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推论1

文/Ian Hodder

第一，考古学推论一般相似把部分整合成一个整体，这基于整体-部分关系（whole-part relationship），一致性和匹配（fitting）。如Barer（1982，217）所说，发掘的主要目的在于将事实的不用线索拼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他也给出了给多案例（如上, 180）。Barker引用了E.M.Foster的说法“仅仅相关”，并且论证说（如上，146），考古发掘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建立联系，包括特征和发现物，雕塑到孢粉。这些说法有两条线索，一个是关于非内在性对立的观点——所有不同的部分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是不同种类的材料都需要被观点所解释。

科林伍德（1946）曾经区分了观点的一致性和材料的关联性。但是这些研究和分析之线索是整体的一部分而在具体操作中又很难去区分。在这个例子里我打算重新考虑英国Cambridgeshire Fens 南部的Haddenham遗址的筑堤围墙以及一直追溯到早期新石器时期。

在这个遗址被航拍图发现的时候，它就被分类为筑堤围墙（图3.1），这马上意味着在我们于1091年开始发掘时，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我们发现的材料一开始就被认定和阐释为一个我们开始着手的整体。我们开始考虑的前理解一开始是关于英国新石器时代的雕塑的礼仪性特征，当一些可能有占地，库房管理或者防御功能的围墙被识别出来，它们也可能被用来埋葬遗迹其它关于盛宴和特殊活动的仪式，“建造性沉积”（structured deposition）的概念被和灰沟中陶片、石斧、人骨的堆积一起讨论。（Edmonds 1993）.

前理解的第二部分关心社会进化的考古学理论，它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出露相对非复杂社会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那些分裂的，非中心的组织（如Renfrew 1973）。因此我们会认为分段的沟渠(被沟或者堤所隔断)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分裂的社会。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社会，但是围墙的不同段之间会有很多差异。

这些前理解预先决定了我们在1981年第一次发掘的时候如何看待这些材料，航拍照片告诉我们在这一片发掘区我们会看到两条平行的沟渠，在最北端通过清楚耕土我们轻易地就发现了这两条沟，它们填充了泥炭而且被史前的浅灰色土层清楚地打破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两条沟渠没有在航拍图中被发现也没有关系，毕竟，在我们的前理解中就已经嘉定在围墙的不同部分会有很多差异因为社会断裂特性的猜想。

我们将北部沟渠材料的其它阐释和前理解联系起来，比如，在沟渠最深的地方出现了一处大型动物骨骼的聚集，并且它们在一大片浸水的木头上，颅骨、下颌骨、盆骨和肩胛骨是主要的部分，那里还有一些陶器碎片和燧石，这很明显是一处仪式性或者特意放置的堆积。（对比Hill 1995）。

我们关于正在发掘的是处筑堤围墙的沟渠的念头得到了作为最高可信度在主体间达成了共识。几个新石器的专家这在短时间参观了发掘并且得出了他们的结论。沟渠最深处的动物骨骼群是一个典型的沟渠的底部，而且沟渠逐渐缩小也是筑堤的证据，沟渠里发现的一个未经检测的碎片可能是新石器时期的。受到这些外部支持的鼓舞，我们我们感受到得到整体的满足和情理之中，依据对于围墙的最近的理解，它使得所有的材料有了意义。

但是仍然有一些琐碎的疑惑，变得越来越精确的主要问题是：其它的内部的沟渠在哪里？不管我们如何仔细地清理底土和检查航拍照片，它都不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北部的这一条这么容易就找到了，为什么找不到另外一条呢？更多的困难出现在一个小灶的形状上，在史前土壤的上部不容易看到，要几厘米以下才能看到。这反映出史前土壤的表面被严重地过滤而变色了，很可能发生在泥炭覆盖的过程中。实际上，检测的PH值显示，随着史前土壤深度的增加，ph值从4升到了6.

肯定有错误，我们构建的整体不能解释所有出现的事实，为什么北部沟渠在史前土壤的表面清晰可见，充满了泥炭，而其他史前特征在覆盖泥炭的过程中被过滤？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完全的诚实去识别北部沟渠的堤。更多问题出现了，沟渠底部的部分动物骨骼被证明是马骨，但是马不应该在新石器时代的欧洲西南部出现，而且我们仍然找不到南部平行的沟渠，我们用机器试探了很深去得到另一条沟渠，但是在这些探沟中我们看不到。

结果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所以我们什么也找不到，这是一个关于那种考古学家只是观察什么在那里的观点的局限性的最佳例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看不到“那里有什么”除非你知道怎样寻找它。这是第二章提到的Flinders Petrie的观点，事实上，南部的沟渠在机器开出的探沟两边很清楚，但是里面没有泥炭，而且比我们预先想的要大得多，而我们也逐渐理解了浅的北部沟渠实际上是筑堤围墙。所以我们“看”不到围墙，但是一旦矛盾的证据引人注目，多种解释就被需要了，我们调查知道发现另一个“整体”，这个整体能够解释更多我们搜集到的材料。我们意识到在史前土壤的表层一些特征被过滤了以至于看不到，于是在南部沟渠应该在的地方我们更加仔细的观察，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些证据—一个填满了黏土和泥沙的砂砾和晶体的巨大的沟渠，被周围的砂砾包围了，但是在史前土层的上部被过滤了所以看不到。

新的整体现在可以被放在一起了，北部的沟渠并没有完全和南部的平行，除非放在我们的发掘区看，实际上这个新石器时代围墙的位置纯属偶然。后来我们根据碳十四测年得到他的它的年代是铁器时代晚期到罗马时期。因此房址后来被重新解释了，没有检测的碎片也被重新测年了，那里真的没有筑堤，一堆动物骨骼后来被解释为屠宰的残余而非礼仪痕迹（参看Hill1995 关于晚期的灰坑和灰沟的仪式堆积的讨论）。至于南部的沟渠，比通常情况下其他的筑堤围墙要大得多，而且这里也有很明显的堤道，很多其它的证据也和此匹配，比如，环境重建显示这里有泥炭形成，以及这个区域晚期有沼泽地。因此新石器时代的任何沟渠都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更不要说一个浅的了，在这个地区会浸满水的。

但是新的整体被放到一起的主要原因还是在围墙周围的进一步发掘，这个阐释过程的更多细节可以在其它地方看到（Hodder 1992），可以说，1982、1984、1987年发掘的沟渠的整个情境是逐渐出现的，这个情境是弄清逐渐增长的大量材料的连贯解释。沟渠的A到P段被发掘，认为早期阶段是用作仪式的阐释看上去弄清了沟渠的重复和有意的切割以及和这些切割有关的有意放置的人骨和磨光石斧。新的整体包括了不同的观点，也会随社会变化而发生变动，随着更多的渠段被发掘，有些比其它的更精巧就是很清楚的了，差异发生在多个维度上，更长一些的渠段以及这些很最长的部分相连的渠段，有着更多的切割，更特别的布局以及更高密度的发现物。

这种类型的差异也在不同的材料里发生，比如，在围墙周围筑堤沟渠的里面发现了一个木桩，木桩的精巧程度和重复切割和筑堤沟渠的差异一致，发现物的密度也是这样。这种相同可以说是内部本身的——使用强度的差异出现在不同的区域或部分，这种差异和木桩和沟渠的残留物的差异是一致的。这个特征也扩展到沟渠里发现物的分析上，比如，建造更精巧的更长的渠段会拥有更多比例的牛骨（Hodder and Evans 1999）。

越来越多的证据符合着关于围墙差异性的观点，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呢？一个观点是社会竞争，不同渠段的一个主要差异是被移去的土壤的数量以及沟渠的保留和切割的数量。可能社会团体之间在竞争劳动力的数量，这些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可以移动和召集。更加成功的团体可以存放品质更好的人工制品以及可能获得更多的牛作为盛宴。其它和新整体匹配的证据是历时性变化，沟渠之间的通道逐渐变窄、变宽、关闭或打开，整个过程看上去像和团体之间移动人口和资源的能力变化相关。随着一个人绕着材料不断前进，前理解在新的框架或者整体中会不断发生作用。

我相信这是一种典型的考古学工作，在很少有关错误和那条他们一路走来的盲目小道的报告发表的情况下，对我来说很难去证实一个结论。如上所述，很难弄清考古学家如何推理，但在从田野中正式的描述来说，在我的印象里，Haddenham遗址的这种过程是很常见的。通常我认为大部分考古学非常依赖这种适应性观点（尽管宾福德在1989年批评了这种临时性程序的局限性）。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情境下和把所有可利用的证据放在一起，当证据不匹配的时候，我们开始当心然后尝试去降低不一致性。有时候观点的某个单一的部分起作用但是整体不相匹配，在Haddenham中的例子就是所有证据（比如陶片的年代和北部“新石器时期”沟渠的沉积）看上去独自起作用了，但是关于整体的观点却不能解释南部平行沟渠的缺失。

或许对于一致性和整体性的探索会在以后的田野工作中更好地阐明，一个集中在地层关系的例子。这里关于一致性和相关性的差别不那么容易区分，在Haddenham中，整体包含了观点和材料，人们说他们可以“看到”不存在的围墙，他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铁器时代和罗马时期的新石器陶片，他们“看不到”在壕沟两旁清晰可见的沟渠，是因为他们认为那是被错认为的沟渠。所以我们难以区分理论观点的一致和材料的关联，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但是同样的，理论观点可能出现在不适合的材料之前，理论的材料的关系因此是对话的，二者可以相互依赖也可以相互矛盾。

在下面这个Catalhoyuk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观点整体的一致性和相关性的联系，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观念里减少非相关性的企图，为了引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图3.4中的建筑1，在1996年的发掘中我们在B处向下找到了一系列地板和墙C，D等，我们的第一印象是B处的地板达到和晚于（但同时使用）墙C，幸运的是晚期的灰坑F打破了墙C和地板B，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检验地板比墙晚的观点，观察显示这个检测可以被证实，地板C的确到了墙，如嵌入物L显示的那样。

但随着更多的证据被发现，它也就不再适合了。我们逐渐意识到B处的地板比D下面的石碓要早，墙C紧靠着墙D而且比墙D要晚。因此在我们对这个建筑的理解里，地板B比墙C晚，墙C比墙D要晚，同时和地板B同层的地板B’，比墙D要早。证据没有让我们弄清楚，它们没有成为一个一致的整体，地板B怎么能做到一边晚于墙C（同时使用）又早于它呢？

突破来自于当我们意识到所有的证据可以整合在一起只要我们做出一个改变即认为墙

C被切入地板B且晚于后者，我们回头去看灰坑F的断面，有了新的眼光我们看到了之前被忽视了的，我们的错误在于之前假设墙c 两侧的地板是同时的，但实际上不是。墙C南侧的地板要晚于北侧地板被使用后，我们重新画了F的剖面图去展现地板B和墙C之间的断裂，以及能够看到的地板B之间的孔壁切槽。证据改变了并产生了连贯的整体，新的观点里有一致性和关联性，但是很难讲二者区分因为材料是在整体中构建的。

我在这里关注的是田野实例，但在非田野例子中同样如此，在90页中我描述了在部分-整体程序下的墓葬阐释的例子，另一个关于Hohokam遗址中的性别研究的例子也是如此。

通常认为整体总是大于部分之和，我想这是由于一致性和关联性的互相依赖所致。将所有资料编排成线，让他们相互连接起来然后说“这就是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将资料连接成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的观点。人们永远需要在总结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理解，因此也需要创造性，这也会在下面的讨论中提到，包括探索一些通常的特质。这些特征来自于总体总是被构建的这一事实，它们自然会和被分析的每一个部分相区别。由于人们在做比较和影响研究时需要研究更大的区域，同时也会处理到更宽广的分析范畴。考古学家们可以接触到不同尺度的资料，研究那些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发生作用的资料所构筑的不同整体。可以说，不同的资料创造了不同的情境，比如生存，社会好或者礼仪资料，所以对于整体的讨论必须包括多种不同的情境。而且清楚的是，这些关于怎样联系资料以及联系多大范围的资料的讨论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将不同的关系视作重点，所以考古研究也是多义的。

关于阐释过程的另一点来自于多重尺度，情境和观点的强调。如果有多种变化以及阐释是历史地发生着的（崔格尔 1984），那么可以得知阐释只是现下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图3.3中展示了一个螺旋的而非闭合的环，我们的确是在修正着自己的观点并且一直前进。这种观点可能会冒犯那些认为阐释没有稳定性可言的人。我们在田野结束时得出的结论会随着我们得到更多的资料和想法而变化，我们在田野过程中停下来的地方在阐释过程中也是任意的。我知道如果我继续花一年去研究Haddenham，新的发现会使我做出新的解释。大部分考古学家都认识到，如果他们继续花一天、一周、一月在遗址上，他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我们描述的“总体们”常常即是最终的（现阶段所能搜集到的资料和理论）又是暂时的（一旦新的资料和理论被发现它们就会改变）。

对于研究对于过去的阐释中的“相互关联的整体”，重要的是不要混淆了方法上的和实质上的关联性。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将部分放入总体时，我们是在用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意味着我们为部分所构建的总体并不需要成为一个特定的类型，这个总体的本质可能包含着系统性和整体性，但是其他的理论观点这个实质上的总体成为一个包含了冲突和对立的社会。通常的情况是随着随着搜集到的关于过去复杂社会的资料被越来越多，人们多构建的总体之间的差别越来越细微并且不再系统化。这里的方法包括提出一个关联性整体的观点，这个观点是被构建的，并且通过纳入那些可以凑成一个整体的事实自圆其说，但是在方法论之上，观点还包含这紧张、冲突和对立，这不是一个关于社会的整体或系统的观点。MCGuire 和 Saitta（1996）对南美普韦布洛西南社会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案例，可以说明一个以对立为主要关注点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