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没有拍电影17

华东工学院，满校园梧桐树掩映之下是一栋栋意识形态建筑产物——灰暗的色调，毫无生气的直线造型，粗水泥立面的多层砖混建筑。远远看去，就像密斯早期关于柏林大街规划的失败作品。当密斯的建筑观念在欧洲流行的时候，强调功能，反对过度修饰的建筑理念被急于大改造的苏俄接受和运用。但是，急功近利和丑陋的阶级感受在那个背离人类文明的群岛上产生了大量丑陋的建筑物。这不过是对密斯建筑观念低级和反审美的粗糙模仿，不幸的是，这种建筑风格随着意识形态传入中国，在粗鄙的理性主义中还融入了乡村审美。我后来去过很多中国的理工大学，这些50年代建起来的校园里充斥着大量类似建筑，堪称建筑学灾难。更严重的是，在这种环境中度过人生最重要阶段的学子们脆弱的审美意识被彻底摧毁，而由未来的他们组成的中国理性阶层所呈现的各种人文悲剧就不难理解了。

五层高的工字楼是华东工学院里的最新的建筑，俯视是一个巨大的工字。造型设计毫无美感，即使这样，这栋建筑仍然是校园里最好看的物体了。

在这个建筑的四层最西边有一间一百平米大小的空房间，他们把它叫做画室，后来成为我第一次学习电影的教室并栖居于此。但是，里面并没有太多跟绘画有关的元素，空荡荡白花花的浅灰色地砖地面可以用辽阔来形容。没有任何家具，我只能把被子铺在地砖上。老黄说，尽量往门口来，离北边窗户远点，能暖和点儿。

不幸的是，在1991年12月中，南京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雪，树林里的积雪足足有一米厚。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最低气温在零下18度。这在南方来说是非常罕见的，而我只有两床被子，厚的铺在地上，薄的盖在身上。因为上下被子的厚度都不足以抵御深夜的寒冷，我在那两个月中只在每周洗澡的时候脱过衣服。白天坐在地铺上看她给我借来的朱光潜先生的《悲剧心理学》和几本电影初级读物。晚上裹着所有衣服和一件军大衣倒在地铺上，连鞋都不脱。实在冷了就起来，在屋子里来回溜达。并且在这两个月里，我没刷过牙，因为大部分时间，卫生间里的水龙头都冻得结结实实，而且我在这段时间基本没在有他人的地方张过嘴——除了她偶尔来看看我是否活着，没人跟我说过话——从社交方面来看，已经完全没有刷牙的必要了。（几年前写了关于这段生活的文章，随后转发，细节就不多描述了）

1991年12月31日，下午，她从家里偷了一桶挂面和两个鸡蛋，给我拿了过来，让我自己庆祝一下新年的到来。晚上，五点没到天就黑了，我用一个小电炉煮了挂面和鸡蛋，只有一袋盐而并无其他任何调味品。但是，这还不是我一生中最难吃的新年餐。我就着这团鸡蛋面糊喝了一点酒，完成了一个新年的姿势和仪式感。

白酒在口中迅速散开，火热的从喉咙窜下去，直指肺腑，带来心灵的舒展。我坐在冰冷的地铺上，用尽我所有关于美好的设想来展望我的未来。然后在12点来临之前，我开始写一篇辞旧迎新的日记，把微醺的幻觉中最美好的景象，穷尽辞藻的华丽之所能描绘起来。但是，如同我所经历的所有美好，在最精彩的地方，这篇日记戛然而止——新的一年悄然而至，在这个巨大压抑的理工大学里，不仅没有张灯结彩，烟花漫天，而是关掉了所有教室的电源。点上蜡烛，我不得不继续这篇日记，绚烂的梦境不忍中断，因为在那时候，内在快感是唯一能够让身体暖和一点的方法了。

不过，这个快感并没有维持多久就不得不再次中断，我的人生中第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戏剧性瞬间出现了——钢笔的墨水用完了。上帝用尽心思，耍完所有手段：暴雪、黑暗、饥饿、死亡般的枯寂都不能阻止我在脑海里绘制美好的愿景，更不能阻止我不断靠近我的梦想。最后，他不得不用了一个充满戏剧性但是却低级的招数。今天看来，我甚至有点喜悦，上帝如此这般费尽心机对付一个人，却每每才思枯竭，直到最后才打败我。跟上帝鏖战并且没有服输，上一次做到的人是雅各，历经2500年苦难，雅各的子孙构筑了全世界最成功最坚韧的国家和民族——以色列。

新年第一个时刻，在这个被冰封的工字楼里，却看不到任何生机——水龙头被冻得结结实实，数万平米、数百个房间没有一个人，没有光，连空气都被冻结。但是，我却找到了解决对抗的方法：我用白酒冲刷干涸的墨水瓶，刮走贴附其内的每一片墨屑。我用墨酒写完了整篇日记，在日记的最后，墨迹渐渐淡去，但话语并未中断，它完完整整记录了我20岁的第一个梦想、第一秒情感以及第一次胜利——对抗命运的胜利。

二十多年后，当我打开这本册子的时候，一股清香幽幽散发而来，我想，这也许是对苦难唯一的赞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