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政园人物】王献臣到底是不是个贪官？
前几日总结了一下游客常问的奇怪问题，大约有这么些个：
“免费讲解多少钱？”
“四十分钟多长时间？”
“导游为什么要吃饭？”
“园主人王献臣是不是个贪官？”
......
不一而足。前面几个问题笑着回答一下也就是了，但关于“王献臣是不是个贪官”这个常见问题，真是无法一语道清。
其实最初，我作为小市民一个，也有一点关于“为富不仁”的想象。毕竟拙政园布局精巧，亭榭精美，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别说建造城市山林的那一番功夫，就是这位于黄金地段的七十八亩地（初建园时大约为两百亩）都已经价值不菲了，不贪污怕是凑不齐这么多钱呢。
但是，怀着追求真相的八卦心态，我还是抱着认真的态度，查找了一些文献，发现了如下历史细节：
1. 两次被贬
王献臣是拙政园的第一位园主，官拜监察御史，因官场失意而退隐建园。但王献臣并不是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在历史的坐标系里，人们多是先认识了拙政园，而后听闻他的。
翻开《明史》卷一百八十，可见王献臣短暂的政治生涯。王献臣祖籍苏州，因家族隶属锦衣卫，所以出生在北京（1469年）。纵观其职业生涯，锦衣卫这一特殊身份既是王献臣在官场上平步青云的护身符，也是他后来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魔咒。
1493年（弘治六年），王献臣举进士，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但在1509年左右，王献臣已经致仕还乡，开始兴建拙政园了。所以他的政治生涯前前后后也只持续了十多年。
王献臣的第一份官职为“行人”，负责传旨、册封等事。但随后直接升为监察御史，大约是如今国家监察委的工作了，责任重大，很是被皇帝信任。但是说“亢龙有悔”也好，人生无常也罢，之后的数年间，王献臣至少经历了两次不公平的被贬遭遇。
第一次被贬，起因是鞑靼骚扰边境地区，王献臣被派至大同边境巡查，期间平息骚乱，体察民情，为民请愿，工作办理得非常妥帖，得到皇帝认可。但随后却被东厂揭发，称其“尝令部卒导从游山，并言其擅委军政官”。意思是其罪有二：其一，在工作途中让下属带他游山玩水，可能存在公款旅游的情况；其二擅自许诺官职，其中是否收到好处不得而知。
《明史》为清朝张廷玉等人所撰，特地指出王献臣所犯之事仅有东厂言论为证，似乎暗示了可能并无确凿证据。因此王献臣是否有如此渎职行为，还是被东厂倾轧，在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清真相了。
但是这两条罪名还是被记录在案，王献臣为此下了大狱，交了罚金，受廷杖三十，并被降职为福建上杭县的县长，数年后才被召回。
如果说第一次左迁有些不明不白，那第二次被贬实属冤枉。这一回，东厂的确做了大反派。简单来说，在一起辽东军人张天祥犯事的案件中，王献臣曾对虚假证据提出了怀疑，而且此案最初也得到了公正的裁决。然而不久之后东厂在罪犯家属的打点之下提议重审案件，并且成功颠倒黑白，当年正确判案的官员为此险遭一死，而仅仅追究了一下真相的王献臣也因此被贬为广东驿丞。“驿”即驿站，“驿丞”大约也就是个招待所所长了，堂堂御史屈为宾馆负责人，心中怎不愤懑。直到后来正德皇帝继位，才将此案拨乱反正，命王献臣做了永嘉知县。但是如此宦海浮沉，王献臣已经对政治心灰意冷，后借丁忧之故，辞官回乡。
2. 同僚及父亲的态度
《明史》卷一百六十三记载，“御史王献臣自辽东逮下诏狱”，也就是王献臣第二次被贬之后，时任南京吏部尚书的林瀚为他极力伸冤：“瀚疏争，忤旨。乞罢，不许”。也就是说，林瀚极力上疏抗争，忤逆了皇帝。为此，林瀚甚至提出了罢官的要求，皇帝又不允许。《明史》也明确指出，林瀚其人“瀚素刚方......为人谦厚，而自守介然”，而他又王献臣伸冤，可以推断王献臣大约也是与林瀚同道中人。
同时，王献臣父亲的态度也值得玩味。其父亲名为王瑾，曾经也做了十年监察御史。在王献臣被东厂中伤之后，有人劝王瑾向皇帝求情，王瑾却说，“吾子之仕，吾固教之忠矣。苟不率职，则国有明宪，明天子在上，吾敢贰于吾君，以行吾私哉！”（文徵明《王氏敕命碑阴记》）。父亲虽然知道儿子遭到陷害，却明确表示不会为儿子去求情，认为此举属于谋私利，一方面也许是政治上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王家的原则。
总结来说，仅从《明史》来看，很难全面了解王献臣的道德原则与内心世界，毕竟其中的权力斗争早已如一团乱麻，让我们看不清其中单个的节点。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王献臣有一定的政治才能，而同僚的伸冤与父亲的原则让我们对王献臣的品格有了一定的认识。王献臣屡屡被贬的委屈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拙政”二字背后的心酸。
1. 与文徵明相知
官修史书很难完全展现一个人的血肉，所以我们还得把目光转向王献臣的个人生活。史料中的诸多证据表明，王献臣与文徵明保持着多年友谊。王献臣尚未归隐苏州之前，就与文徵明保持着多年联系。两人政治道路虽不相同，却皆为“潦倒末杀”，故而“略相曹耦”（《王氏拙政园记》），愈发惺惺相惜。而后虽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但是一般认为文徵明参与了拙政园的营造。除此之外，文徵明为王家撰写了《王氏拙政园记》、创作了《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与王献臣在园中多有酬唱之作，甚至王献臣儿子的表字“锡麟”、“公振”都是文徵明取的，友情之深，可见一斑（《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
文徵明在《王氏拙政园记》中将王献臣描述为“为名法从，直躬殉道”的正人君子、儒臣典范。此话的可信度应当用文徵明的品德来做一下背书。文徵明是明代苏州文人团体的代表，有“诗书画三绝”的美誉，为人忠厚，王献臣能成为其知交，应是顺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俗语。
2. 诸多苏州文人的称赞
也许是因为文徵明的缘故，王献臣与苏州的诸多文人艺术家都有来往。而这些朋友对王献臣的品德多有称赞之词。例如唐寅在诗中称其为“铁冠仙吏”（《西畴图为王侍御作》），书法家王宠赞其“疏朗峻洁......有古直臣风”（《拙政园赋》）。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文徵明的老师沈周似乎也对王献臣颇为欣赏，在七十八岁高龄的时候写下了《送王献臣谪琼州诗》，并在其病逝前一年，也就是八十二岁时，又为王献臣收藏的《烟江叠嶂歌》补了一幅画（《拙政园志》）。
我们可以看到，王献臣在其退隐后的社交圈中，有着非常正面的评价，其耿介古直之风，隐隐而现。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和拙政园建造相关有关的一些问题：
1. 购置土地
目前并未发现史料记载当年地价多少，但是我们知道，王献臣相中的土地原为元代大宏寺废址。民间多以在寺庙土地上建住宅为讳，地价应当便宜一些。
2. 风格朴素
如今我们看到的拙政园仍旧保持着明代园林朴素开朗，平淡自然的格局。不过因为园主屡易，具体建筑多为清代风格，精致典雅，因而给游客留下些许豪华的印象。实际上，王献臣最初建成的园林要朴素许多，与其说是个后花园，不如更像是一个庄园。根据《王氏拙政园记》的描述，园内除了池沼花木和少量建筑之外，有大量果林、菜畦，的确符合了王献臣“筑室种树，灌园鬻蔬”的理想。而文徵明的《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也呈现出了世外桃源般的面貌，竹篱围栏，花木掩映，如乡村田园一般。所有建筑都极为朴素，甚至部分庭院有一种“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般的乡村野趣。就连如今标志性的桥梁小飞虹，在建园之初，也只是木桥一座。如此风格便决定了建园开销不至于如建造雕梁画栋、琼楼玉宇般昂贵了。
3. 王献臣的购买力
王献臣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也曾任监察御史，家中应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实力，即使自身仕途不顺，家中也应有置办得起园林的实力。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可以做三个推测：
写到这里，我们对王献臣的品格有了一定了解。在政治上，王献臣略有作为，也存在过可能是被东厂描画的污点；在朋友圈中，王献臣形象正面，受到苏州文人的认可与赞美。虽然因为人性、政治、历史的复杂，和时光流转，我们看待历史的双眼像是得了近视，似乎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献臣并不是朝廷的“禄蠹”，也可以从侧面看到他的性格中还有一份刚直疏朗。我也更愿意相信王献臣有几分屈原和陶渊明般的独立不屈与耿直个性，在经历官场失意后，选择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后者。他的心境早已融化在了园林的山水之中，而多数后来的园主人也与之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将意志延续了数百年。这样的一脉相承让拙政园不只是一座精美的园林，其精神内涵也成了活的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