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先生”意为“年长有学问的人”。生于上个世纪之初的杨绛，为何被尊称为先生？
有人赞她为著名作家，她说“没这份野心。”
有人谈及她的畅销作品，她谦称“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
有人登门拜访，她说她的渴望是被人遗忘。
然而越是想被遗忘，她的风骨、风趣就越被珍视；越是谦逊、淡泊，她的风度、风格就越被尊敬与仰望。
杨氏家族世居江苏无锡，在当地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用杨绛的话说，就是“寒素人家”，她的曾祖父、祖父的身份，无外乎书生、穷官，但都秉性正直、酷爱读书。良好的家世家风，深厚的文化积蕴，为杨绛后来的文学领域传奇人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杨绛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1911年出生在北京。父亲杨荫杭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后来历任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杨绛的母亲生于生意人家。
在杨绛出生之前，家中已有三个姐姐。三个姐姐都出生在无锡老家，土生土长。唯独杨绛在北京城里来到这个人世。分明骨血中尽是江南之风雅的杨绛却出生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为北方之苍劲缭绕于身。
按常理来讲，家中已有三朵金花，排行老四的杨绛又是女儿，想来未必会得父母重视。不想，杨荫杭对四女儿尤其疼惜。众姊妹兄弟中，唯有杨绛，是在父母身旁被养育长大的。她出生的时候身材短小，小小粉粉的一截，看上去很是脆弱。即便长大后，杨绛的身材依然不高，父亲却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可见，父亲对杨绛之怜爱。
也许在杨荫杭看来，杨绛的出生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逃亡海外留学归来之后柳暗花明的最好见证。又或者，她出生的时候果真要比三个姐姐看上去更聪慧、玲珑么？这样的事，不好揣度，唯有他们父女二人心中了然。
定居苏州的时候，杨绛开始念中学，进的苏州振华女校，正好十六岁，由于她长得小巧，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
那时北伐战争正在进行，学生运动很多，常常需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杨绛也被推选去搞宣传，这次她不想参加。
原因很简单，不是杨绛落后，而在于“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学校有规定，只要说是“家里不赞成”，把责任推给家里，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
杨绛周末回家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
杨荫杭一口拒绝，他还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杨荫杭对杨绛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 Dare to say no! 你敢吗？”
“敢！”杨绛苦着脸说。
第二天，杨绛到学校也不说是什么，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事实证明，杨绛的“岂有此理”变成了“很有道理”。因为女同学上街演讲，确有心怀鬼胎的军人对她们非礼。
由此可见，杨绛对政治的不感兴趣，由来已久。坚持主见，独当一面的品行也初见雏形。
在振华女校，杨绛用五年时间读完了六年的课程。这段时光，对于杨绛来讲，最大的意义并非学校的教育，而是她可以常伴父母左右。父亲教给杨绛人生的道理，母亲教给杨绛日常的智慧。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写：“我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 有父如此。有母如斯。实是大幸。 之于年轻的杨绛而言，已然觉得岁月饱满。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在一起更令人愉悦欢喜的呢？没有了。苏州，庙堂巷，一文厅。这个能够常回去看看的家，才是杨绛最珍重的。就像她自己所言：“在庙堂巷，父母姊妹兄弟在一起，生活非常悠闲、清净、丰富、温馨。庙堂巷的岁月，是我一生最回味无穷的日子”。 父母在。兄弟姐妹在。有花，有树，有流星。
杨绛的中学生活，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的，沐浴着父母的关爱，她渐渐地成熟长大了。
杨绛记忆中，她的父亲母亲，虽是夫妻，但更像老友。两人相敬如宾，一辈子不曾吵架。那个年代夫妻不吵不闹的也不少，但女子多半委曲求全，一味迷信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不想也不敢与丈夫争执。但是杨绛的父母不同。他们是彼此真正的知己，无话不说，而且不准孩子插嘴，仿佛生怕破坏他们之间的温柔似的。
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杨绛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
之后，父亲重做律师之时，他也愿意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详细讲给母亲听。始末过程，事无巨细，还会一起分析、讨论。或许，只有像杨荫杭和唐须嫈这般相敬如宾、恩爱不移的一生一世，才真正算得上是中国夫妻的典范。耳濡目染之中，父母和睦的一辈子也对杨绛将来的婚姻态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九二八年夏，杨绛准备报考大学。这是清华大学刚开始招收女生，但不到南方来招生。她只好就近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她的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她申请到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可是她出于以下考虑，谢绝了留学的申请：一是不忍增添家庭负担；二是她对留学有一套看法，与其到美国攻读政治学，还不如在国内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
杨绛告诉父母亲自己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她的父母当然都很高兴。
1932年初春，清华园古月堂。杨绛在这里遇到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他身着青布大褂，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旖旎的春风穿过古月堂，让杨绛怦然心动。
钱钟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
杨绛则紧张地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
有人曾说：“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人。”
这句话似乎是为杨绛和钱钟书量身定制的。两人一见钟情，缘定今生。
多年后，钱钟书回忆起这段往事，欣然写下了“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诗句。
在他眼里，那时的杨绛，如同一朵浸在牛乳中的蔷薇花，美得不可方物。
其实，当时的杨绛并不乏追求者。但遇到钱钟书之前，她从未谈过恋爱，也不与其他男孩暧昧。
据说当年，有个叫朱雯的男孩对杨绛有好感，常常夸她迷人。杨绛觉得不妥，索性大学四年都不理这个男孩。
她的好友费孝通喜欢她多年，得知钱杨交好后，还专程找来，说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但杨绛的态度很坚决：“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举行婚礼，一时间羡煞旁人。
对于这对才子佳人的结合，胡河清曾赞叹：“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婚后，两人去往欧洲游学。没想到，在学问上聪明绝顶的钱钟书，却是一个“生活白痴”。他的衣食住行，都要靠杨绛一手照料。
每次闯了祸，他便似孩童一般跑去跟妻子说“又做坏事了”。
弄翻墨水弄脏桌布。杨绛说，不要紧，她洗。
弄坏台灯黑灯瞎火。杨绛说，不要紧，她修。
弄烂门轴关不上门。杨绛说，不要紧，她装。
再美的神仙眷侣，也逃不过柴米油盐的世界。杨绛的“不要紧”成了钱钟书的定心丸，只要有你在，一切都安好。
从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杨绛直言“因为爱，不觉委屈。”
据《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记叙，有次钱杨夫妇同看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钱钟书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催他快写，并劝说他减少授课时间。钱钟书问：那么如何支付女佣的费用？杨绛默默承担起女佣的活计：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一一包揽，常常给煤烟熏得满眼是泪。她却说，“我急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甘愿”。
“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作《围城》”，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句佳话。
１９３８年秋，学成归国的钱钟书被母校清华破格聘为教授，前往昆明（当时为避日寇南迁，清华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而杨绛带着女儿阿圆回到迁居上海的钱家，夫妻二人从此两地分离。
满脑子西方文学经典的杨绛，默默学做大家庭中儿媳所担负的琐事，敬老抚幼，诸事忍让，还总客客气气、笑眯眯的。
这成为钱钟书离不开她的一个缘由。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说，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人都罩在里面，外面风雨皆由她抵挡”。
文革时，钱钟书和杨绛下放干校劳动改造，即使生活再艰苦，也不忘去看对方一眼。
钱钟书经常借着到邮电所取报纸、信件的机会，绕道来菜园，隔着小溪和杨绛说上几句话。只要能看到杨绛，他就能心安。
后来，杨绛读到一段话，念给丈夫听：“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
钱钟书听后即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说：“我也一样。”
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圆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
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1998年，钱钟书病逝。杨绛悲痛不已：“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独居的杨绛从此深居简出，鲜少见客。这时，曾经追求过她的费孝通前来拜访，想要一叙旧情。送别费孝通时，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目送身边人离去，饱尝世事无常，９６岁的杨绛以毕生信仰写完一部解读生死之书。“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能有成绩，就是不虚此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