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抗抗：如果把我的创作列在一起，就是我们走过的半个世纪
网易蜗牛读书《精神的壳》文化人物专访栏目，在这个夏天带来了香港书展特别企划，在书展中对话两岸三地文化人物，探讨当下新青年的阅读与大众的精神生活。
知名作家张抗抗今年也来到了香港书展，她书写生活，记录历史，这次在记者会上与我们回顾了那个思潮朦胧的年代，感受她笔下不甘平庸的火焰与创作热情。
以下是张抗抗记者会交流实录，“问” 为记者提问，“张” 为张抗抗回答。
问：中西方文化对您这一代人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张：我实际上是更多地接受了一点西方文学。因为我父母他们这种40年代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深受当时的激进主义的这种观点。想把他们的观念加在我们身上。我小时候就读西方的童话，以后我们就会开始读一点美的作品。苏联的俄罗斯的文学，像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
再以后到了文革中间，我们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没有书，那我们就想尽办法找书。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探亲大补》，写的是每年回家就看书找书。我妈妈那时候到图书馆去管理图书，她就有这个方便条件帮我来找书，我读的基本上都是英法文学，都是当时已经被封锁了不能读的，但是还是找那些经典的西方文学来读。
文革结束了以后，80年代开始，那我们就购买更多的经典，像托尔斯泰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罗曼罗兰的《克利斯朵夫》。再以后就是拉美文学，先锋的、实验主义的文学。以后南美的文学开始进来了。所以在理念上、观念上，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接受比较多的西方的人道主义，西方的人文精神。
现在的00后太厉害了，他们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 但从普遍性来讲，我比较担忧的是，可能中西文化这两个都没有接受好，比我们接受的还要浅薄，还要表层，还要零碎。因为他们没有特别多的时间，他要高考，进了大学以后有可能读书，这个时候他就按照他的兴趣，他不可能对这两个东西进行系统性的并行的。
像我们过去看到一些老学者，接受民国教育的人，就比如说我了解的冯宗璞先生，写那个《南渡记》的，冯友兰的女儿，他们西学和中学都特别好，因为他们从小教育就是这两条线同时的。
那你说00后和90后，在哪个时期能够完整地接受这种教育呢。所以我觉得是很遗憾，弄不好就会大量地接受商业文化、娱乐性文化。时间是一个常数，它是恒量的，它不可能多出来的。那你在看这个手机上的网络小说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用到别的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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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否在创作中汲取过50年代、文革年代的历史养分呢？
张：我的很多小说，比如说知青小说，它就是写文革的。那比如说《赤铜丹朱》这部小说，肯定要写到我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差不多有这么十年，是很不美好。但是任何不美好，它也是可以成为养分的。
你对苦难的认识，对一些不可以被解释的逻辑，但是它能用一种强权的方式存在。在我们下乡以后，我们对更多的艰苦、寂寞，还有知识青年之间未上学的名额进行的残酷的争斗，或者暗中的争斗，它都会有认识，那么这种认识它就成为养料了。
这些经历也成为我们小说的故事了，有直接的经历，有些是间接的经历，像《白罂粟》、《残忍》它都是间接的经历。实际上我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它有一点我生活的影子。比如说《爱的权利》、《淡淡的晨雾》、《北极光》，它都是从我们过去的经历中吸收来的。
可能我们这种养料是各种各样的，也可能有腐肉，埋在那里，它最后成为肥料了。也可能是优质的肥料直接给我们。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那是很贫瘠的文化。 你所经历的一切，你所读过的和当时格格不入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成为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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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知青题材淡出以后，您的选择是什么？
张：从我们的文学整体上来讲，像梁晓声、叶欣，原来一些知青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他们慢慢的会年纪会越来越大，他们知识青年生活的积累也基本上慢慢的就用完了。
我从80年代以后，实际上写完长篇《隐形伴侣》，我就很少写知青生活了。因为现实的生活，当代的生活，新的生活，不断的扑面而来，那么在这个中间，我有一篇文章写过，叫《时不时回头看看》。因为你往前走的时候，你可能在另外一个新的高度上，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也可能你是再往深处走的时候，你可能以不同的角度又看到了新东西，所以知青小说它早已不是占主要的位置了。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优秀的新的作家，他们有各种新的视角，新的语言系统。他们在不断的扩充我们的文学队伍。那么老的作家，感觉逐渐的会弱化，这种新老的交替是必然的。而且文化大革命历史尽管到现在还没有被写得很透彻，这是由于很多的禁忌，包括我们认识上的禁忌，也包括控制上的、宣传的控制，文化大革命始终没有被认真写涂，而文化大革命这一代人就眼看已经要快要走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你像二战结束以后，就出来很多年轻的作家写二战，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二战，《这儿的黎明静悄悄》，还有《活下去，并且要记住》，都不是二战的亲历者。都是战二代了。历史是一定要去重新认识的，历史是不可以被遗忘的。而今人如果还没有做到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年轻的作家能够去有更好的发掘，有更好的表达。
我本人来讲，我的兴趣早已经进入到一个更新的领域，比如说我后来写了《情爱画廊》，爱情的语言已经穷尽了，所以我要用绘画的语言，我要写出一种新型的母子关系，女人是孩子重要还是自己重要？女人是不是总是要为孩子牺牲呢？
后来写《作女》，现代女性，她是怎么样折腾，在这中间获得自己的精神解放。到了2007年以后，我开始进入长篇，我这长篇是写80年代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这部小说应该是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书。我的全部创作，如果把它列在一起看，它就是一个我们的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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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从2007年到2017年一直在写一个长篇，为什么会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写？
张：一个作家觉得有一部书值得他用十年的时间去写，他是一边写一边进行研究，一边研究他要解决自己的很多问题，也要解决读者的问题，当代历史的问题。
我这部长篇是100万字，它是三卷本，所以实际上平均下来我还是三年，这次的长篇写作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艰难的，我要读很多的资料，前后改一遍，差不多就是半年。
在这个十年中我改了六稿，可能今年到下半年，说不定还要再去改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年龄应该真的是要有一个好作品。可能那么短的时间完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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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写作40多年对人生各个阶段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张：当时我们觉得好像除了写作就没有别的选择，当知青的时候，你只有写作。只要拿一支笔，拿一张纸，拿一个笔记本，就可以开始了。这个是最不需要外在条件的。因为没有更多的附加条件。
到了后来，会觉得我能写作，而且写作虽然很艰苦，但是也很愉快，就会在这条路上就一直走下去了。然后取得一个新的成绩，会感到很幸福很快乐。 同时也还会有一点稿费，然后还有工资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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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作品中写女性主义的觉醒由您的写作身份决定，还是说您的潜意识里面有一种女性视角的责任感？
张：其实很长时间都认为我是一种中性写作，《爱的权利》、《北极光》，这种女性都是独立进取的女性，她是一个情感丰富的，能够不断的有所创造的女性，这个女性我觉得从我在幼年的时候就存在那了。
我们家两个女孩，我还有个妹妹，我们没有受到过性别的歧视，我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它跟我与生俱来。比如说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会知道女人应该有婚姻自由，裹小脚是不好的，包办的婚姻是不好的。如果没有感情的话，就不应该结婚。然后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要读书、要自立。
中国在在1949年，就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了女人的基本权利。比如说哺乳期的女人和男人同工同酬的权利，还有哺乳期的休假的权利。当然包括农村，所以这些基本权利已经有保障的话，中国就不像7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它没有这个，产生的背景不一样的，这是有点不一样。
但中国的问题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在我们意识当中存在的那种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对女性是有很多约束，这种东西我们意识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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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因何开始为作家的权益奔走？
张：一开始肯定是跟我们自身的权益有关，就是我不断的被侵权，被盗版，《情爱画廊》盗版书比我的正版书还要多，经济损失巨大。然后你的作品被转载了，也没有人告诉你。那段时间就经常忙着打官司，请找律师。
90年代初的时候是比较混乱的，那时候我们出版的法律还没有健全起来。所以从自身的，开始保护自身的利益以后，逐渐的开始对这个东西稍微了解一些，后来我就成为政协委员，我就会有这方面的提案，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前年还获得过一个联合国版权保护组织，颁给我的一个知识产权保护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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