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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给俞樾《祝寿文》下的日本近代思想史碎片

彭城下吏 2018-09-08 22:19:57

光绪十年（1884），晚清朴学大师、德清人俞樾（1821-1907）经人介绍，收下负籍来从的日本门生一名。这负籍来从的日本人，名叫井上陈政。

井上陈政（1862-1900），原名楢原陈政，因出继井上，遂改名井上陈政。井上氏身出穷苦，但是十分好学，少年时，在其工作的大藏省造币局中开设的学习班——「幼年技生学场」里，成绩屡屡称前，其中尤以汉学为强，因此被一纸调令，命令其入当时驻日公馆学习。当时驻日公馆大使乃何如璋，何氏不久即期满归国，井上遂通过何氏，到中国留学。也是在何氏的帮助下，拜俞樾为师。其间发愤学习，颇为俞氏称道。而井上氏自此终生都甚为铭感俞樾的师恩。

光绪十六年（1890），恰逢乃师俞樾七十寿辰，已学成归国的井上氏，于时即向当时日本国内征求为俞樾的祝寿诗文，借以庆贺乃师生辰。而本文的主讲，即从这里开始。

照旧例，祝寿诗文，无非满纸套话，不足一语。但是，特殊的寿者——「俞樾」与特殊的祝寿者——「日本汉学界」，竟让这些原来无非套话的祝寿之文，成为了颇为重要的文献材料。其中尤以一篇为著，现把该篇文章传录如下：

当今中国，有硕儒曰俞先生焉。俨，昔者欲航海一执贽门下，而以山海悬隔，地之相距万里，家又极贫，志未能遂。自夫东西洋通好来，经国修身之学，遂一大变。耶稣之说，用欺中人以下；化学、重学之论，用诱中人以上，而皆与吾名教相悖。窃惟中国之大，蒙先圣人之泽，尚且害于杨墨，困于释老，豪杰之士，尽死力而排之，仅乃得完。今西洋学之入于我也，是杨墨释老一时交起也。况於先圣垂教以岛国哉？于是乎，非泰西之书，则弗敢读，非泰西之道，则弗敢讲，甚有欲废汉字而改从欧字者，吾道之绝不绝，间不容发。噫！无豪杰焉，则亦已矣。顷同井上子德惠然寄书，且示先生事略曰：『先生硕儒大德，兹值七十寿期，子可颂以一言。』俨颂之，愕然自失。盖先生非止世所谓儒者，而实可谓旷古不世出之豪杰也。夫所以谓五百岁而出者，非先生而谁？虽万里之外，绝域之人，其孰有不闻风而兴其哉？子德尝游门下数年，学问文章，大有所进，我国亦以为是有用材，此皆先生之贶也。呜呼！先生积德育才之泽，不唯中国士大夫涵沐之，施及遐岛异朝之国，其仁岂不大哉！论语云：『仁者寿』，盖先生之谓也。俨，以岛国以书生，何足为中国大贤重，然喜名教之未灭乎吾东洋也。于是乎有言。

此篇祝寿之文，借着给俞樾祝寿的名义，横发了一通当时的时事之见。而这一时事之见，却颇有自爱之心，甚至可以借当下一词，「精中」来概括了。

述讲此文之前，不妨看看著者。本文著者，姓「小幡」，名「俨」。这位「小幡俨」，另有一名「小幡俨太郎」，编著有《日本警察新法》，请的旅日华人王治本进行校阅（王是日本红学研究的启蒙者，正是王的介绍，才带动起日本人研究红楼梦的风气）。生平资料绝少，只知道其号「乐山」，曾撰《川口伊吉翁生碑》。

换言之，结合这绝少的资料，可知小幡俨与上文所提井上陈政一致，家贫，无力专心治学，然而对于汉学，颇为珍重。而正是对于这汉学的情感，使其在给俞樾的祝寿文中，大书特书了一番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褒扬。

首先，小幡氏在文章开始处，特地追溯了东洋近世的状况。他说，自从东洋与西洋交通，原先依托于儒家经典的「经国修身」的学问，发生了一大变化。什么变化呢？基督教的教义宣扬，欺骗当时的常人，而化学、物理学等科学知识，又诱导了一批才士。我思考以中国之博大，蒙被先代圣人的恩泽，尚且要为杨朱、墨子的言论所中伤，佛教、道教的争宠所困顿。称得上豪杰的士人，用尽死力排遣，才得以前后保全。今天西洋学问进入我们国家，就是如同杨朱、墨子、佛教、道教一时间都纷纷起来争雄的状况，何况岛国只不过是先代圣人的遥垂远化的地方？于是在这个时候，不是西洋的书，那么就不敢读；不是西洋的道理，那么就不敢讲，甚至有想要废除汉字而改用欧洲字母的情况。我们道统绝与不绝，这之间的空隙甚至容不下一根头发。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那种豪杰的士人出来担负，那么不绝也要绝了。

随即，笔锋一转，特地褒扬了一番俞樾，认为其尚在而「名教未灭乎吾东洋」。也就是说，小幡氏认为俞樾以其著述与德行，颇保存了东洋文化的重点——「名教」。这正是俞樾的不世出的业绩。

纵览此文，小幡氏特地把「经国修身之学」，以东洋与西洋两种名义对立起来。这种议论固然是为称扬俞樾而铺垫，实际上折射的是当时日本思想界关于用西洋之术与东洋之术的争论。而在这里，小幡氏显然是一个东洋之术的支持者。甚至，借助此信可见，对于传统文化之象征符号——「名教」，不惟中国近代有争论，甚至于早早开国，以西方之术自新的邻国日本，犹且不能泯灭此种争论。

这一态势延续到1946年-1956年前后，亦即日本实行「汉字废止」的十年间，尚有踪迹可寻。当时，出身于世代学习汉学的大家，铃木虎雄（1878-1963），曾特地写诗讽刺日本当局废止汉字。全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