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汶川地震的人，“我觉得这些疑问如果不弄明白，一辈子都会去想” | “十年”⑩

                
                 
本文作者： 温欣语
张良曾是《南风窗》杂志的副总编辑，报道财经和时政类新闻。他于2006年结束10年的记者生活后，和朋友共同创立了一家公关公司，他是上海分公司的CEO。
2008 年是张良进入公关工作过渡期的第二年，“还做的挺得心应手的”。
2008 年5月12日，在上海最繁华的人民广场来福士广场边上，张良正和客户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开会。下午2点28分，他没有觉察出任何动静。两千公里外发生的一切离他似乎很遥远。
和地震扯上关系源于当时的客户。张良建议客户资助出版一本记录地震的文本，“不仅能获得良心的平衡、责任感的展现，还可以提升知名度，”张良说。
但客户对此毫无兴趣。联系过的潜在作者也都认为“没有太大价值”。
2008年5月19日，全国默哀日当天，张良到上海人民广场参加默哀仪式前买了一本《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以及四川公路里程图，“他们决定不干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干。”张良说。
2008年到2009年的一年时间，张良利用周末时间往返上海和映秀进行采访。经常是在一个周五傍晚，他穿着一身正装和皮鞋上飞机，下飞机换上登山鞋和户外装。
后来，张良干脆辞去了公关公司CEO的工作，全职写作。
他当时对照的文本是记录二战的经典著作《最长的一天》，以及还原“9·11”内幕的《巨塔杀机》，前者用了10年时间，后者用了5年时间完成写作。
2011年，写作不到3年，张良将《汶川地震168小时》的书稿交给了出版社。
但这只是一个半成品。
原计划记录整个四川灾区，最后仅限于映秀镇。
原计划记录更长时间，最后只记录了震后7天。
原计划采访300人，最后只有170余人。
张良给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 “因为继续采访下去，或者换成另外的170个采访对象，得到的故事也会大致相同。 ”
《汶川地震168小时》选在了一个讨巧的时间点出版，2013年5月——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后的一个月，同时也是汶川地震五周年。
这本书为张良赢得了2013年腾讯网“时代知行者”的荣誉，同年和他一起获奖的还有王石、资中筠、沈志华等。
那一年，张良44岁。
 
                
                  而后，为张良带来更多曝光的是他创立的泉源高中实验班。
2012年，在收集了全国800多个教育创新案例后，张良在江苏茅山村租了一套房子，招收了6个学生，用他认为更“正确”的高中教育方式进行小班教学。中央电视台曾派摄制组跟拍了他半年。
他对这一职业转折的描述近乎完美，“地震中最后决定你活下来的，基本都靠心理因素，所谓‘内心的力量’撑下来的……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比如以教育的方式系统地培养和激发一个人内心的力量，这对我最后选择教育是一个很大的促动力，” 张良说。
2015年张良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同年，这个略带理想主义色彩的实验学校因为无法取得独立办学牌照而戛然而止。
办学停止后，张良的重心转为向全国的中学输出课程设计和线上教育平台开发。最近两年有关他的新闻，也都是以“泉源高中实验班创始人”或者“爱卡的米教育有限公司CEO”的名字出现。
10年后，张良和汶川地震没有任何关系了。
2013年，张良出版《汶川地震168小时》的那一年，也是他10年内最后一次回映秀。
 
                
                  “ 地震后两三天下来，我就感觉这一次的事件，远远超过了我过去十年做新闻所碰到的任何一个事件。
2008 年的报道，有很多跟以前的媒体操作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之前中小规模的灾难性事件，各种报道的纪律约束是非常严格的。但这次地震的报道，首次那么大规模的、彻底地开放给媒体。当然有可能是管理部门当时还没回过神来，因为也超出大家的经验范围了。
这个“大尺度”体现在记者可以到达灾区的任何地点，发出报道，甚至也涉及到敏感的军队调动，很多都是第一时间，几乎以直播的形式全方位展示。
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当时正投入在做公关工作。地震后三四天我就给客户建议了一个项目，就是现在很有名的七天连锁酒店。2008 年七天连锁酒店刚创办没几年，因为钱很少，地震只能捐出几十万。当时那个氛围下，捐 1000 万媒体都不会报道，它的几十万显然不会有任何媒体关注。
当时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资助关于地震的记录文本的出版。
但他们评估以后，觉得这个事没什么价值，也找了几个记者做这本书的潜在作者，记者也认为没有太大价值。他们的想法恰恰跟我提到的这次的报道方式有关，大家觉得地震已经被全方位地报道过了，你再去写本书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可写。
他们决定不干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干。我当时定下的规划是起码用五年时间，才能把这个书写出来。地震后铺天盖地的报道都出来了，但我觉得受时间限制，更紧迫地把新闻赶出来，很多深层次的东西媒体没有充分挖掘。这是我看当时的报道，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事后看到的报道大多都是碎片化的、片段式的，一个灾民，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小局部的情况，我们很难看到一个整体的全貌。
我觉得这么大的体量的事件，需要有和它相匹配的文本。
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参照系，像国外的大事件评上新闻奖的不是所谓的单篇或者系列报道，他们还是用书的形式，因为到这种体量，才能够跟新闻的这种重要性相匹配。
但当时国内非常缺类似的东西。在中国，一个再大的新闻，很少有人去留下一些更有分量的记录。”
开始写作前，张良曾试图联系一些机构，寻求写书的资金支持。
他在计划书中写道：“精确的叙述和丰富的感情将是它的基本要求，所以，这不是一本急功近利的书。它不是对新闻的汇编，也不是转述、摘录或感想的汇聚，它将由无数当事人亲历的故事所组成……我希望这本书能告诉人们，这些平凡的人士如何做到的。”
但他收到的回复几乎都是“关于地震已经有这么多的新闻报道了，你还要写什么呢？”
张良最终选择自掏腰包，开启写作。
为了和热点新闻保持距离，汶川地震发生3个月后，张良才进入灾区。因为没有机构支持，他托朋友帮忙获得了《中国周刊》特约记者的身份，以方便进行采访。
半年后他就考虑过放弃，“这些堆积如山的信息让我沮丧，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过于疯狂，非要背负这样一个过于沉重的任务。”
 
                
                  “2008 年那会儿我还是公关公司的 CEO，所以有一年时间我都是利用周末，星期五下班后，赶到机场坐飞机到成都，再到映秀。周末两天采访完，星期一早上再回公司上班，将近 1 年时间都是用这种方式采访。
这只是采访映秀本地居民的方式，但这本书里超过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描写各地来的救援人员，这也是为什么到 2010 年我就准备离开公司了，因为去全国找这些人，肯定没法利用周末来做。
当时没有任何人跟我谈出版，出版也不是我的主要目的，而且到后面其实和最初发起这个项目时的出发点和心态已经不一样了。最开始说要在新闻史上留下有价值的文本，但后面尤其 2009 年中间，因为工作量太大，停了一段时间再启动的时候，我做这本书的动机已经不一样了。
我觉得就是完成我个人的心愿了，地震的很多事情，我个人非常想弄明白，我觉得这些疑问如果不弄明白，一辈子都会去想。
我当时主要关注两个点，一是地震的前几天，那些映秀的居民，他们到底是怎么过的？我们在零零散散的报道中看到一些，但没有看到全貌，没有看到作为一个社区，它在遭受那么大一个外来冲击后，社会结构到底发生什么变化，这是在“短平快”的新闻里不可能完整呈现的。
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个普通人，他在面临突如其来的这种大处境面前，人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是我核心关注的点。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平时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会暴露和展现出来。
我采访了不少埋的时间比较长，基本是三天、四天以上被救出来的人。我特别关注的是，为什么他们最后能够活着出来？我发现跟他们平时的心态、性格等等，平时我们不太在意的一些东西，关联特别大。
有一个贵州的小伙子，叫蒋雨航，现在就在上海，当时在映秀收费站做收费员。他埋了 5 天后才出来，跟他埋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地震的时候他们在宿舍里面午睡，他们一起在房间里被压住。他们伸手还能够互相握得到，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那个上铺的就一直非常非常激动，情绪始终安静不下来。
开始蒋雨航让他们安静，但是他的那个同学刚开始安静了一会儿，但后来始终情绪激动，拼命想出去，一直在呼喊呼救，到了第二天就不行了，没声音了。
当时那两个同学也都是活着的，但最后都因为内心的惧怕、紧张，以及非常的狂躁，最后都没撑到救援队到来的那一刻，这让我很感兴趣。
人在那种非常时刻，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他？
在蒋雨航身上就看出非常鲜明的性格带来的力量，他是一个非常安静、有主见的人。当时年纪比较小，才 20 岁。地震后就因为他这种非常沉稳的性格，上海消防队平时从来不会到贵州去招兵，就在 2008 年的 12 月份专门跑到贵州把他招过来。现在他就在救他的那个上海消防中队做消防员。
我关注的第二点是救援，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涉及的就更少了。整个救援力量是怎么调动过去的？国家的力量到底在怎么样运作，发挥它的作用？之前的新闻报道很少做全面的这种调查。
这本书写完后，正好我一个朋友在做读客图书，2011 年年底我把书稿交给他们之后，我就已经完全转向做别的事了。书到了 2013 年才最后出版，抱去送审都花了很长时间。
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愿意再回头看这本书，我觉得它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标准，因为提早结束了。我原来规划要花五年以上的时间，扎扎实实的把各种采访做完，但后面做到 2011 年，持续三年多后，确实感觉心力交瘁。如果真要 5 年以上资金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很多地方我都觉得不是很满意。
 
                
                  提到书的影响力，张良显得轻描淡写，好像特意要与之划开距离。
 “这个书的反响有那么大吗？我都没去关心，现在我也不知道中国卖了多少万册，”张良说，“业界怎么评价这本书，我还真不知道。”
他强调除了2013年出版时参加的少量宣传活动外，之后就和这本书毫无交集。
《汶川地震168小时》并没有带给他什么实质的东西。
他更乐意强调现在这份教育事业带来的成果，“两轮融资”、“公司40个人”、“今年合作的学校就要超过一百所”….
“现在做教育这个方向选择是太正确了，也是非常的喜欢。”
“书写完之后我就面临后面到底要做什么。当时有三个选择，第一转向公益行业，第二就是回公关公司，第三就是继续专职做一个作家，这三个方向后来都被否定了。公关我已经不想再回去了，公益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口，写书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可持续的东西。
我最后选择去做教育。
这和我写书很有关系，因为地震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在记录别人的过程中，接触了几百个人，听到很多人生故事，也给我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让我去思考日常生活中很少去思考的问题，比如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什么事情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什么时候需要开始做最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说“我现在还没有条件，我先把钱挣好”，或者其他条件满足后，我再去做想做的事。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当时采访映秀村民，每个人我几乎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地震前，你们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有什么样的生活规划？”
突如其来的事情打断原来的规划后，很多人对人生都有了新的看法。我接触到很多映秀居民，不约而同提到了一点——他们觉得生活中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不要耽搁，要马上去做。类似这种关于人生的一些新看法，对我是有影响的。
包括地震前他们都提到想去做什么生意，有什么新的事业发展，他的整个生活重心全部放在怎么去获得更多东西。
经历地震后就感觉有很多其他事同样非常重要，比如人与人的关系，自己心理上的调节，地震前他们从来不会去关注这些层面。
 
                
                  所以我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一方面觉得我一直喜欢教育，想要去做，但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另外也是地震的采访过程带来的。地震我关注的第一点就是居民在这种灾难中的反映，这个过程中我听到很多故事的共同点，特别是那些被废墟压住，最后一个活着出来的人。
很多人提到最后决定你活下来的，绝对不是你被压的位置，或者你的伤势轻重，最后基本上都是靠心理因素，所谓“内心的力量”撑下来的。尤其是那些埋了五天、六天、七天的这些人。他们提到跟他们一起被埋的，还有不少人都活着，有些处境比他们还好，但是最后撑不下去。
所以我当时就想一个人内心的力量到底从哪里来？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比如说以教育的方式系统的培养和激发一个人内心的力量，这对我最后选择教育是一个很大的促动力。
2012 年我就开始考察，在我们天天谈论的“中国教育”里，在它的第一线，也就是学校和课堂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除了学生跳楼或者捅死老师或者高考状元揭晓这样的新闻，我们就看不到其他可以让我们欣喜的东西？
所以 2012 年整个上半年，我在全国各地疯狂地搜集各种各样的教育创新案例，如果我把我看到的这些创新案例，所有好的做法集中在一个教育平台上，那我想我这个梦想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就是泉源高中训练营最初的一个由来。
之后我就在江苏茅山创办了一个实验性高中，小型的全日制学校。我每天一边整修老房子，一边开始寻找学生。开课后的第一个星期，我把高中 9 门学科三年的所有的 120 多本教材全部摊在桌子上，把三年所有的学习内容目录打印出来，贴满了整个教室的墙壁，我说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把书撕掉！
然后重新进行编辑。我让他们把他们认为有相关性的知识串联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学习模块，这个模块里有世界政治思想与制度、基因工程、全球文明史、建筑与城市…
我认为现有的教材结构有很大的弊端，比如在政治必修一里面，它的整个主题思想是讲经济的，在高中历史的必修二里，整个主题也是讲经济的，我们在高中的地理中也看到很多与经济相关的内容，比如区域经济的规划、旅游地理等等。我不太理解，全部是与经济相关的内容，为什么要分散在三个学科里面？
我们第一届只有 6 个学生，第二届 12 个，到第三届有两个班，将近 90 多个学生。我们完整做了三年，带出了一届毕业生。
 
                
                  泉源实验班有非常多的报道，这个比我写这书的影响大多了，更有名气。2014 年，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还跟拍了我们大半年，因为这在国内是一个全新的教育创新模式。
我们前两届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公益机构送过来的，这些贵州大山里的苗族小孩都是公益机构长期资助的，他们起点非常低。还有一些是普通高中不收，去了职业高中的学生。按照常规方法他们是绝对没有办法读大学的，现在他们的出路都非常不错，在全国各地的大学，还有一批在海外留学。
我们现在定下来教育的目标就是“激发内心力量”。而这个目标的确定和地震整个采访过程的经历和感受是有关联的。
如果没有地震，我可能现在还一直在做公关，那过得肯定比现在好多了，当时我合伙创立的公司现在已经上新三板了。
但这六年来我做的教育的事，对我个人影响很大。我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真正可以称作是“一生的乐趣”；第二，教育是每个人都很关心的话题，大家抱怨非常多，但是行动少，我觉得现在我有机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让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现在我们的教学系统已经进入了全国各地的学校，从很偏僻的乡村到全国的知名课改名校。今年和我们合作的学校就要超过一百所。
2013年，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时，张良接受《锵锵三人行》节目采访时称：“我们五年前付了那么大的代价，我们死了八万多人，我们应该积累了很多经验没有好好去挖掘、总结和积累，包括我们对地震的认识，其实都还是很肤浅的。”
他认为和2008年相比，2013年的中国人对地震和灾难的思考不仅没有太大变化，而且还在倒退，“对雅安地震灾难中的人的关注减退就是一例，”张良在节目中说。
同年，张良回映秀时看到了一片荒芜，当地居民勉强度日。
他称自己曾在媒体上呼吁更多人关注映秀震后“人”的生活现状。
但效果甚微。
如今，离张良最后一次回映秀，又过去了5年，映秀的情况和他离开时几乎毫无差别，甚至更萧条了。
但张良甚至不知道，那个具有象征主义的爱立方博物馆已经关闭。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 2013 年回去的时候，正好是 512 纪念日，映秀都没什么人，当地的很多居民非常担忧自己未来的生活。
作为一个城市，一个有活力的机体，它的这种活力你明显感觉到在慢慢萎缩。
对外迁出的人不少，去周边买房和居住的人也不少，映秀很多房子都是关着、锁着的。
映秀当时的规划有个最大的问题，周边的镇比如水磨镇借助地震重建的机会，打造出的特色小镇非常成功，水磨镇在设计重建思路的时候，为了恢复当地的经济活力和生机，商业上的功能就提前设置了很多，对未来可能吸引什么样的人很清晰。
但映秀我知道，各地规划出来后，映秀居民很羡慕周边的镇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映秀他们自己感觉不到。
因为映秀是震中，它肯定不能当普通小镇来打造，当时定下来的基调就是映秀要做整个震中的展示平台，什么东西都上升到国家层面了，要承担所谓的“国家地震纪念地”、“国家地震博物馆”，所谓灾后重建的样板角色，对居民生活层面的东西考虑的比较少。
最早的规划就把映秀定的好像一个活标本一样，没考虑它本身是一个活生生的城区、社区，还有自己生长的东西。
映秀的镇政府他们在这个大方向的把握上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映秀镇的规划要拿到国务院常务会上去讨论，四川省都没资格去定。一旦大的方针定下来，那就是按这个方案去执行了。按照官场的规则，谁也不敢轻易去变动。
所以你看各种主要的地震纪念设施，放在映秀比较多，都集中在这一个区域里呈现。
为什么请了很多世界级的建筑师来设计规划很多场馆？像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还有国内顶级的工程院院士何镜堂，他们全都只能拿到一个小建筑的设计。凡是大一点的公共设施都在全球范围内招标，都是名家设计，耗资也非常大。
你说爱立方那个地方建那么一个乱七八糟、稀奇古怪的盒子干嘛？ 很多大型的公共建筑，那真的就是华而不实，占了很多的地，也占了很多投资。如果拿一小块地出来做一些民生的规划和设计，效果会完全不同。
其实映秀作为震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反而保留得非常不好。现在你走在映秀街上，整个地震的痕迹非常非常淡。现在大家唯一可以去看的就是漩口中学，而且里面的很多说明都漏洞百出，完全没有正儿八经去规划这个事。
映秀小学就只剩一个小操场和一个旗杆，游客去看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包括映秀湾电厂的很多遗址，真要完整保留下来，反而会有很多人愿意来看，想了解地震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一个最好的实物。
但现在映秀就变成一个崭新的所谓的“小区”，人们过来，没有任何东西可看。
 
                
                  而且映秀重建比北川还要慢，时间跨度是最长的。因为映秀有特殊性，毕竟它是震中，映秀的规划是国务院常务会亲自批，要总理直接看了以后才能通过，所以前后拖了很长时间才确定重建规划方案。
居民当然希望早点回去重新开始生活，但因为中间的建设周期长，涉及的面广，有段时间所有的居民都迁出来了，基本上变成一个大工地了。后来映秀又遭了几次次生灾害，很严重的 814 泥石流把它全部又冲毁掉了，那个事情打击非常非常大。
我记得那天凌晨，水淹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有村民开始给我打电话了，还包括映秀卫生院的院长，他们都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对整个心情的打击很大。
这说明当时建设的规划搞了那么久，还是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后来全面建好后回去，大多村民其实非常茫然，因为他的整个生活来源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映秀最大的地主是映秀湾电厂，一半以上的楼房和地都是它的，但地震后重建，政府把它全部征收了，国家给了它另外一块地去重建。
我跟电厂的采访特别多，我和电厂的党委书记很熟，他们非常想继续留在映秀，那个地方他们很有感情，觉得一定要原地重建。但规划没给他们留位置，因为映秀的整个定位是展示灾后重建成果的一个橱窗，所以在功能上就没有给企业这块留出地方。
现在电厂的位置全部做成各种居民区了，或者各种公共设施和所谓的公园绿化带。
大的企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 土地没有了，人民基本的生活就没有了；游客数量不足，自己小生意的来源也不足……
这个困境暂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以前不光有土地，映秀居民还有几个重要来源：跑运输的是一个，重建高潮过后也没那么多生意了。还有很多沙厂，淘河沙的，还有自己搞鱼塘的，很多这种衍生的东西现在都没有了，全部把它切掉了，因为河道要整治啊，一律不准养鱼。
2013 年非常萧条，我当时回去后还特别在媒体上呼吁过，很多村民跟我反映日子根本没法过下去了，很苦。没有收入来源，因为他们的地也没有了，就靠这点小生意，人流量完全撑不起几千人的镇子。
映秀承担了它不该承担的很多职责，那些国家职责，但它本身就那么几千居民，它其实承受不了那么多东西。
题图：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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