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三个没有夜的夏日
文：这里 图：老梁
DAY1 中午十二点时，我们乘坐的飞机抵达荷兰，降落后，机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早知道俄航有这样的传统，亲历时却还是激动起来，二十几个小时的旅程之后，终于来到了荷兰这个让我憧憬已久的国家。 在宾馆放下行李，我和老梁便搭乘地铁前往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城区了。在中心城区，满眼即是纵横交错的运河和仿佛乐高积木搭出来的荷兰建筑了。满城悬挂的是象征同性恋的彩虹色和象征艾滋病的红丝带，街边或者河边常常坐着吸大麻的人，一口又一口的抽着烟，或聊天或看风景，脸上看不出有多欣喜。空气中常常飘过一阵大麻的味道。开放和包容成为了无波澜的生活常态，好像没有事情能叫人吃惊了，这就是阿姆斯特丹给我的第一印象。
那天下午，天空飘起了小雨，城市里的人民在雨中行走或骑车，居然没有人打伞。和一位在荷兰居住的朋友打听，原来荷兰人习惯于淋雨了，偶尔会用冲锋衣代替雨伞。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荷兰是一个多风的国家，打伞也不能防雨，且伞可能会被吹坏。我和老梁只能躲在屋檐下，看着那些漫步在雨中的人们，感慨这个城市的随性。 在阿姆斯特丹的三日里，总觉得这是个政府存在感很弱的城市。在这里，尽管有教堂和王宫，可宗教信仰或是王权霸业近乎于销声匿迹了。相反，人的气息扶摇而上，日常生活本身成了主角。资本主义的萌芽，伴随着人性和自由的崛起，我常常感受到似乎黄金时代并未远去，这个城市依旧像个孩子，好奇和欲望都摆在脸上。据说日本闭关锁国期间，唯一被允许与其通商的欧洲国家就是荷兰，因为荷兰人似乎只关心贸易，对于传教毫无兴趣。
傍晚，我和老梁参观了位于王子运河边的安妮故居，票是很多天前在网上预订。在荷兰旅游之前，我和老梁通读了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安妮日记》。很多人说，这本书是他们的童年读物，可我和老梁都未读过。同一时间段入场的三十几号人里，亚洲面孔便只有我和老梁了。大约是亚洲人对于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并不那么感冒。那之后，我做过游船，参观过皇宫、伦勃朗故居，尽管中国游客稀少，但这些景点都贴心的配备了中文的讲解器。而这其中，安妮故居是唯一没有中文讲解器的景点。 在二战期间，纳粹大量屠杀犹太人时，德籍犹太人安妮与父母从德国到达荷兰阿姆斯特丹，又在纳粹攻入荷兰后，搬进了一个用于躲藏的安全屋，安妮故居之行便是参观日记中的藏身屋。在一个沉重的书架后面，三户八口人跻身于一个三层楼的小空间里，房间局促逼仄，楼梯陡峭狭窄。安妮和其他犹太人一起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她用日记记下了躲避生活中的全部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青春期的隐秘心事与情窦初开，也有关于性的探索和对战争的感悟。在这里，她也与另一户犹太家庭的儿子彼得拥有了一段爱情。两年后，绿警冲入藏身屋，将八人逮捕送入集中营，最终七人死亡，唯有安妮的父亲活了下来，而后终身致力于女儿日记的出版和传播。
从安妮故居出来不久，我和老梁就被困意席卷。荷兰与北京时间相差六个小时，那时已经是北京时间半夜十二点左右了。阿姆斯特丹的游客众多，年轻人很多，路上大量骑着自行车的人，总之是个年轻又活力四射的城市，疲惫如我和老梁，总觉得自己与这座城有些格格不入，不知是否因为这里中国游客稀少。那天我们早早回到宾馆，九点钟就睡下了，那时是北京时间凌晨三点。
DAY2 第二天早上，我和老梁四点钟醒来，便再也睡不着了。那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按照以往，我们早该起床了。所以，当我和老梁迎着清晨的薄雾和凉风赶往中心城区时，这个城市还在沉睡中，遍地是昨夜狂欢后余下的狼藉。就在这样一个清晨，我和老梁误入了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街道上近乎无人，偶尔有几个像我和老梁一样早起的游客走过，店门禁闭，没有点亮的招牌连昨夜的余热都不带着，橱窗前色情图片里妖艳的模特塑像也无人引诱，和想象中灯红酒绿的夜晚形成强烈的反差。遍地的垃圾堆放在运河边，河水浑浊，一股恶臭味在空气中飘散，野鸭、天鹅、海鸥、鸽子围聚在垃圾堆旁忙着翻找昨夜的残羹，有几只扑腾着翅膀飞起来，在红灯区的上空低低的盘旋，一面发出“啊啊”或“哦哦”的叫声，仿佛在此刻，它们才是城市的主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袭来，远处的西教堂传来一阵用钟声敲出的空灵的音乐声，随后低沉的钟声响彻城市上空，早上八点钟了，这个城市才刚刚开始苏醒过来。
中午坐游船，沿着王子运河把中心城区兜了个遍。下午逛了阿姆斯特丹王宫和伦勃朗故居，都在中心城区内。这些旅游项目都贴心的配备了中文讲解器，这些讲解器除了偶尔有些错误，比如在王宫里把宙斯的雕像称为丘比特，大部分时间里是非常有用的物件，甚至游览的路线也是用讲解器一步步提示下完成的。游览的最后，也会建议您前往礼品袋购买纪念品，总之是个会做生意的民族。
伦勃朗故居早已不见原貌，现在的布局和装饰都是根据十七世纪的文献描述重建的。伦勃朗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而后由于其艺术的见解早于时代，他的作品销量越来越少，最终因为债务问题变卖房产，老年时穷困潦倒。经历说来凄凉，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画出《夜巡》那一刻，已经知道对艺术的绝对追求不允许他妥协，他为了艺术舍弃了金钱和荣誉，而一个在画作中透露出人性之光，响彻命运奏章之人，其内心世界一定是富饶的，无需他人的同情。伦勃朗的油画主要收藏在位于博物馆区的国立博物馆中，故居里收藏的画作不多，拥有的大多是伦勃朗的版画，尺寸不大，我和老梁也一张张细细看过了。通过人物的神态传达其内心世界，这是伦勃朗最为擅长的事情，色彩只是工具，绝非艺术的必需品。 那天我们总是在吃东西，早晨出门的时候吃宾馆冰箱里的三明治、水果和果汁，都是前一晚从地铁站的超市里买来的。到中心城区后，找一家小店吃蛋卷、蛋饼或者帕尼尼，一份五到六欧，喝咖啡或者热巧克力，一杯三欧左右。中午，在食品店买一瓶果汁加两个三明治，边走边吃。下午逛累了，找一个临街的餐厅，坐在室外的椅子上，一边喝咖啡，吃当地特色小吃炸丸子，一边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傍晚时，在烘培店里点了一个裹着巧克力的华夫饼，一块披萨。晚上，坐地铁回宾馆，在地铁站的超市里再把晚上和第二天早上的食品买好。不知是不是因为是新教国家的缘故，食物都很简单也不精致，每次吃的不多，但也很容易获得到饱腹感，然后又很快就饿了。
那天晚上，和老梁又去了红灯区，女郎们都出现了，穿着性感的内衣在橱窗后搔首弄姿。之前在网上看到说到红灯区的规则，不能给她们拍照，不能面对着她们站立。于是我和老梁在小巷里进进出出，每次只是匆匆一撇，也觉得心神荡漾。而后看了两分钟的BeepShow，无感。看Show之前，听说夫妻二人看Show一共两欧，结果工作人员一定要收我们每人两欧。面对着人高马大的黑人哥们，又想到红灯区都是被黑帮控制的，我和老梁怂的一句不好多说，只好乖乖交钱。又买了根大麻棒棒糖，我舔了几口，剩下的叫老梁吃了，也无感。那时，我满心向往的都是第三日的博物馆之行了。
DAY3 早起乘坐公交来到梵高博物馆，也是提前好久在网上订的票。这趟荷兰之旅多多少少算是一次朝圣之旅，来梵高博物馆是我和老梁决定用年假来荷兰的唯一动因。说是朝圣并不过分，我着实看过太多梵高的作品，从书上，电视上，在巴黎的奥塞美术馆里，但我还要看更多。想看他作品中展现出的那些热烈的色彩，激烈的笔触，笨拙的表情，那些既预示着死亡又彰显着一种向死而生的活法的疯狂与生机。大概梵高是一剂解药，压抑久了便又该服用了。
出行之前，我信誓旦旦的向老梁保证，我可以作为他博物馆之旅的导游。可真在了博物馆里才发现周边多得是了解梵高的人，对他的风格和生平如数家珍。一个亚洲姑娘甚至把梵高的鸢尾花穿在了身上。尽管博物馆明令禁止拍照，依然阻挡不了大家在那些著名画作前合影拍照的热情。我和老梁是两个老实人，一张照片没有拍，只是在纪念品商店买了一本中文的导览书，大开本，印刷清晰，涵盖了博物馆中的主要画作，只十四欧元，又买了油画和素描集，两本厚厚的精装书籍，一共四十欧元，就已十分尽兴了。
逛博物馆着实是体力活，早上九点进馆，出馆时已经下午一点多。中午在博物馆里的餐厅里吃饭。餐厅叫鼓铃咖啡馆，正是梵高在巴黎时常去的咖啡馆的名字。梵高博物馆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区，四座博物馆聚集于此，包括梵高博物馆、国立博物馆、喜力啤酒博物馆，以及钻石博物馆。离开梵高博物馆，我们直奔国立博物馆，只是为看伦勃朗和维米尔。
伦勃朗的《夜巡》在美术馆二楼的中央，特制的展厅，与同时代的一些团体画共同展示，都是等身大画。其中，《夜巡》无疑是最为气势恢宏的作品，而与之一道气势汹汹迎面走来的大概就是荷兰的黄金时代了。美术馆里充斥着大量的展示中产阶级财力的个人肖像画，家庭和商会的集体画等，有普通市民的生活景象，譬如逛妓院、狩猎、滑冰、喝酒、演奏乐器等风俗作品，也有大航海时代贸易繁荣的佐证，陶瓷、雕像、绘画中的异域面孔、大海中船队的绘画。相比之下，宗教、神话或者王权的作品就寥寥无几。和博物馆里大多数的肖像画不同，伦勃朗笔下的脸庞上很少洋溢着生活化的，快乐而知足的气息。特别是他老年时期的画像，悲伤和宽恕跃然纸上。与梵高一望即知的疯狂相比，伦勃朗的感情隐忍克制。看见这样的脸，大概就是莫言所说的“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量”。 如果说，伦勃朗是从人的精神状态层面反映荷兰的黄金时代，那么维米尔则是从科学和经历的层面印证了时代的繁荣。如果说梵高的和谐是画家、画作和模特之间的和谐，那么维米尔的和谐则是艺术、科学和经济之间的和谐。维米尔一生未离开过代尔夫特，但他的作品中会出现土耳其的服饰，中国的瓷器等，而且他作画时会借助光学器材辅助创作。想想就觉得神奇，十九世纪相机面世，从此人类再不需要一张画像记录容貌或正在发生的一刻。而回望两百年前的荷兰代尔夫特，一个画家或一个科学家，仿佛收到上天启示一般，让艺术和科学这两条本来各自发展的线索融合为一。
在国立博物馆中漫步，用是忍不住讶异那个时代艺术的真诚与质朴。此时不同于彼时，这个年代下的艺术与科学渐行渐远。艺术家们不再追求客观真实，而更注重主观真实。而那时，艺术与科学对客观真实的追求携手一道造就了最辉煌的黄金时代。除了阿姆斯特丹的国立博物馆，在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中也保存有伦勃朗和维米尔的作品，此外还包括哈尔斯、扬·斯特恩、鲁本斯等人的画作，我和老梁在旅途的最后去到了那里。 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里穿梭时，我仍能在那些飘洋的彩虹旗上看到黄金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延续，那些惬意的笑脸也总让我反思我们民族的内敛和压抑。我常常觉得自己在街上遇见了哈尔斯笔下的人物，那位是吉普赛女郎，那位是弹曼陀林的小丑，我也常常遇见维米尔，那位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那位是收到情书的少女。但我很少遇见梵高和伦勃朗，他们是这个民族的异类，从始至终都是。
阿姆斯特丹的夜 到达阿姆斯特丹是在七月底的一个正午十分。那时候上海正值三十七度的高温，阿姆斯特丹却凉风习习，我穿一件薄牛仔服并不觉得热。第一天，因为舟车劳顿和时差，我和老梁早早回到宾馆，睡下时近当地时间晚九点，窗外还是一片光亮。手机上查看了天气情况，才知道这个季节荷兰的日落时间要到晚九点半以后了。接下来两天的旅途里，我和老梁一直试图拍摄阿姆斯特丹的夜景，但总是熬不过九点半就早早回了宾馆休息。倒是因为起的早，吹了不少清晨的凉风，清爽的像是上海的秋季。
据说阿姆斯特丹的当地人对红灯区极为反感却也无可奈何，毕竟这里被黑帮控制。网路上很多对红灯区橱窗女郎的介绍的文章，文字中充满羞辱和绝望。黄金时代下，除去荷兰东印度公司带来的海上繁荣，怕也有对他国殖民的暴力和血腥吧。在王子运河上游览时，导游为大家介绍了当地的同性恋活动“Pride”，并邀请游客们的参与。游船上的中文导览中也向中国的游客介绍阿姆斯特丹的开放和包容，然而也毫不避讳的说“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错误”。对了，据说红灯区的那些橱窗女郎里，只有8%是荷兰本土人，其余的多数是从东欧国家来的女孩，其中不乏被诱拐而来的。 我见过城市上空飘洋的彩虹旗，见过橱窗后对你微笑的商贩，体会过这个城市秩序感，生机都在一种井然有序中勃发，但我没见过这个城市的夜。倒是不经意的瞥见过阿姆斯特丹的夜，有在傍晚里橱窗前开启的红灯，橱窗后那些穿着赤裸着少女们以性工作来维持生计，街道上那些抽烟大麻后狂笑不止的游客，以及清晨街道旁的遍地垃圾和挥之不去的恶臭，一个城市总会有夜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