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的时代：三读水浒传
1. “金古本”与“俗本”《水浒传》辨析
少年时一度不太喜欢《水浒传》，觉得文字太糙，有忝名著。后来觅得金圣叹的点评本，吃惊到瞠目结舌：这小说岂是一个“奇”字所能形容呀！
金圣叹的点评本，加上“楔子”只有七十一回，自“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开篇，至“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结束，按照金圣叹的说法，是“偶然得到”的施耐庵原始古本。而市面上流行的百二十回全本《水浒传》，金圣叹指为是在施耐庵“古本”的基础上，经罗贯中狗尾续貂及其他作者多次篡改后的作品，实为“俗本”。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驳了金圣叹的说法，认为百二十回是施耐庵一人所作，金圣叹的“古本”（下称“金古本”）实为金某人自己在“俗本”基础上的删订本，是为了使自己的修订本流行而做的广告宣传。
论文学性，我是喜欢金古本的，金古本行文跌宕，笔法流畅，点染铺陈，别开天地，颇有太史公遗风。作者用绝伦的史笔来写小说，把自己对治乱的思考、人性的剖析倾注其中，苦心可感。《红楼梦》偈子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用于施耐庵身上，也是一般的贴切。
“俗本”《水浒传》为全本，以“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作结，文笔通俗，保留了大量说书人话本的痕迹，为便于说书，许多的言语并没有金古本那么字字珠玑，其中的数百首诗词水平并不高明，所以金圣叹评订时把大量段落和句子重新梳正，删掉了几乎所有的诗词，甚至把后五十回一概斥去不用。
当然“俗本”《水浒传》更有着来自民间的质朴，行文虽然芜野，却自有其天然的强悍。而且“俗本”故事完整，不但有前期的“聚”，还有后期的“散”，把“成”与“毁”统一起来，更能够体现命运的悲剧性。金古本则写到英雄齐聚梁山泊即戛然而止，有“成”无“毁”，不免在更高的境界上要输于“俗”本。以《金瓶梅》来作喻，“俗本”《水浒传》好比是早期的《金瓶梅词话》，金古本则好比后期的“崇祯本”《金瓶梅》，是经过文人士大夫系统加工整理后的作品。
但金圣叹实在是天才的文艺批评家，金古本环环相扣，无一句废话，足以担当“奇书”之名，后学者能从中悟得文章之法。这也是我喜欢的原因。
既然《水浒传》是以史笔写就的，须不可以小说视之。惟有用读历史的方式来欣赏它，才能真正体味这部奇书的深厚内涵，作者的苦心也可以得到告慰了。这里，从几个方面，我且将自己的粗浅理解表述一番，权作美芹之献。
2. 水浒的背景——游民的时代
我们常常自豪的说，举目世界，未有如中华文明之血脉历千秋而不绝者。然而，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在这大致一脉的传承下，还是有很多小的断代的。流行的说法是“崖山之后无中国”，把宋元之际作为华夏文明的一个断层，似乎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我却不敢苟同，因为很明显的是，当今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阶层、民族思维、生活习惯无不秉持宋人的传统，肇其始者实在于宋，怎么可以说与宋朝断代呢？
在我看来，真正的断代应该是唐末五代之际，如果说“五代之后是另一个中国”，大抵是不错的。
唐代及之前的中国，是一种贵族气息很浓厚的社会形态，等级制度分明，社会的文化思潮是自上而下的，底层民众的活动受上层影响多于影响上层，更不必说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了。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其一，周代的井田制直到唐代还有重要的影响力，其主要的田亩思想还在延续。在唐代，土地不容许买卖，因此不存在土地兼并的现象，每个成年男子拥有二十亩私田并八十亩公田，按每亩两升到一斗不等的税率上交政府，当农民去世后，公田收归国家再行分配，私田可以家族传承。这样的土地制度，决定了人民以家族聚居的方式生存，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被“栽种”到了土地上，正常年景，不太可能形成大规模长途迁徙的现象。
第二，在唐代，科举制度虽然已经成熟了，但始终没有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封荫和官员举荐依然是时代的主流。唐代大多数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的，士子需要通过朝廷或地方官员的推荐，而且只有那些在长安城有一定名声的人才能考中。不仅如此，朝廷每次录取进士的人数极少，多则不过二三十人，少则仅有几人。所以即便是在相对开明的唐代，一个普通百姓若想进入统治阶层，是极为困难的。由于绝大多数官员都不是出身科举，因此在唐代，科举其实并不被看重的。
第三，唐代社会是一个外开放内封闭的结构，外开放体现在政策的开明，文化的包容，内封闭则是因为唐朝有一套极为严密的封建法律体系，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社会管理办法。唐代的法律以“易贵贱、别尊卑”为特色，分为家族制（尊长优越、五服制罪、亲属一体）、等级制（严别君臣、优崇官贵、异罚良贱）两个层次，在制度上严格划分了社会的等级，对贵族阶级进行了有效的庇护。
唐代的城市结构采用城坊制度，长安城一百零八坊，每座坊都是早晚封闭，外来人员在此暂住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城市结构，对于城市的治安很有益处，在防止外来游民的方面可谓铁壁铜墙，但同时也对城市的商业活动有着极大的限制。因此，我们看到，有唐一代虽然号称盛世，其商业活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之前朝并没有大的提高。比如，从人口看，隋文帝开皇年间，中国人口是八百九十万户，唐代在最繁盛的唐玄宗天宝初年，人口也不过八百三十万户。
第四，唐代及以前的社会普遍具有尚武风气，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充满着对建功立业马革裹尸精神的向往。杨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李白“十五学剑术”，李贺“若个书生万户侯”，无不透露着这种刚健之气。佩剑成为士人必备的装饰品，充满着浓重的贵族气息。而到了宋代，可以从一系列文艺作品中发现，文人已不再佩剑，武夫随身携带的武器也变成了梢棒、朴刀，其市井之风一下子便颠覆了之前的贵族气质。
上述四点即是以唐朝为代表的五代以前中国典型的社会结构，是贵族社会，整个社会是围绕上层阶级运转的。而宋代社会则与之大不同，宋代是一个商业高度繁华的时期，真正具有了现代社会城市结构的体系，具有着浓厚的市民色彩。
唐朝末年的军阀割据以及历时一甲子的五代十国混战，是一次最根本性的中国历史革命，它彻底打碎了古代中国延续达两千年之久的贵族体系，为平民化社会的到来扫清了一切障碍，为宋代社会的繁荣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从此，中国社会的贵族气息一去不复返了。为了阐述这一观点，下面也从土地、科举制度，城市结构，社会风气等方面进行一下探讨。
首先，在宋代，土地已经完全私有化、商业化了，以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制度彻底被抛弃，土地可以自由交易，开始作为商品进行流转。宋代土地流转制度无疑对自然经济产生了沉重打击，它一方面使人民得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式的商品经济奠定了人力基础。有资料显示，北宋中后期的社会生产力是唐天宝初的十倍之多，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那是一个真正可以用繁华来形容的时代，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中也可以窥知一二。
正是在如此繁荣的社会基础上，人民不再被栽种在土地上，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游民阶层产生了。所谓游民，按照正统的解释是由于各种原因，从宗法网络中脱离出来的人们。通俗的说，游民就是以那些脱离土地的或从事小商业活动或无固定职业（如江湖艺人）的人们为主体，也包括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帮会组织、闲散人员的社会阶层。游民阶层的产生，在好的方面说，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同时也成为了制约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与唐代不同，宋朝统治者将科举制度空前完善，使之成为了朝廷选拔任命官员最主要的方式，进士的地位空前提高。宋代的科举第一次实现了平民化，除了朝廷宗室、官府衙役、充军流徙人员外，每个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参加，而且每次录取的进士人数，都能达到两三百人，多时甚至能够至五六百人，这极大拓宽了下层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阶层的道路。
在唐代，即使是考中了仅有寥寥几名的进士，也需要通过吏部的多项考试后才有资格担任官职。而宋代只要是进士五甲以上，即可直接担任官职，并且任地方官三年后即有机会进京任职，升官速度非常之快，作为唐以前流行的封荫世袭制度，虽然在宋代还有所保留，但已经日薄西山，受封荫的子弟虽然也能做官，但往往都是出于下层官吏行列，得到升迁的机会也渺茫。
正是由于科举制度的这些改革，中国的文官集团第一次以压倒性的优势取代武官成为了社会的主流统治阶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人气息浓厚的士大夫集团。处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开始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于是底层市民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开始成为影响社会思潮的重要力量。
再次，宋代城市采取了街巷式的城市结构，城市从此对外来人员完全开放，这就为脱离了土地的手工业者、小商业者以及雇佣劳动者在城市中的生存提供了可能性。于是我们看到，宋代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商业活动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即便其后的元明清三代近一千年的历史都不曾超过这一时期。也恰恰是在北宋时期，出现了第一批江湖艺人，成为了游民阶层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四，北宋的建立是通过发动兵变实现的，同时宋朝统治者有鉴于唐末五代年的军阀割据，对军队的提防达到了极端化的程度。于是实施了一系列削弱地方军权以及军队领导人权力的举措，比如频繁调换军队官员，抽调地方强壮士卒成为禁军，只留给地方老弱残兵，实行文官治军的策略，降低军事官员的待遇，甚至让违法犯罪人员充军等。这一系列措施的施行，固然消除了军队发动兵变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这就成为了宋朝对西夏、辽、金、蒙古等西北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的主因，也成了朝廷剿除内乱不力的重要因素。
第五，与之相反的，宋朝文人的待遇空前提高，宋朝文官俸禄之优厚是古今所无的，而且太祖皇帝另有诏谕：子孙后代“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誓不诛大臣言官”。从此，中国社会真正进入到了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与汉唐人重视武功的尚武精神是有着极大不同的。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当北宋晚年朝廷逐步腐败，对外战争连年失利，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出现时，作为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游民阶层走上了时代的舞台。
应当承认，在唐代以前，游民是一直存在的，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的多是游民，西汉的建立者刘邦、韩信、彭越、陈平也属游民，再至于晋代的周处、南朝的刘裕和陈霸先都归于游民之列，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但唐以前的游民是不成体系的、零散分布的，从未有过如宋代一般，以一个重要阶层的形式出现的情况。
于是，我们将北宋末年这一段游民阶层集体爆发的历史称之为游民的时代，这也即是《水浒传》故事的时代背景。鉴于宋代对中国历史的重要影响，称《水浒传》为一部优秀的断代史也不为过的。
3.《水浒传》宋江起义的性质
对于宋江起义的性质，史家早有定论，称之为北宋末年爆发于山东、河南、河北三地的农民起义。但是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对这一提法提出了质疑，它们的理由之一是梁山好汉中几乎没有纯粹的农民，多是小商业者和下级官吏，因此认为农民起义的提法不正确——除了阮氏三兄弟是渔民，谢珍、谢宝是猎户，陶宗旺是农民，白胜、李逵是村中闲汉外，余者100人竟然都是由工商业者、下级官吏组成的游民阶层，当然李逵白胜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属于游民阶层的。
其中，鲁智深、林冲、杨志、索超、朱仝、雷横、武松、施恩、黄信、秦明、戴宗、李云、杨雄、孙立、呼延灼、韩滔、彭玘、凌振、徐宁、蔡福、蔡庆、宣赞、关胜、单延珪、魏定国、张清、龚旺、丁得孙、董平、裴宣、郝思文、乐和、欧鹏、宋江等34人官职或大或小皆为朝廷的官和吏；李忠、朱贵、曹正、张青、孙二娘、燕顺、王英、郑天寿、吕方、郭盛、石勇、李立、薛永、金大坚、侯健、朱富、邓飞、孟康、石秀、杜兴、顾大嫂、孙新、汤隆、安道全、王定六、皇甫瑞、焦挺、萧让等29人则是破产或未破产的私营工商业者；朱武、陈达、杨春、周通、杜迁、宋万、童威、童猛、李俊、张横、张顺、穆弘、穆春、杨林、时迁、段景住、樊瑞、项充、李衮、鲍旭、马麟、邹渊、邹闰、刘唐等24人则是天然的社会不法分子；余者史进、晁盖、宋清、孔明、孔亮、扈三娘、李应、卢俊义等属于地主、庄主一类，公孙胜是道士，蒋敬是落第举人，燕青是员外家人，吴用是村塾先生。
由此，似乎农民起义的称谓并不合适，游民起义才恰当。然而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这些仅是梁山泊的领导人而已，广大的跟随者依然是农民出身。同时，纵观历史上的各次起义，刘邦、刘秀、朱元璋，包括黄巾、黄巢、太平天国无不是由游民阶级领导的农民起义，因而农民的提法并无不妥。我以为，唯一值得商榷的是“起义”二字，起义，顾名思义，就是以推翻现有政府为目的，以替天行道为指导思想的偏性正义的战争。
然而纵观全书，宋江集团的目的并非是推翻赵家王朝，他们的追求是能够受到朝廷的招安，免去已有的罪过，至于惩处贪官污吏只是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发泄罢了，因为梁山中人物也不乏行贿受贿者，这其实与所谓贪官污吏并无二致。至于替天行道只是他们的一句冠冕堂皇的口号而已，他们打家劫舍、向州府中“借粮”所得，并没有分给贫苦人民，而只是为了自己能够大块吃酒肉、论秤分金银。
偏性正义，就更谈不上了，宋江集团视人命如草芥，他们的残忍程度无以复加，动辄剜心活剐杀人越货，动辄屠城灭门残害百姓，甚至连沧州知府仅有四岁的无辜孩子都不放过，但只江州劫法场一案，死于宋江集团的无辜百姓就数以千计。
由此三点，可以得出结论，宋江集团的属性绝不是起义军，而只是土匪式的暴乱。其实，施耐庵在开篇楔子就对他们定性了：“洪太尉误走妖魔”——顶着好汉头衔的社会妖魔而已。所以，对宋江集团所谓起义恰当定性是：以游民阶层为领导的，以农民阶级为主力的，反动的社会暴乱。
4. 晁盖、宋江的权力斗争
《水浒传》构思奇巧，贯穿着诸多的矛盾发展，其中最为连贯、描述最为详细的当属晁盖、宋江围绕梁山泊最高权力进行的角逐，在我看来，这也是金古本最主要的一条线索。这条主线不仅对小说的紧凑连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其中对于权力斗争的描绘可谓波澜壮阔、入木三分，非常生动地叙述了宋江是如何勾结吴用，一步步架空晁盖权力，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历程。
正如《红楼梦》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水浒传》中对权力斗争的揭露，是中国封建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真实刻画。金圣叹说这部小说有太史公笔法，的确不为过的。
晁盖出身地主阶层，属于地方豪富，年逾而立尚未娶亲，这表现了晁天王的雄豪。正是由于天王晁盖的这种富贵出身，决定了他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不善于心计。而宋江身世为吏，在宋代，吏是处于最底层的政府职员，他们多收编自流氓地痞等社会闲散人员，按规定，吏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也永远没有机会得到提拔成为政府的正式官员，更为重要的，吏没有朝廷俸禄。那么，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为吏呢？因为吏有机会贪赃枉法，压榨剥削普通大众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经济来源。因此，宋江的本质须不是一个好人，其在书中的种种勾结社会不法分子并为他们提供保护伞的狡诈行为也就来之有据了。
晁盖的光明正大与宋江的阴险毒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性格的不合决定了行为方式的迥异，他们的第一重矛盾天然存在。
晁盖的地主思维，让他在具有豪放气度的同时，也免不了具有小富即安的念头，缺少长远的战略眼光。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寻个安身的场所，挥霍着那十万贯生辰纲，过一种逍遥快活的生活。这种思维作为一个小的土匪头目有余，作为一个势力足以和朝廷抗衡的梁山泊头领则是远远不合格的。宋江则不同，他是具有深谋远虑的，他把梁山泊作为了自己晋身仕途实现人生抱负的最大的底牌。在宋江眼中最重要的议题便是做大做强，所有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都是为了增加与朝廷在谈判和斗争中的筹码。
正是由于见识眼光的不同，决定了晁盖、宋江两人或迟或早都要分道扬镳，纵不是直接火并，也必然会发生强烈冲突。怀着与宋江同样理想的吴用，最终也抛弃了老搭档晁盖，选择了投靠宋江，于是他们采取了最有利的夺权方式，即和平演变、逐步做空的策略。
晁盖、宋江之间的名利之争也是他们冲突的重要诱因。《水浒传》开篇，将晁盖描述为一方豪杰天下英雄，于是赤发鬼刘唐、入云龙公孙胜不远千里前来投奔，进而成功的智取生辰纲、诈杀王伦，成为梁山之主。然而至此，晁盖的声名似乎就在书中绝迹了，因为天下好汉，只闻宋江之名，而再也不曾提起过晁盖。于是，一波波投奔梁山的好汉都是由宋江推荐来的，他们自然成为了宋江的死党嫡系。
江州劫法场后，宋江坐上了梁山泊的二把交椅，接着宋江通过三打祝家庄、攻陷高唐州、大破连环马、招降呼延灼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增加了自己的威望，收拢了众多头领，功高盖主，成为了无名有实的山寨之主。而晁盖呢，因缺乏长远谋略，让宋江一步步做大而自己并未采取有效制约措施，等到惊觉宋江已经确确实实架空自己时，为时已晚。虽然晁盖最后能够力排众议，带兵攻打曾头市，企图重新确立自己军事领导地位，但此时的部下已经不听指挥了，梁山上很多人但图明哲保身，坐看晁盖灭亡。于是，我们看到，晁天王出师未捷身先死。
且看宋江的夺权历程。三打祝家庄、攻陷高唐州、大破连环马、攻打青州城等诸多战役中，晁盖都表示领兵下山，而宋江的理由是什么呢，无一例外，都是称“哥哥是山寨之主，岂可轻动，小可不才，愿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前去攻打”。心地光明的晁盖怎能够想到宋江背后逐步架空他的阴谋，一步步的走入了宋江的圈套。
再看“晁天王曾头市中箭”一章，最后的晁盖已是极为可怜了。他带领的军马头领分别是林冲、呼延灼、徐宁、穆弘、张横、杨雄、石秀、孙立、黄信、燕顺、邓飞、欧鹏、杨林、刘唐、阮家三兄弟、白胜、杜迁、宋万。这份名单颇为蹊跷，刘唐、阮家三兄弟、白胜是与天王同劫生辰纲、同上梁山的过命兄弟；林冲、杜迁、宋万则是最初占据梁山的好汉，与宋江并无瓜葛，而且杜迁、宋万两人还备受宋江的冷落；呼延灼、徐宁、杨雄、石秀、孙立、燕顺、邓飞、欧鹏、杨林等人是新到山寨的头领，并没有得到宋江的恩惠，并且呼延、徐、孙三人皆是出身朝廷的高级武官，他们对小吏宋江天然有鄙薄之情；黄信、穆弘、张横则是曾经差点致宋江于死命的人，上梁山后受到宋江的打击也是自然之理。
晁盖的这番点将，无疑点明了梁山的派系纷争，当时近一百头领在山上，晁盖只点了这寥寥二十人，甚至连一点才能都没有的白日鼠白胜都包括在内，与宋江每次带兵下山时的猛将如云相比，可见天王大权旁落的可怜了。而且，与历次征讨不同，宋江对天王的下山，并没有派任何接应的人马，其用意不言而明。于是，晁天王兵败曾头市就成为情理之中了。由此，可以这样说，曾头市之役是宋江极为高明的借刀杀人之计。
然而，困兽犹斗，晁天王濒死之前还是给了宋江以近乎致命的一击。天王明白，自己一死，论名、论功，山寨的头把交椅非宋江莫属，于是死前折箭为誓：无论是谁，能够斩杀史文恭的，立为山寨之主。这无疑是对宋江的晴天霹雳，因为凭史文恭的武艺，宋江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斩杀他的，这也是宋江一再找借口推脱，迟迟不肯给晁盖报仇的原因。后文的事实恰恰如晁盖所预料，史文恭不是宋江所杀，而是遭卢俊义擒获。虽然卢俊义初到梁山根基未稳，宋江还是在亲信们的拥护下成为了山寨之主，但在讲求忠信义气的梁山上，这个山寨之主永远是不合法的，恐怕这也是宋江心中永远的痛吧。
5. 《水浒传》人物点评
我读《水浒传》，以武松为天神，乃第一流的人物；林冲、杨志、鲁智深、朱仝，亦是英雄；李逵乃天生好汉。小人中以宋江、吴用居首，余子皆鼠辈尔。对人物的点评，容易入长舌妇的行列，见仁见智，各人自有好恶，就无需在此多加聒噪了。
6. 《水浒传》的现实意义
至于《水浒传》的现实意义，在文学层面外，能够引发我们对社会稳定的一些思考。当今中国城镇化进程逐年加快，土地的国有化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进城务工人员。如果底层人民没有长久固定的职业，没有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不能享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那么长而久之，一个新的游民阶层将会出现并壮大。为川者决之使导，道路以目的高压政策、警察国家体系可能在短期内维持稳定，但绝非长远之计，川雍而溃，伤人必多。
《水浒传》楔子说“洪太尉误走妖魔”，可思考：这“妖魔”真的是“误走”吗？如此下去，我将来大概也要去做“妖魔”了。
当然，这只是我以一个不入流的小学生的视角，借助《水浒传》这个引子，做的一点微小的思考。限于学识，事实、观点上的错误自然许多，见笑大方。但如果该文能作为读者的引玉之砖，则是不胜之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