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话238 张赞波《高速中国里的公路纪事》

没有绝对的置身事外。

民族志强调参与观察，但这种参与究竟是怎样一种参与，我们需要在写作民族志文本时，既描述我们眼睛看到的内容，同时加上我们当时的情感吗？

我很怀疑没有一丝利益牵扯的参与观察。

比如说，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到当他和老何看望老姜的归途中，因为乘坐快慢船的问题发生了争执。老姜执意要做快船，嫌慢船脏乱，言语之间露出不屑；作者坚持做慢船的理由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在来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快船，这次想体验一下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因为囊中羞涩，快船的价格要比慢船整整高出一倍。

因为作者后一个理由，我们能从中嗅出更多的贴近事实的味道；但同时，不得不说，老何的一些表现也在整个过程中顺乎作者的理解坦露至我们眼前。比如，作者在无意间把老何这种行为归为“速度症候群”的一种，与整个时代联系起来，其中暗含着对老何数典忘祖的隐形态度评判。

我不知道老何在看到这些描写时，会是什么反应。

《街角社会》给了我们部分真实的例子。作者写到在书籍出版后，被描写的那群人先是享受了一阵拜书红所赐的边际报酬，然后渐渐开始怀疑，有的甚至感到不满，有的则再也没和作者联系，选择了躲避，隐姓埋名地生活。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也出现在某本书里，你的私生活随之披露，而平时和你称兄道弟的朋友竟然就是那个如间谍版蛰伏在你身边，默默观察记录你的人。在被观察者意识到这一点时，主客关系就立即发生了变化。以前，大家一起，他把你当成一伙的，你们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如今，他突然发现，你原来离他很远，而之前的那些靠近和交情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一层故意和功利色彩，实际正是如此。这种关系变化带来的心里调适并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接受的。

情是私情，就容不得一点客观化的距离。

反过来再谈这本书。书很好看，见人见性，更揭露了一些我们无权了解的黑幕，呈现出另一种环境和生活。其中，最打动我的，大概就是字里行间作者流泻出的个人态度。

他时而义愤填膺，尤其在目睹到某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时；时而孤独惆怅，当老树被粗暴挖掘，他突然怀念起自己前几日在树下闲坐或躲雨的时光；时而无言无奈，见证而不能伸手帮助。严格来说，作者拥有完全的底层意识，他的同情心倾向个体，民工，总之是那些在威权之下无力还手的小人物。在乘船找老何的那一节中无意遇到一个来自中央的拍纪录片的同行，比较之下，作者的心迹表露无遗。

我觉得，当这本书从单纯的私人日记转换为一本出版的供人买卖和阅读的书籍时，里面的记录者，我，就不再是那个真实的作者张赞波了。他可以是作者故意隐名的那个张赞，也可以仅仅就是一个无名无姓的我。因为在参与之后，我同步置身情境之中，也和其他人一样受情境带给我的便利和限制。我是情境中的我，不再是那个无限的属于张赞波的“我”了。

也就是说，在文本完成之际，作者或者说记录者，与文本一起，与书中的那些人物一起，共同构成了文本。即便是所谓非虚构，甚至强调客观记录的民族志。

我目前以为，这样一种客我交融，物我不分而到达的两忘，以及在文本与现实，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跳跃，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状态，正是后现代民族志和非虚构作品的迷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