做。
20.这样，聂赫留朵夫也就弄清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一些天性极其善良的人，本来不仅不忍心伤害活物，而且不忍心看到活物痛楚的，现在却心安理得地准备去杀人，并且几乎个个都认为，在一定情况下杀人是自卫和达到全民幸福的崇高目的的手段，是合理的和正当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事业十分崇高，因而也自视甚高，那是由于政府把他们看成眼中钉、残酷地惩办他们而自然形成的。他们必须自视甚高，才能承受他们所承受的一切。
21.聂赫留朵夫这三个月的所见，使他产生这样的看法：通过法院和行政机构从自由生活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是一些最性急、最激进、最觉醒、最有才华、最刚强而不如别人狡猾和谨慎的人，这些人跟监外那些人相比，决不是罪过更大或者对社会的危害更大，首先，把他们关进监狱，让他们流放，服苦役，让他们成年累月无所事事，不操心衣食，脱离自然、家庭、劳动，也就是完全处于人类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环境之外。这是其一。第二，这些人在机构中遭受各种各样不应有的凌辱，如戴镣铐，剃半边头，穿囚服，这样就使他们失去那种有毛病的人想好好过日子的主要动力，也就是不再管别人的看法，失去羞耻心和人的尊严感。第三，他们经常有生命危险，因为监禁的地方经常流行传染病，还有体弱生病，受折腾，至于中暑、水淹、火灾，就更不用说了，经常处于这样的境况中，就连最善良、最有道德的人，出于自卫的心理，也会干出残忍可怕的事情，并且也原谅别人干这类事情。第四，这些人被迫跟那些在现实中（尤其是在这些机构中）变得特别败坏的淫棍、凶手、歹徒天天打交道，那些特别败坏的人对这些还没有通过某种方式完全败坏的人的影响，无异于酵母渗进面团。最后，第五，所有这些受影响的人受的影响，都是通过最有说服力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他们本身遭受种种非人的待遇，通过虐待儿童、妇女、老人，通过树条子或皮鞭毒打，通过奖励那些捕杀逃犯的人，通过拆散夫妻和促使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私通的做法，通过枪毙和绞刑，总之，通过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得到启示：各种各样的暴行、残酷行为和兽行，只要对政府事有利的，就不但不会被禁止，并且会得到政府的许可，而这一切如果施之于那些丧失自由的、贫穷的和不幸的人，就更是准许的了。
22.“当年怎样迫害耶稣，现在就怎样迫害我。他们把我抓起来，交给法院、教士、念书人、假好人去折腾；还把我送到疯人院。可是他们拿我毫无办法，因为我不听他们那一套。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他们以为，我总有个名字的。可是我什么名字也不要。我什么也不要：不要名字，不要地点，不要国家。我就是我。我叫什么呢？就叫人。‘多大岁数？’我说，没有算过，而且也没法算，因为我本来一直就活着，而且以后也要一直活下去。他们问我：‘你父亲是谁?母亲是谁?’我就说，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只有上天和大地。上天就是父亲，大地就是母亲。他们问我：‘你可承认皇上?’怎么不承认？他是他的皇上，我是我的皇上。他们说：‘唉，真没法跟你说话。’我说，我又没有请你跟我说话。他们就是这样折腾人。”
23.“法律哩！”他鄙夷地说。“他们先把所有人抢得光光的，把人家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财产都夺过去，算成自己的，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杀死，然后再定出法律，不准抢劫，不准杀人。要是他们先定出法律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