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展记
查看话题 >一次相遇：四地九馆的超级连接
180826，广州鲁迅纪念馆
一来广州就去了中山图书馆，并肩矗立的即为广州鲁迅纪念馆。这座黄色的楼房在百年沧桑中扮演过多种角色：广东贡院、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国民党一大会址、国立中山大学等等。馆里俱备相关陈列。而这次要写的是馆里目前的特展：名居·名人·名剧——四地九馆的超级连接。
四地九馆，分别是北京的郭沫若纪念馆、茅盾故居、老舍纪念馆、梅兰芳纪念馆，天津的曹禺故居纪念馆、李叔同故居纪念馆，上海的巴金故居，广州的鲁迅纪念馆、红线女艺术中心。联合办展常见，但以一个（附带半个）小小展厅，参与单位跨度之大、数量之多，却属罕见，甚至首见。
相比办展的难度，策展的思路更可称道。所谓“名居·名人·名剧”，显然用名人连接了“居”和“剧”，那么起码有两个要求，一是故居尚在，二是涉足戏剧。况且要“名”，则故居必开辟成馆，剧目须成就卓然。然而“九地九馆”好找，办展难度就更大了，因此参与单位最好稍稍集中。在这样的前提下，选取的人物妙不可言：九人都是现代文化界最顶级的大师，都对戏剧贡献巨大，都与广州缘分匪浅，彼此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走在展厅中，时时恍然，处处拍案，倍觉是个广阔的文化宇宙。
这次的主场是广州鲁迅纪念馆，鲁迅先生也是现代文学NO.1。鲁迅先生待的城市很多，绍兴、北京、广州、上海各用他一处故居开辟成纪念馆。绍兴的鲁迅纪念馆、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在同一条街上，熙熙攘攘。北京的鲁迅故居有好几处，绍兴会馆已成贫民窟，八道湾11号纳入三十五中校内不得进，最后待了两年的阜成门内的“老虎尾巴”，56年开放成北京鲁迅纪念馆。
鲁迅1927年1月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他在广州待了不到9个月，留下的东西不多：除期间所写杂文集为《而已集》，就是修订《小约翰》的译稿、编《野草》《朝花夕拾》和《唐宋传奇集》，写了小说《铸剑》。鲁迅一开始住在中大的办公楼“大钟楼”（一直是中大校徽），他后来写过《在钟楼上》，现在作为广州鲁迅纪念馆。其实他只在钟楼住了两个多月就搬到珠江边的白云楼，上述作品大多写于此。广州还是许广平的娘家，鲁迅到广州的当晚就去许家拜访，他们在白云楼开始正式同居。
鲁迅在戏剧创作上可谓点到为止——仅《野草》里一篇《过客》，和《故事新编》里写庄子的《起死》，都极短，后者两倍于前者亦仅五千字，排演是不太容易的。他自称“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且介亭杂文·脸谱臆测》），但他与戏剧的关系不可谓不近。他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桃色的云》，介绍过易卜生、莎士比亚，会见来华访问的萧伯纳。更重要的是，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头号“IP制造大师”，他创造的无数妇孺皆知的典故，成为戏剧创作无尽的素材。《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药》《伤逝》等都被反复搬上舞台，以话剧、歌剧、舞剧、戏曲等多种形式改编。梅阡先生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写的《咸亨酒店》，富有想象力地把鲁迅多篇作品中的人物集中到咸亨酒店，跻身“人艺八大经典”。
对鲁迅作品的搬演是对他的纪念，他逝世后，自己也成为戏剧的对象。萧红的唯一一部剧本，就献给她这位导师。《民族魂鲁迅》是一部哑剧，表现鲁迅的童年、留日直到逝世。鲁迅诞辰120年的时候，张广天写出《鲁迅先生》，如他一贯的先锋，不仅是诗剧，还谱了曲。前年评论家李静写的话剧《大先生》很有影响，书前面详细梳理了戏剧中的鲁迅，称其为戏剧创作的“百慕大”。这个剧本堪称杰作，请了赵立新主演，却被留过洋的年轻导演王翀搞砸了——我们高大英俊的戏剧博士尤喜改编经典，《雷雨》《茶馆》《海上花》2.0版，名为“新浪潮”，让人避犹不及，白瞎一幅好皮囊。《大先生》连演四场，钱理群、陈丹青、止庵、周令飞等都曾观看，我去的最后一场，途中有人故意大声打呵欠。谢幕时李静从我旁边起身上台，想她该多尴尬。
1926年3月，郭沫若受广州的共产党人之邀，到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甫安顿下，他就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毛请他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不过四个月后他就投入北伐——这时的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半年后鲁迅才来，俩人一生没见过面。郭沫若随即参与南昌起义，写文章骂蒋介石被通缉，跑到日本躲了十年。抗战爆发后回国，再度到广州，办报主持宣传事业，并与于立群开始同居。老蒋不计前嫌地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正因为此“友党”身份，他才比资历、成就、声望皆能比肩的茅盾高了一头，仅次于鲁迅。
郭沫若在创造社的时候就写过戏。41年到43年他集中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六部历史剧。中断了十多年，59年他决定特地为人艺写一个配有音乐的戏，《蔡文姬》正是在广州迎宾馆写出，只用了7天即成就一部经典。写到这里发现，除了《女神》，我竟然从没看过郭沫若的作品，匪夷所思。可见郭现在是多么不被重视。我们经常想着找鲁迅读读，找老舍读读，没谁记着郭沫若。
但他的故居我去过。建国后郭沫若定居北京，住西城区大院胡同。1963年，宋庆龄搬去醇亲王府花园，也就是现在的宋庆龄故居，原来住的前海西沿18号归了郭沫若，他在这里度过了最后15年。故居很大，院子大，每个房间都大。进门的紫藤架下坐着郭沫若雕像。二进院里栽的海棠恰是满树繁花。很多屋里挂着于立群的书法。在他的办公室，桌子上整整齐齐放着的，是他亲手所抄屈死于文革的儿子的日记。
开头说的一个半展厅，因为二楼的临展厅分成两半，我们刚刚走出的这个房间仅步余，只陈列了鲁郭二人，房间里循环着施光南改编自《伤逝》的歌剧《紫藤花》、人艺《屈原》的录音。其他几位在对过稍大的房间。篇幅很公平，每人三块版面，名居、名人、名剧各一，搭配实物。这个不大的展厅显得十分充实。
我想普通读者最陌生的就是茅盾。他的东西实在不好看。《子夜》文学史地位很崇高，然而似乎没多少人会去读，特别写的又是商业题材。虽然早在1921年，他就与郑振铎、欧阳予倩等在上海组成民众戏剧社，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的戏剧杂志《戏剧》月刊。但他只在抗战时写了唯一的剧本《清明前后》，由赵丹排演，取得巨大成功。他的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更出名，《春蚕》《林家铺子》《腐蚀》，主创都是戏剧大师：夏衍、黄佐临、柯灵、水华、谢添、石挥……艺术地位不下原著的文学地位。
众所周知，茅盾是浙江乌镇人，在木心之前是重要的旅游资源。那故居和他的作品一样乏味，却仍然人满为患。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数茅盾的一百多个笔名（中国家长何其可笑！）茅盾中学毕业后进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十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6年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留下担任毛泽东秘书，正是上面郭沫若同在的时间。没多久就离开了。抗战时四处辗转，也曾停留广州。建国后茅盾住北京，最后八年的故居在南锣后圆恩寺胡同，好像要五块钱。我总是闭馆了才到，所以没进去过。
巴金是四川人，不过他从十九岁出蜀到百岁逝世，除了短暂的客居外，基本是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特别是建国后长期任上海作协领导，我们已经习惯认为巴金是上海作家。从1955年到2005年，巴金在武康路住了半世纪，着实罕见。其故居2011年12月对外开放，成为上海的文学地标。
抗战时，巴金和茅盾、靳以、钱君匋自沪来穗，继续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住了三个月遇日军空袭，一个炸弹落在出版社前，幸亏没炸，当晚他们就离开，十多个小时后广州沦陷。巴金多次来广州，这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他写过《海珠桥》《广州在轰炸中》《我从广州来》等文章，小学课本上的《鸟的天堂》，就是他33年写的新会。其实巴金的文学道路可以说是从广州起步的，他最早的作品中——诗作《悼橘宗一》就是1924年发表在广州的刊物《春雷》上。
《巴金全集》里是找不到剧本的。但不意味着巴金作品在戏剧舞台缺席。《家》由曹禺改成话剧，这是他建国前最后一部杰作，甚至比原作还好。而在八年前，《雷雨》正是巴金从靳以手里要来看了，亲自校对发表在《文学季刊》上。1957年巴金和靳以创办《收获》并任主编，第一期就发了《茶馆》，第三期发了《蔡文姬》。巴金简直堪称中国话剧最重要的推手。他的作品现在舞台上基本看不到。我大学里戏文专业有个老师，专搞大学生戏剧，在重庆戏剧圈算小有名气，排了巴金在重庆写的《寒夜》，对自己让巴金出场和笔下人物对话津津乐道。我没看过，只能找到开头十几分钟的视频。
我一向对巴金的文学成就相当怀疑，他的小说实在不好看啊。大学时曾就此请教我们院长，他答复说，巴金小说当时在年轻人中的社会影响力太大了。且不论作品，他其余几件事都可以盖过文学成就：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办《收获》，写《随想录》，甚至推广世界语（虽然这玩意现在没人提了）。特别是提议建立现代文学馆。他在北京的芍药居，给他的朋友们找了一个共同的家。当我们走进现代文学馆，推开大门时，就会阖上铜把手上巴金的掌印。
老舍属于北京。他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居于北京、死于北京。他在现代文学中占领了北京，基本成了文学北京的代名词——北京也属于老舍。新街口的小羊圈胡同是他的出生地，也是《四世同堂》的场景，现在葫芦形犹存。他自溺的太平湖却填了二十多年，成了地铁宿舍。只有故居还保存完好，王府井向西一拐，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里一处小四合院，安谧、别致。老舍从49年归国就住在这儿，66年8月那天也从这儿出去，再没回来。去那天是他忌日，院子里的铜像下堆着一束束菊花。
老舍一直写北京，但他的小说基本不是在北京写的。早期几部小说在英国写的；《四世同堂》是在重庆和美国写的；《骆驼祥子》以及《断魂枪》《我这一辈子》《月牙儿》是在我老家青岛写的，他住了最久的黄县路故居，2010年整修为“骆驼祥子博物馆”开放。而广州老舍好像只在1962年来过一次，出席“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后来写下《春来忆广州》，主要赞美广州的花多。
当然《茶馆》是在北京写的。现代文学中还有哪部戏比它更妇孺皆知？《茶馆》和《龙须沟》之外老舍还写过什么戏，可能没多少人熟悉。他39年写了第一部话剧《残雾》，抗战时写了9个戏。但他话剧成就主要在建国后，老舍是少有的建国后仍创作力充沛且成就斐然、甚至不下建国前的作家。他在戏剧上写了很多东西：话剧、歌剧、舞剧、儿童剧、京剧、川剧、曲剧、戏曲曲艺等等。虽然《老舍全集》的那几卷垃圾太多了，看得人伤心。“人民艺术家”岂是好当的？《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都被改编成话剧。至今老舍作品依然是最常见最热门的本子。葛优演了《西望长安》。才华极高的演员、导演方旭钟爱老舍，独角戏常年演。林兆华的《老舍五则》也演过了百场。
看到今年乌镇戏剧节上孟京辉排了《茶馆》，真是挺有勇气。人艺的老《茶馆》一演几十年，林兆华也想重排，排了新《茶馆》，怎么看怎么不对劲，最后还是回去重排老的。上面提到的王翀也希望《茶馆2.0》能另辟蹊径。对这样的经典，创新很难，特别是和老的一比，高下立现。有时候甚至不是如何新的问题，而是我们想看到一个新的《茶馆》吗？
这个出场顺序真的满有趣，虽然按惯常“鲁郭茅巴老曹”的排位，然而以戏剧一串联，更生出强烈的逻辑。鲁迅虽不写戏，但文学成就最高，且本次主场，还得第一个出现。接着郭是话剧大师。茅和巴不写戏，但正好从北京名居延到上海名居，再回北京又是一位话剧大师。连着两位天津大师，恰好从文学过渡到表演。再回北京名居。最后回广州主场作结。环环相扣，竟不可动分毫。
中国现代文学史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是曹禺，而且曹禺是只写戏的。算上与人合作的，曹禺一生写了十二个戏。上面说老舍少有地建国后仍成就斐然，那么与之鲜明对照的就是曹禺。曹禺最伟大的四个戏，全写在三十岁之前，《雷雨》是23岁的作品，谁能不惊叹他的天才？建国时曹禺才39岁，余生的47年却只写了《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王昭君》写的可以，下了力气，但历史剧绝不是他擅长的，写作时那种痛苦、纠结、尴尬，再不像年轻的意气风发、天赋横溢。老舍含冤早逝，无穷的才华没能挥洒；曹禺得享长寿，却寂寞得一无可写。不知谁更悲剧。
2010年曹禺诞辰100周年，坐落于天津意大利风情区的曹禺故居开放，旁边建了曹禺剧院。他祖籍湖北潜江也有曹禺纪念馆。
曹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首任院长。现在人艺大厅还立着三尊铜像：老舍、曹禺、焦菊隐。现代文学撑起人艺半边天，人艺又被称为“郭老曹的剧院”。《茶馆》《雷雨》《蔡文姬》《咸亨酒店》《骆驼祥子》《阮玲玉》《天下第一楼》《北京大爷》被公认为人艺的“八大经典”，现代文学占了一多半。顺带说一句，这“八大经典”的出处不甚权威，其实是来自一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的VCD，多次再版都选的这八部，故有此称。人艺的经典何止八部，况且这只能叫八大经典中国戏。
现代戏剧史上，曹禺、老舍、郭沫若是最耀眼的明星，但追根溯源到最开头，是个很少人能想到的名字，虽然我们对他很熟悉——李叔同。你说神不神奇，现代话剧史上的“第一”和“之最”都落在天津！当这个“第一”属于李叔同，那就合情合理，他太全才了。他演戏是在日本留学时，与曾孝谷、欧阳予倩等同仁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上演《茶花女》与《黑奴吁天录》。前者借日人编导，是中国人第一次演话剧；后者即《汤姆叔叔的小屋》，根据林纾翻译的小说改编，是中国人第一次创作话剧。李叔同扮演了茶花女和爱米柳夫人，还起了个艺名叫“息霜”。这样说来，李叔同自然是中国首批话剧演员——而且是反串的！从后者的海报中可以看出，当时演出一人分饰多角。李叔同还发挥美术特长，设计舞台、服装和海报。他的表演没有留下录像，2007年中国话剧百年时李龙吟写了《寻找春柳社》特此纪念，表现当年排演《黑奴吁天录》的情景，王雷演李叔同。这个戏我很感兴趣，还无缘得看。田沁鑫以他后半生排了《聆听弘一》，啊呀，不知所云。
适读柯文辉著《旷世凡夫：弘一大传》，一段相关的论述颇有趣，姑且录于此：
艺坛多面手的叔同，无论在诗词、书法、绘画、篆刻、教育，还是律学著作等等方面的成就都比他的话剧表演成熟，但都取不到他在话剧史上那样重要的地位。优秀的编导演艺术家可以在成果上超过他很多，但都失去了做开风气者的历史机遇。
话剧是世界性剧种，叔同辈不移栽也会有其他的人引进，但历史将会改写。近年及三四十年代皆有外国人习京剧，并且粉墨登场，在彼邦扩大研究视野与满足好奇心固有必要，师承沈小梅大姐的“洋贵妃”，求教于袁世海先生的非洲“女张飞”，他们所做的事与叔同学话剧无异，京剧难在欧、美、非洲流传，这些人只能是新闻人物，不是开山宗师，不公中有公平。
天津不能不彰显这位杰出的本土文化名人，2011年底李叔同故居开放，处于园林之中，占地广阔，引人入胜。
我们能从现代历史上找到很多表演大家：赵丹、石挥、白杨、于蓝……但他们主业是电影，不算戏剧家。真正具有国际声誉的舞台大师还是梅兰芳。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梅兰芳的表演不也进入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吗？
1928年10月，梅兰芳第一次来广州，带了120多人的剧团演出。海珠剧院只有1900座，一票难求，原定演12天延长至40天。邀请他来粤的戊辰同乐会老板江孔殷全程保护，其子江誉镠每场必到，更有机会私下请教，后来以“南海十三郎”的笔名轰动天下。
梅兰芳祖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前门铁树斜街，最后十年的故居在护国寺街，原是庆亲王府的一部分，四合院中间落英缤纷，飘到弧形的屋顶上，飘到影壁前的石墩上，飘到树下的鱼缸里。屋里陈列梅先生的书画和戏服，周末有大学生志愿讲解，虽然她们连吴昌硕都不知道。过了恭王府，梅府家宴是梅家私房菜，大厨是其家厨传人，在北京是米其林级的，不算太贵，不点菜，毛笔手写菜单，在后海是难得的享受。（好怀念北京啊）
另外要提一句，没人不说梅兰芳伟大，恰恰鲁迅很不喜欢。他对京剧十分反感，受不了“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呐喊·社戏》），说梅兰芳“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像一个麻姑”，“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坟·论照相之类》）。但这有多大程度是他新文化的立场所致？其实鲁迅对戏曲很有感情，别忘了他小时候是多么盼望看社戏，那样美好的回忆让他觉得“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我们终于回到广州，遇见一位女性的戏剧大师！在旦角都被男性承包的戏剧界，女性的光彩被大大掩盖了。粤剧虽不能和京剧相比，却是岭南最有代表性的剧种。红线女是这个剧种当之无愧的大师。纵横艺海75年，剧影双栖，演出200多个剧目和近百部电影，“红派”代表当代粤剧旦角艺术最高成就，红线女在粤剧的地位正如梅兰芳在京剧的地位。
红线女漫长的艺术生涯贯穿多个历史阶段，她勇于尝试、博采众长，使粤剧别开生面。她不仅演过巴金《家》《秋》《火》、曹禺《原野》改编的电影，还将郭沫若的《屈原》《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的《王昭君》、鲁迅的《祝福》、巴金的《家》改编成粤剧。1958年毛泽东为红线女题写鲁迅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红线女转型为人民艺术家。1960年红线女到中戏深造3个月，正式拜师梅兰芳。
展厅中陈列着红线女1982年在改编自曹禺《王昭君》的粤剧《昭君公主》中所穿的戏服。更多的生平介绍和文物在珠江新城的红线女艺术中心，馆名恰是曹禺题写。很快我就会去看看。据说华侨新村的红线女旧居也开放了，内部按原貌展示，客厅里的落地钟永远停留在8时半，那是2013年12月8日红线女离开我们的时间。
更妙的是，你了解完这些“名居·名人·名剧”，从展厅出来就能踏进其中一间“名居”——楼下即是鲁迅住过的房间。鲁迅说这里“不很能够睡觉”：夜里老鼠驰骋，清晨工友高歌（《三闲集·在钟楼上》）。卧室里恢复成旧时的样子，窗前的台灯还亮着。走到楼下，纪念馆里介绍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与广州木刻青年和文化界的交往等等。入口处挂了两排信箱，满是鲁迅在各地用过的地址，打开信箱竟然真有来信，许广平的手迹印在结实的塑料纸上，称呼从“鲁迅先生”到“嫩棣棣”。外面的黑板上写着《热风》中的名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笔迹竟有先生遗风。当下之际反复默念，眼睛又湿润了。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过去的几个月我已在各个城市的博物馆屡见不鲜。物联网俨然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热词，但对“万物互联”的概念我一直云里雾里。这个展览让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什么叫“互联”，更惊奇于其魅力，对那些只会挂标语的博物馆可谓足够启发，大有可为。难怪结束语称“意犹未尽”。沉睡在各个展馆里藏品可以跨越时空对话，散落于历史中的碎片被戏剧紧密地吸附到一起，迸发出韵味深长的意义。这就像制造了一个伟大的机缘，让无从聚首的九位大师在广州相遇。
展厅最后的角落置了一台电视，循环播放《茶馆》《雷雨》《林家铺子》等名剧片段，李婉芬演的虎妞缠着祥子，“连人带车我都白送了！”背后的墙上，各位大师在照片上笑着，那么自信，那么纯粹。我坐在那里看了很久，越看越觉得感动。他们在自己的好年华挥洒出了杰作，而今各自坦然地拿到台面上，不管位及公卿还是一生布衣，这里公平比较的只有才华。他们每个都才华盖世，谁也不比谁差一头，相互傍着赶着，开创了文化的黄金时代。能让人看得感动的展览，该是难得的好展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