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柏林艺术文化纪实

http://www.gucn.com/Info_ArticleList_Show.asp?Id=65756

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100年中，欧洲艺术流派纷呈，而柏林作为德国的首都也成为文化的十字路口，在这里几乎能找到欧洲所有的艺术风格、艺术流派的印记，也可以找到那些知识分子和艺术改革者的足迹。在柏林的土壤层中你可以找到不同艺术的层积切面，这也让人更难理解这个城市纷繁复杂的艺术面貌。然而，柏林市立美术馆的馆藏展览为观者抽丝剥茧、简明扼要地讲述了柏林的艺术脉络。从早期的德国印象派，到柏林达达，再到东欧前卫艺术和新客观主义、二战时期的艺术、新表现主义，这个展览将德国的现代艺术史娓娓道来，无论前言还是作品注释都写得一语中的，如果您想选择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解读这座文化之都，或者弄明白为什么偏偏是柏林成为了当代艺术的罗马，这个长期陈列展应该是您在柏林最好的选择。 　　在柏林市立博物馆馆藏展“1880-1980年的柏林艺术”中，参观者可以感受到相互撞击的柏林现代艺术发展历程：从德国印象派到柏林达达，从东欧先锋艺术到1950年代开始的战后艺术征程等等，柏林市立美术馆向人们展示了柏林现代艺术的曲折道路以及这些艺术家们的深刻思考与尖锐批判。 　　展览从德国印象派开始，人们从雷瑟·伊瑞（Lesser Ury，1861-1931）的躺在暗红色沙发上的女人体可以看到法国印象派在德国的发展，这位常画柏林街头小景的艺术家似乎没有他的法国同行们那么乐观，他的作品并不总是洒满阳光、鲜亮而愉快，他的绘画多有雨中夜幕、柏林街头闪烁的灯光。虽然受到法国艺术的影响，但是从一开始德国现代艺术就保持着自己凝重而深沉的个性。摄影家让格·泽尔（Junge Zille，1858-1929）的摄影朴素而看似随意，他的作品让人们再次体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民众生活的艰辛，其批判色彩往往让人感到过于直接，而在这些直接的图像之后观者能够体会到一种悲悯的情怀。 　　“1880-1980年的柏林艺术”是一个令人回味的、关于展览史的展览。当人们从印象派走到达达部分，不禁会怀念1920年夏季在柏林博查得画廊（Galerie Otto Burchard）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达达展（International Dada Fair）。柏林作为达达艺术的起源地之一，在一战之后是许多具有批判精神的前卫艺术家的圣地。这里聚集了魏玛时期柏林达达艺术中唯一的女性艺术家汉娜·奥施（Hannah Hoch，1889-1978）、若尔·豪斯曼（Raoul Hausmann，1886-1971）、琼·哈特费尔德（John Heartfield，1891-1968）、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1893-1959）和琼哈纳斯·巴得（Johannes Baader，1875- 1955）等一批重要的欧洲达达艺术家。达达艺术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坚决反对德国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立场，在艺术手法上广泛运用现成品进行创作，特别是运用拼贴、并置的方法将大众刊物上的图像重新组合变为一种新的作品，并且在作品中运用文字，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荒谬感，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达达主义者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拓展了艺术的范围和表达方法。走在展厅里，仿佛置身于达达知识分子中，乔治·格罗兹和琼·哈特费尔德的《变野蛮》装置作品仍然立在墙角，而且作为脑袋的灯依然闪闪发光，达达的海报依然贴在墙上，在房顶上还吊着穿着军装的人。人们也能从这个展览章节中找到新发现，奥托·穆勒的油画作品《街上的噪音》（Street Noise，1920）表达了艺术家对于柏林城的感性认识。 　　20世纪20年代，更多东欧艺术家的名字进入了柏林文化圈，柏林成为国际文化的交汇口。1922年第一次俄罗斯艺术展在私人画廊万·达蒙（van Diemen）开展，构成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亮相于这个摇荡而萧索的国度，艺术家们在柏林的脚印连接起东欧和西欧两种文化的交流。从伊万·普尼（Ivan Puni，1892-1956）和南姆·甘保（Naum Gabo，1890-1977）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未来主义和立体主义的影子，然而他们的作品也保持着俄罗斯人独有的欣赏习惯。年轻的伊万·普尼是俄罗斯先锋派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和朋友在1915年3月组织了未来主义展览“五号电车”（Tramway V）和1915年12月“O-10”（The Last Futurist Exhibition O.10） ，其中“O-10”展览标志着俄罗斯艺术历史上的重大变革，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绘画和塔特林的“浮雕绘画”（counter-relief）同时在这个展览上出现，在艺术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920年伊万·普尼来到柏林，并且在这里居住了3年，之后这位艺术家移居巴黎，这件创作于1921年的《合成音乐》便是到柏林后创作的作品。南姆·甘保是构成主义雕塑的代表艺术家之一，他不再采用传统的大理石、铜等材料，而是采用比较廉价的铁片、玻璃和塑料等材料。展出的这件《躯干结构》作品用纸板做成，艺术家受到立体主义的影响，以单纯的纸板穿插方式探讨了线与面、光与影的关系。俄罗斯艺术家对于形式的执着和冷静的艺术态度深深地影响着德国艺术的发展，当然除了上述两位艺术家，在德国的艺术家还有很多，如康定斯基等等，这些艺术上的探索与交流促成了包豪斯等新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潮流，德国的知识分子们在艺术上开始更加严肃地探讨和研究新的艺术样式，并且开启了现代设计时代。 　　相对于抽象主义、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新客观主义”（New Objectivity）可谓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艺术动向。20世纪20年代的新客观主义的艺术是一种批判的艺术，它没有特别的条条框框，但是注重表现社会和人的真实状态。这一时期重要的艺术家有奥托·迪克斯（Otto Dix，1891-1969）、鲁道夫·希里特（Rudolf Schlichter ，1890-1955）、简尼·曼恩（Jeanne Mannen ，1890-1979）、艾瑞克·沙蒙（Erich Salomon ，1886-1944）等。伊凡·万·卢克（Iwar von Lucken，1874-1935）是欧洲老贵族家的一员，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位诗人，他是奥托·迪克斯，孔纳得·费利克思穆勒（Conrad Felixmuller，1897-1977）和奥斯卡·卡卡沙卡（Oskar Kokoschka，1886-1980）等画家常画的模特儿。在奥托·迪克斯的笔下，这位没落的欧洲贵族、诗人有些落魄又十分敏感，窗外风云变幻中的古老建筑象征着这位贵族所处的环境，细长而紧张的手指旁边柔弱的花朵似乎暗示着诗人无力而理想化的内心世界。鲁道夫·希里特的作品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让人联想到借里科（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的作品，无疑他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画中人物珍妮是鲁道夫·希里特的挚友与爱人，从1922-1925年这位女士经常出现在鲁道夫的作品中，这件作品中的珍妮半裸露着，她毫无表情的脸上留给观众的只是一双空洞的大眼睛。艾瑞克·沙蒙的本职是律师，但是由于机缘巧合而接触摄影，他成了最早尝试跟踪拍摄的记者之一。艾瑞克·沙蒙的作品常常发表在《柏林人画报》（Berliner Illustrierte Zeitung）上，并且在世界媒体中广泛传，他用手中的相机改变了纪实新闻报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