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首情诗被丢在了风里
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版《蕙的风》里面，汪静之的那篇自序的给我的感触却多于整部诗集。曾经他的那一首《伊底眼》温暖了我寂寞的国，年轻的时候也是那样喜欢优美的句子，悱恻的感情。而今不到二十的年纪，却觉得暮气沉沉。“五四”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应该是属于爱情的，爱情应该是属于诗歌的。这一篇他的自序，是一个年老之人重新去审视自己喷薄的感情，其中的滋味不是每个人都能懂的。就好像老狼歌里的淡淡哀伤，“谁把它丢在风里”。
兹抄录其自序全文，期望大家不要遗忘这一个诗人。
自 序
我本来以为这些诗今天没有再印的必要，后来听说是要作为“五四”新文学史资料而再印的，我才想到当作断砖碎瓦破骨残齿，供人参观，亦无不可。
“蕙的风”收的是1920－l922年的诗，1922年初版，曾重印五次。现在删弃三分之二，剩下51首。“寂寞的国”收的是1922－1925年的诗，1926年春季就已经打好了纸版，因故拖到1927年才出版，曾重印三次。现在删弃三分之一，剩下60首。这是淘汰过的两册诗集合印成一册，不是诗的选集。
现在照写作日期的先后重新编排，和原来的次序不同。“蕙的风”多数是自由体，押韵很随意，一首诗有几句有韵，有几句又无韵。又因不懂国语，押了很多方言韵。现在把漏了韵的补起，把方言韵改正了。为了押韵，字句上不得不有些改动，但不改动原诗的思想内容。“寂寞的国”几乎全是格律体，都是有韵的，现在改正了一些方言韵。“蕙的风”不知剪裁，有半数的诗都已重新删节；“寂寞的国”只有1923年的“独游”、“垂杨柳”、“秋夜怀友”、“飘流到西湖”四首重新删节了。本拟用园丁整枝的办法，只剪枝，不接木，但有两首例外：“寂寞的国”里的“精卫公主”新添了末尾四句。“蕙的风”里的“题B底小影”原稿本来尚有末尾四句，当时因故抽掉了，现在仍旧还原，重新补上。
我小时学写的是旧诗，“五四”运动的第一年，开始读到“新青年”杂志上的新诗，觉得很新鲜，只读了几首的时候，就学写起来。当时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新诗是从外国学来的，是和旧诗根本不同的，因此错误地认为必须把学过的旧诗抛弃干净（事实上仍不免有一点影响），彻底向新诗特别是向翻译诗学习。但当时新诗很少，翻译诗更少，起初一本都没有，（后来在“蕙的风”出版之前一共只有五本新诗），只好在杂志上找些来读，学习资料少得可怜。我当时可说是没有师承，没有依傍，赤手空拳在一张白纸上胡说乱道，瞎碰瞎撞。没有学习过诗的艺术，没有用诗的武器装备起来，写出来的东西当然幼稚拙劣，不成其为诗。
“蕙的风”原稿在1921年鲁迅先生曾看过，有不少诗他曾略加修改，并在来信里指导我应该怎样努力，特别举出拜伦、雪莱、海涅三个人的诗要我学习。但那时三人的诗译成中文的一共不过几十首，其中我最爱的是海涅，只有十来首爱情诗，我又不通外国文字，因此有找不着师傅之苦。虽然只有十来首海涅的爱情诗，却给了我最大的影响。
最近读了新译的海涅的“诗歌集”，发现其中“日落”一诗和“蕙的风”中“大阳和月亮底情爱”一诗，同样把太阳和月亮比作一对恋人，设想颇有类似之处。因为“日落”一诗当时并未译成中文，所以有这偶然的巧合。
“蕙的风”是我十七岁到未满二十岁时写的。我那时是一个不识人情世故的青年，完全蒙昧懵懂。因为无知无识，没有顾忌，有话就瞎说，就有人以为真实；因力不懂诗的艺术，随意乱写，就有人以为自然；因为孩子气重，没有做作，说些蠢话，就有人以为天真；因为对古典诗歌学习得少，再加有意摆脱旧诗的影晌，故意破坏旧诗的传统，标新立异，就有人以为清新。其实是思想浅薄，技巧拙劣。
被封建道德礼教压迫了几千年的青年的心，被“五四”运动唤醒了，我就象被捆绑的人初解放出来一样，毫无拘束地，自由放肆地唱起来了。当时青年在反封建的潮流中，有自由恋爱的要求，因此我所写的诗爱情诗较多。符绿漪替“蕙的风”写的题辞“放情地唱呵”，正是我当时的写作态度。糟糕的是虽然要放情地唱，却因为没有艺术修养，不能尽情地表现。这本诗当时在青年中读者很多，因为是一个青年的呼声，青年人容易引起共鸣，写得太糟这一点，也就被原谅了。
朱自清先生曾在什么文章里说“蕙的风”当时对于旧礼教好象投掷了一枚炸弹。以诗论诗，“蕙的风”不过一颗小石子，决当不起“炸弹”的夸奖。古代农民暴动的时候，没有武器，就拿锄头钉耙代替，也能发生作用，与此相似，在“五四”运动的大潮流里，不过是一颗小石子的“蕙的风”，却发挥了比小石子本身更大些的作用。因此当时顽固派对这本诗曾表示震怒，而鲁迅先生曾给以反击。锄头钉耙尽管发挥过作用，仍旧不能算锋利的武器；“蕙的风”尽管发挥过作用，仍旧是坏诗。
写“寂寞的国”的时候，我已经稍有一点阅历，稍微懂一点世事，对于旧社会的庸俗丑恶，黑暗肮脏，处处看不顺眼，因而格格不入，落落寡合，因而寂寞苦闷以至悲观厌世，因而诅咒旧社会。
我写“蕙的风”时，看了“新青年”上的政论，也不懂。虽然曾写过一首“天亮之前”，表示欢迎革命，其实那吋并无认识，不过天真地表现了一种倾向罢了。直到“五卅”运动那一年的秋天，应修人拿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给我看，我才好象瞎子睁开了眼一样，不象过去那样完全盲目糊涂了。我当时就写了“劳工歌”、“破坏”等诗，对敌人表示了强烈的憎恶与仇视。
从那时起我就决定不再写爱情诗，不再歌唱个人的悲欢，准备学写革命诗。但我并没有真正认识真理，只是在感情上欢迎革命，没有在理论上理解革命，又没有斗争，无从感受到革命的脉博，结果是革命诗写不出来，爱情诗又不愿再写，就这样搁了笔。这是我搁笔的主要原因。另外为了生活压迫，忙于教书，又钴进了故纸堆中，成了蛀书虫，也是搁笔的原因。
这是我学写新诗的失败史，可作为前车之鉴。
从这些诗可以看出我所用的诗的工具，粗笨的程度很象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的原始人的石器。新诗应从古典诗歌的水平和世界水平继续前进，不能象我在“五四”时期那样从石器时代开始。
1957年4月9日，于北京。
兹抄录其自序全文，期望大家不要遗忘这一个诗人。
自 序
我本来以为这些诗今天没有再印的必要，后来听说是要作为“五四”新文学史资料而再印的，我才想到当作断砖碎瓦破骨残齿，供人参观，亦无不可。
“蕙的风”收的是1920－l922年的诗，1922年初版，曾重印五次。现在删弃三分之二，剩下51首。“寂寞的国”收的是1922－1925年的诗，1926年春季就已经打好了纸版，因故拖到1927年才出版，曾重印三次。现在删弃三分之一，剩下60首。这是淘汰过的两册诗集合印成一册，不是诗的选集。
现在照写作日期的先后重新编排，和原来的次序不同。“蕙的风”多数是自由体，押韵很随意，一首诗有几句有韵，有几句又无韵。又因不懂国语，押了很多方言韵。现在把漏了韵的补起，把方言韵改正了。为了押韵，字句上不得不有些改动，但不改动原诗的思想内容。“寂寞的国”几乎全是格律体，都是有韵的，现在改正了一些方言韵。“蕙的风”不知剪裁，有半数的诗都已重新删节；“寂寞的国”只有1923年的“独游”、“垂杨柳”、“秋夜怀友”、“飘流到西湖”四首重新删节了。本拟用园丁整枝的办法，只剪枝，不接木，但有两首例外：“寂寞的国”里的“精卫公主”新添了末尾四句。“蕙的风”里的“题B底小影”原稿本来尚有末尾四句，当时因故抽掉了，现在仍旧还原，重新补上。
我小时学写的是旧诗，“五四”运动的第一年，开始读到“新青年”杂志上的新诗，觉得很新鲜，只读了几首的时候，就学写起来。当时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新诗是从外国学来的，是和旧诗根本不同的，因此错误地认为必须把学过的旧诗抛弃干净（事实上仍不免有一点影响），彻底向新诗特别是向翻译诗学习。但当时新诗很少，翻译诗更少，起初一本都没有，（后来在“蕙的风”出版之前一共只有五本新诗），只好在杂志上找些来读，学习资料少得可怜。我当时可说是没有师承，没有依傍，赤手空拳在一张白纸上胡说乱道，瞎碰瞎撞。没有学习过诗的艺术，没有用诗的武器装备起来，写出来的东西当然幼稚拙劣，不成其为诗。
“蕙的风”原稿在1921年鲁迅先生曾看过，有不少诗他曾略加修改，并在来信里指导我应该怎样努力，特别举出拜伦、雪莱、海涅三个人的诗要我学习。但那时三人的诗译成中文的一共不过几十首，其中我最爱的是海涅，只有十来首爱情诗，我又不通外国文字，因此有找不着师傅之苦。虽然只有十来首海涅的爱情诗，却给了我最大的影响。
最近读了新译的海涅的“诗歌集”，发现其中“日落”一诗和“蕙的风”中“大阳和月亮底情爱”一诗，同样把太阳和月亮比作一对恋人，设想颇有类似之处。因为“日落”一诗当时并未译成中文，所以有这偶然的巧合。
“蕙的风”是我十七岁到未满二十岁时写的。我那时是一个不识人情世故的青年，完全蒙昧懵懂。因为无知无识，没有顾忌，有话就瞎说，就有人以为真实；因力不懂诗的艺术，随意乱写，就有人以为自然；因为孩子气重，没有做作，说些蠢话，就有人以为天真；因为对古典诗歌学习得少，再加有意摆脱旧诗的影晌，故意破坏旧诗的传统，标新立异，就有人以为清新。其实是思想浅薄，技巧拙劣。
被封建道德礼教压迫了几千年的青年的心，被“五四”运动唤醒了，我就象被捆绑的人初解放出来一样，毫无拘束地，自由放肆地唱起来了。当时青年在反封建的潮流中，有自由恋爱的要求，因此我所写的诗爱情诗较多。符绿漪替“蕙的风”写的题辞“放情地唱呵”，正是我当时的写作态度。糟糕的是虽然要放情地唱，却因为没有艺术修养，不能尽情地表现。这本诗当时在青年中读者很多，因为是一个青年的呼声，青年人容易引起共鸣，写得太糟这一点，也就被原谅了。
朱自清先生曾在什么文章里说“蕙的风”当时对于旧礼教好象投掷了一枚炸弹。以诗论诗，“蕙的风”不过一颗小石子，决当不起“炸弹”的夸奖。古代农民暴动的时候，没有武器，就拿锄头钉耙代替，也能发生作用，与此相似，在“五四”运动的大潮流里，不过是一颗小石子的“蕙的风”，却发挥了比小石子本身更大些的作用。因此当时顽固派对这本诗曾表示震怒，而鲁迅先生曾给以反击。锄头钉耙尽管发挥过作用，仍旧不能算锋利的武器；“蕙的风”尽管发挥过作用，仍旧是坏诗。
写“寂寞的国”的时候，我已经稍有一点阅历，稍微懂一点世事，对于旧社会的庸俗丑恶，黑暗肮脏，处处看不顺眼，因而格格不入，落落寡合，因而寂寞苦闷以至悲观厌世，因而诅咒旧社会。
我写“蕙的风”时，看了“新青年”上的政论，也不懂。虽然曾写过一首“天亮之前”，表示欢迎革命，其实那吋并无认识，不过天真地表现了一种倾向罢了。直到“五卅”运动那一年的秋天，应修人拿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给我看，我才好象瞎子睁开了眼一样，不象过去那样完全盲目糊涂了。我当时就写了“劳工歌”、“破坏”等诗，对敌人表示了强烈的憎恶与仇视。
从那时起我就决定不再写爱情诗，不再歌唱个人的悲欢，准备学写革命诗。但我并没有真正认识真理，只是在感情上欢迎革命，没有在理论上理解革命，又没有斗争，无从感受到革命的脉博，结果是革命诗写不出来，爱情诗又不愿再写，就这样搁了笔。这是我搁笔的主要原因。另外为了生活压迫，忙于教书，又钴进了故纸堆中，成了蛀书虫，也是搁笔的原因。
这是我学写新诗的失败史，可作为前车之鉴。
从这些诗可以看出我所用的诗的工具，粗笨的程度很象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的原始人的石器。新诗应从古典诗歌的水平和世界水平继续前进，不能象我在“五四”时期那样从石器时代开始。
1957年4月9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