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强则国强

对于男人应该是什么样，我不认为有什么太大的限制，大体上的道德水准应该男女通用，即女人什么样，男人也应该什么样，换过来同样成立。当然从审美角度会不喜欢某种装扮，这是个人范畴，如果上升到社会必要承载的审美，那只能说这个世界审美出现了偏差。

有感而发的是对少年娘则国娘的批评，有时候觉得可能也只是对大众传媒的一种逆向批判，如果非要上升到对国家民族责任的地步，我想大致也是过分了。

女里女气恐怕有时候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侮辱，尤其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说一个男人像女人，更是一种奇观了。不过这内在逻辑，恐怕是男权主义的，因为这种女里女气，内在就默认了女人的样子，其实是一种负面价值，比如在面临危难的时候，这种人往往容易投降，根本没有所谓血气。然而事实果然如此？论起来中国最女气的男人，应该就是乾旦，男人在舞台上塑造娇滴滴的女人形象，如果在相声舞台上，都有逗哏砸卦说捧哏只能演旦角。但论起来四大名旦，却并没有“女人”的软弱，典型如梅兰芳蓄须明志，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程砚秋更是在敌占区组织抗战义演。这种风骨，对起当时投降的精装伪军，判若云泥了。

所以大致上，一个人平日生活中有什么素养，大抵上于人无害，就可以了。不过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问世以来，“少年强则国强”就成了一句关爱少年的政治正确，好像少年儿童必然负担其什么责任，否则国家就要灭亡。不过这话若是放在危亡之际，或许有几分道理，但是在今天还一个劲地说，却让我徒生一种恐惧感。

如果把这种强理解为阳刚，那么历史上所见的少年培养方案，当书斯巴达，在历史记载中，斯巴达的少年一旦出生，就被培养成狼，不合格的儿童，甚至会被杀害、抛弃，正是这样的血性培养，斯巴达成为了巴尔干半岛最为恐怖的军事国家。这一政体已然是希腊政治的噩梦，在伯利克里的演讲中，将斯巴达与雅典的政体对立，并留下了关于民主政治的千古强音。

不用做一个专业的政体划分，简单从如何对待个体的人而言，就可以看出斯巴达和雅典的区别，在斯巴达那里，人只是一个素材，用作将来搭建整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必须被塑造成“有用”的样子，否则就没有了为人的资格。

而其实人不管有没有用，在这样的视角下，其实都不是人了。比如最近被正当防卫而死的龙哥，虽然现在已经认定了正当防卫，而该案也做了撤案处理，但是之前的讨论总是让大家看到，这样的防卫，更多的时候是过当的，不成立的。如果把目光放到古代，其实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刑法理论中，关于杀罪研究最为深入，光是唐代就总结出了“六杀”，把各种杀人的情形做了详细的区分。

这种文化传统一直被认定为重视生命，并往往视为一种绝佳的传统，然而如果细细分析，中国民间文化中，对杀人却往往不那么重视。单说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重要手段就是杀人，武松杀潘金莲、鲁达杀镇关西、杨志杀牛二，都是民间百姓最津津乐道的故事，他们快意恩仇，并且能够逃离法网。可是潘金莲、镇关西、牛二难道就不是人，这种杀人又莫非对生命的漠视？

如果再把视角拉到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就有了清晰的答案。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中，有一条线索一直争论到民国，即复仇是否可行？从制度上看，复仇自战国以后就逐渐被限制了。有论者一言中的，并不是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是此时社会本身发生了转型，原先以西周为典型的封邦建国，变成了由秦开始的君主专制，主权者从一群贵族变成了一个君主，而人也由过去的部落成员变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成员。由此政治关系不再多元，而变成了统一国家下的君臣关系。人民也不再是人民，而是国家的战略资本，或者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每个人都是帝王私产，于是杀人其本质就是侵害君主私产，当然只要杀人就会被认定为犯罪。

易中天在品三国的时候说过，刘备在博望坡仍然带领百姓逃生，这是以人为本第一次在史书中出现，也是对刘备的盛赞。但是刘备的以人为本，并不是今天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刘备在那个时候是以人为资本，而今天以人为本应当是以人为根本，我以为此语一语中的。实则在古代帝王专制下，人的存在就是为了给君主提供各种物质，所谓赋役制度，就是出钱出力，“以天下供一人”。于是赋役再怎么公平，也只是一茬茬待割的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