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中的老人话语

毫无疑问，作为长子长孙的鲁迅从个人际遇来说，他和老人是息息相关的。少年时期，父亲去世后他曾经面对家族中长辈的施压，要求压缩住房，但鲁迅坚持己见不肯屈服，“在日记中，他对族中长辈们，特别是对玉田公公表示了愤慨。同是一个家族，每一房还有利害冲突，在没有别的进益的时候，只好在族内互相挤轧。”[1] 而新文化运动前后，鲁迅更是猛烈批判传统糟粕 ，也曾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并提出从旧阵营出来的我们如何“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 而在和鲁迅进行文字论战的人们当中，甚至到了晚年，也有人称鲁迅为“世故老人”，甚至鲁迅也不得不撰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1928年）进行直接回应。从此角度看，“老人”近乎陪伴鲁迅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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