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傅雷

之前在提倡译者应该努力使自己的译作超越原作时，有读者在文章下留言：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傅雷了？这个逻辑让我无从反驳。难道只有傅雷本人，才配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这种自轻自贱的想法何其可悲。

虽然我不是傅雷，但这并不妨碍广大译者将傅雷视为偶像，并努力向他看齐。若是一不小心再出几个“傅雷”，对中国文坛和译界那可是天大的幸事，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如何能够成为“傅雷”。

从那位读者的留言来看，傅雷作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家，在广大民众心里的地位毋庸置疑，但是大家对傅雷的了解究竟有多少呢（有的人或许只知道这是个在文革中自杀的翻译家，连他翻译何种语言都不清楚），所以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傅雷的生平：

傅雷，字怒安，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兼通文史哲音乐。他一生翻译了34部文学著作，15卷的《傅雷译文集》共计约500万字，其中多为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作品。有人赞誉：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傅雷于1908年出生于上海，1928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1931年回国。

1937年，傅雷所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第一卷发表。傅雷在《译者献词》中写道：“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1949年后，傅雷谢绝清华大学的邀请，成了体制外的一名自由职业者，以翻译、教学为业，日常生活主要靠稿费维持。

1957年下半年，傅雷被指控为“亲美反苏”急先锋。1958年，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6年8月30日，红卫兵砸开了傅家大门。在经历连续四天三夜的抄家以后，9月2日晚，傅雷同夫人朱梅馥于家中自缢而死。

1979年，傅雷、朱梅馥追悼会举行，会上宣布，1958年将傅雷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013年，傅雷夫妇骨灰安葬在上海。墓碑上刻着《傅雷家书》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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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的坎坷经历和他的认真强硬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同时，在他身上也不缺乏文人的天真。正是这种认真和对艺术的追求，使得他能够潜心学问，短短一生贡献出了大量的作品和译著。

傅雷和钱钟书的翻译理论十分相似，强调“神似”，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主张两种文字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可以说是‘改写论’的忠实实践者。在《世界文学》前主编余中先的这篇《傅雷的认真与较真》里可以找到更多关于傅雷的‘改写’实例，这里不赘述。今天我们主要来详尽了解一下傅雷的翻译思想，看看能否从中得出成为 “傅雷”的必备条件。

想要了解一个译者/作家的思想，还有什么比听他/她自己说更直截了当的呢？下面这篇文章是傅雷1957年应《文艺报》编辑邀请撰写的《翻译经验点滴》，是目前所见唯一一篇傅雷系统谈论翻译的文章。同样，括号内加入了我自己的解说，不喜欢的可以看完全文后回头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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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编辑部要我谈谈翻译问题，把我难住了，多少年来多少人要我谈，我都婉词谢绝，因为有顾虑。谈翻译界现状吧，怕估计形势不足，倒反犯了自高自大的嫌疑；五四年翻译会议前，向领导提过一份意见书，也是奉领导之命写的，曾经引起不少人的情绪，一之为甚，岂可再乎？谈理论吧，浅的大家都知道，不必浪费笔墨；谈得深入一些吧，个个人敝帚自珍，即使展开论战，最后也很容易抬出见仁见智的话，不了了之。而且翻译重在实践，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的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轻理论而重实践似乎是大部分译者的通病，但是理论和实践二者并不矛盾，无法割裂开来，好的翻译学者常常也是好的译者）。不得已，谈一些点点滴滴的经验吧。

我有个缺点：把什么事看得千难万难，保守思想很重，不必说出版社指定的书，我不敢担承，便是自己喜爱的作品也要踌躇再三。一九三八年译《嘉尔曼》，事先畏缩了很久，一九五四年译《老实人》，足足考虑了一年不敢动笔，直到试译了万把字，才通知出版社。至于巴尔扎克，更是远在一九三八年就开始打主意的。

我这样的踌躇当然有思想根源。第一，由于我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做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注重译作的艺术价值，而不是原作的复制，暗合Reiss的功能理论。），所以态度不知不觉的变得特别郑重，思想变得很保守。译者不深刻的理解、体会与感受原作，决不可能叫读者理解、体会与感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作为读者，体会与感受原作，然后作为作者，将自己的体会与感受传递给读者，说读者读的其实是译者的理解也不为过）。而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但即使对一见如故的朋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真切了解。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咂摸出来（*对原作的充分理解，这时，更重要的不是译者的译入语水平，而是译者的文学修养。“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这个表述很有趣，Dostoyevsky的德语译者Svetlana Geier就曾说过，好书应该是‘inexhaustible’的，即内容无穷无尽，每读一遍都可以发现新的东西，有新的感悟，最显著的例子是《红楼梦》，一本书就可以撑起一门学科）。但做了这些功夫是不是翻译的条件就具备了呢？不。因为翻译作品不仅仅在于了解与体会，还需要进一步把我所了解的，体会的，又忠实又动人地表达出来。两个性格相反的人成为知己的例子并不少，古语所谓刚柔相济，相反相成；喜爱一部与自己的气质迥不相侔的作品也很可能，但要表达这样的作品等于要脱胎换骨，变做与我性情脾气差别很大，或竟相反的另一个人。倘若明知原作者的气质与我的各走极端，那倒好办，不译就是了。无奈大多数的情形是双方的精神距离并不很明确，我的风格能否适应原作的风格，一时也摸不清。了解对方固然难，了解自己也不容易。比如我有幽默感而没写过幽默文章，有正义感而没写过匕首一般的杂文；面对着服尔德那种句句辛辣，字字尖刻，而又笔致清淡，干净素雅的寓言体小说，叫我怎能不逡巡畏缩，试过方知呢？《老实人》的译文前后改过八道，原作的精神究竟传出多少还是没有把握（*这里对于风格的讨论也十分有趣。译者究竟需不需要模仿原作的风格呢？这个问题一直争论许久。之前从目的论的角度讨论过，见关于翻译文体的几点看法，并未深入，在原来翻译界的杠精不止中国有也略有涉及。可以明确的是，一部译作会不可避免地同时带有原作者和译者的风格，前者主要体现在遣词造句和修辞手法的运用，翻译过程中会有或多或少的损失，而后者主要体现在译者自身的idiolect——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烙印，像指纹一样，独一无二，无法摆脱。译者对自己的风格有清醒的认知，有意识地选择与自己风格相近的作者，也不失为一个扬长避短/锦上添花的好方法，可惜现在一则很少有译者会考虑自己的风格，甚至原文的风格，译出来的东西千篇一律；二则大部分译者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做决定的往往是出版社和编辑）。

因此，我深深地感到：（一）从文学的类别来说，译书要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不会做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划重点，译者也必须具备和原作者相当的译入语水平和文学造诣，译作才能不逊于原作。好的译者往往也是好的作家，从《傅雷家书》比傅雷的译作更脍炙人口就可见一斑)，弄得不仅诗意全无，连散文都不像，用哈哈镜介绍作品，无异自甘做文艺的罪人。（二）从文学的派别来说，我们得弄清楚自己最适宜于哪一派：浪漫派还是古典派？写实派还是现代派？每一派中又是哪几个作家？同一作家又是哪几部作品？我们的界限与适应力（幅度）只能在实践中见分晓（*协调自己的风格和原作者的风格）。勉强不来的，即是试译了几万字，也得“报废”，毫不可惜；能适应的还须格外加工。测验“适应”与否的第一个尺度是对原作是否热爱，因为感情与了解是互为因果的；第二个尺度是我们的艺术眼光，没有相当的识见，很可能自以为适应，而实际只是一厢情愿。

使我郑重将事的第二个原因，是学识不足，修养不够。虽然我趣味比较广，治学比较杂，但杂而不精，什么都是一知半解，不派正用。文学既以整个社会整个人为对象，自然牵涉到政治、经济、哲学、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无所不包（*翻译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是单纯语言层面的转换，译者必须了解甚至精通自己所译的东西，自己都不懂，谈何传达给读者/听众呢？所以医学会议口译、法律文献翻译等等会对译者的专业知识有很高的要求。一旦涉及到文学，这些‘额外的’知识的重要性却往往被大众和译者自身忽略，继而认为文学翻译不是什么有专业难度的事情，懂外语的人都可以做，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有些疑难，便是驰书国外找到了专家说明，因为国情不同，习俗不同，日常生活的用具不同，自己懂了仍不能使读者懂（像巴尔扎克那种工笔画，主人翁住的屋子，不是先画一张草图，情节就不容易理解清楚）。

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长年感到苦闷。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多么远。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的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解，叫读者莫名其妙。这不过是求其达意，还没有谈到风格呢。原文的风格不论怎么样，总是统一的，完整的；译文当然不能支离破碎（*此处涉及对原文的‘改写’，傅雷本人并不提倡字面上的忠于原文，更强调原著的精神。‘改写’这个词听起来离经叛道，甚至大逆不道，但是本质上也只是使其更适应译入语的语言模式和思维习惯而已）。可是我们的语言还在成长的阶段，没有定形，没有准则；另一方面，规范化是文艺的大敌。我们有时需要用文言，但文言在译文中是否水乳交融便是问题；我重译《克利斯朵夫》的动机，除了改正错误，主要是因为初译本运用文言的方式，使译文的风格驳杂不纯。方言有时也得用，但太浓厚的中国地方色彩会妨碍原作的地方色彩。纯粹用普通话吧，淡而无味，生趣索然，不能作为艺术工具（*这种想法具有鲜明的时代意味，当时提倡文学作品要贴近底层人民群众的生活，所以涌现一批乡土文学作家，如赵树理，孙犁。此类作品看似用方言，实则还是以普通话为主，只掺杂少量通俗易懂的方言词汇。普通话当时还出现时间尚短，还没有文学基础，所以被傅雷认为淡而无味，仅仅是一种标准化的语言模式。现在很少还有人这么认为）。多读中国的古典作品，熟悉各地的方言，急切之间也未必能收效，而且只能对译文的语汇与句法有所帮助（*提高译入语写作水平，唯有多读书，多积累）；至于形成和谐完整的风格，更有赖于长期的艺术熏陶。像上面说过的一样，文字问题基本也是个艺术眼光的问题；要提高译文，先得有个客观标准（*实则还是个人的主观标准），分得出文章的好坏。

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所以我们除了专业修养，广泛涉猎以外，还得训练我们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以上说的翻译条件，是不是我都做到了？不，差得远呢！可是我不能因为能力薄弱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艺术的高峰是客观的存在，决不会原谅我的渺小而来迁就我的。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一切学问都是如此。

另外一点儿经验，也可以附带说说。我最初从事翻译是在国外求学的时期，目的单单为学习外文，译过梅里美和都德的几部小说，非但没想到投稿，译文后来怎么丢的都记不起来，这也不足为奇，谁珍惜青年时代的课卷呢？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因为爱好音乐，受到罗曼·罗兰作品的启示，便译了《贝多芬传》，寄给商务印书馆，被退回了；一九三三年译了莫罗阿的《恋爱与牺牲》寄给开明，被退回了（上述两种以后都是重新译过的）。那时被退的译稿当然不止这两部；但我从来没有什么不满的情绪，因为总认为自己程度不够。事后证明，我的看法果然不错；因为过了几年，再看一遍旧稿，觉得当年的编辑没有把我幼稚的译文出版，真是万幸。和我同辈的作家大半都有类似的经历。甘心情愿地多做几年学徒，原是当时普遍的风气。假如从旧社会中来的人还不是一无足取的话，这个风气似乎值得现代的青年再来提倡一下。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二日

原载《文艺报》一九五七年第十期（摘自译匠，《傅雷：翻译经验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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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想要成为一名杰出的文学翻译，自身的文学素养（译入语写作水平及文学造诣）必不可少，外语能力反倒极少被提及了。纵观古今中外的有名翻译大家，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凡是优秀翻译家，往往同时也是优秀的作家，凡是诗歌翻译得出彩，其译者本身也一定是有名的诗人。

就文学翻译来讲，译入语水平确实是能决定你在这一行成就高低的关键。或许刚开始做翻译时，我们往往更重视外语水平，准确解读原文原意才是关键，但是渐渐地就会发现，当大家外语水平差不多的时候，能决定译文质量高低的只有译者的译入语写作水平——能否把原文的宝藏全部挖掘出来，不仅读懂读通，而且有所感悟，并且成功地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就像模仿一幅画，鉴赏起来可以头头是道，但是如果自身绘画能力不行，得到的只能是下图了:

当然，对翻译的正确认识也很重要，这和译者自身的文学素养并不矛盾。翻译思想，比如“改写”，从来不是掩盖译者无能的手段，而是解开译者镣铐的钥匙，让译者的才能得以更充分地发挥。从傅雷的翻译思想可以看出，要成为一名好的翻译，绝对不是亦步亦趋、机械地复刻原文就可以了，因为后者恰恰是最省力对文学素养要求最低的偷懒方式。希望傅雷的文章能够对大家对于翻译和译者的认识有所启发，我由衷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傅雷”出现，让《约翰·克里斯朵夫》不再成为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