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帕慕克，还有谁？｜揭开土耳其文学的神秘面纱
相信有不少书评君的小伙伴，选择假期多读几本好书，在阅读中获得放松与愉悦。与行万里路相比，读万卷书也同样是个必要的过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世界有更完整的认识。
这一点，在面对土耳其文学时，显得尤为应景。在近来的舆论热潮中，土耳其的货币危机让不少人对这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形势有了更深的了解。而如果提到土耳其文学，十有八九，大家只能想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帕慕克。
这是不少国家与地区面对的共同处境，提起它们，我们能想到的只有某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对于剩下的，则一无所知。在这个秋日的假期，我们跟大家一起，揭开土耳其文学的神秘面纱——看看除了帕慕克，还有谁？还有着怎样的故事？
撰文 | 李广旭
天空中冷空气与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中寒流与暖流交汇的地方，必然会繁衍丰富的鱼类；而在多种文化碰撞交流的地方，总是能够产生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
在中国，但凡提及土耳其文学，都必然绕不开这段莫言对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的评价，这段文字不仅是针对帕慕克的，它也切中了土耳其文学乃至文化的整体风貌。“国父”阿塔图尔克·凯末尔在建国初期实施了一系列世俗化政策让土耳其实现了政教分离，使得今天的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犹如一个异类，开放与保守并行不悖，游走于东西两端。
正因为地域和文化的特殊性，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看似不起眼，实则始终扮演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欧洲和中东的安全与稳定。但土耳其离中国“太远了”，若非这个夏天因美土争端导致了土耳其货币里拉崩盘，使得国家经济陷入“至暗时刻”，并引发了周边地区的连锁反应。想必土耳其不会如此高频地登上国内新闻的头条，而对普通人来说，土耳其留给国人的印象无外乎烤肉和热气球，这显然是不够的。笔者意图借文学之名以揭开土耳其的神秘面纱，一窥其究竟。
不置可否，土耳其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太过边缘了。国内尚未见到系统的土耳其文学史专著，土耳其1928年的文字改革用拉丁字母替代了阿拉伯文，使得阿拉伯文学史也剔除了土耳其共和国之后的文学作品。研究中东史的学者哈全安在其著作《土耳其通史》里关于文学方面的文字主要集中在奥斯曼时期，而共和国时期则几乎通篇在讲国际上备受推崇、在本国却饱受非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帕慕克，他的光芒完全遮掩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哪怕是地标性文学大师奥尔罕·凯马尔（Orhan Kemal）。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已经出版了50余部土耳其文学作品，除了国人相对熟知的帕慕克外，土耳其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又有哪些呢？这些作家又都在关切怎样的问题呢？
纵观已译介的作品，虽然每位作家的切入点不同，但他们的文字都或多或少地纠缠于身份认同危机，试图在博斯普鲁斯的海风里找寻沉浸在“呼愁”里的土耳其人。
“亲爱的彼方”
纠葛在世俗化与宗教化之间
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曾先后征服过安纳托利亚高原。凯末尔主义已经施行了近百年，虽然避免了让土耳其在体制上成为沙特、阿联酋等这样政教合一的国家，但在民间，世俗化与宗教化之间的纠葛依然很严重，在女性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广州花城出版社曾出过一套名为现代土耳其女性小说系列的丛书，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艾斯·瓦哈伯鲁（Ece Vahapoğlu）、佩里罕·马登（Perihan Mağden）、伊恩吉·阿拉尔（İnci Aral）等几位女作家，她们笔下的女性镜子般倒映出了土耳其的现实。
在土耳其，两类风格迥异的女性同时行走在大街上，一类是戴头巾的，一类是不戴头巾的。她们都能代表现在土耳其的女性形象，犹如硬币的两面。阿拉尔的小说《亲爱的彼方》便描述了这一现象，原书名ÖTEKİ意为“其他”，中译版“彼方”一词源自日语“あちら”，那边之意。埃辛和库巴拉就是这样一对互为“彼方”的土耳其女性。戴头巾的库巴拉恪守穆斯林礼数，为了“礼拜的责任”与“礼拜后那甜蜜的释放感”，每天都“要早起、做净礼、礼四拜”；不戴头巾的埃辛则是另一个极端，不斋戒，不礼拜，即便是在斋月，她把头发烫染成金色直发，婚前就谈过恋爱，并热衷于派对酒会典礼等抛头露面的社交，致力于将土耳其女性从西方标准和东方式男人中“解放”出来。双方在经历戒备、好奇、碰撞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女人成了朋友。彼此在交往的过程中一再以留有余地的方式僭越着对方的精神世界，库巴拉内心深处的女性主体意识因埃辛而萌动，埃辛也逐渐放下了对“异类”的芥蒂。
正如文中所言的那样，现在的土耳其是“一个由差异滋养的社会，一些足够幸运的人能将二者合二为一，而其余的人却尚不自知”。尾声处，在博斯普鲁斯大桥激烈讨论头巾问题的两个人突遇车祸，这是一个隐喻性的空间——大桥连接着东西方的地理与文化，当车像陀螺般旋转时，她们都尖叫出“信仰”作证词，为了挽救库巴拉的性命，埃辛挣扎着解开了她脖子上的头巾。作家没有明确指出世俗化必将战胜宗教化或反之，而是试图在极端情况下达成彼此的让步与和解。
戴不戴头巾在土耳其绝不是件小事，它象征着世俗主义与宗教主义尖锐的角力，身着伊斯兰教传统服饰一度被视作挑战世俗主义和违背凯末尔主义原则的行为。1980年军事政变后，政府颁布了针对公务人员的《服饰和衣装法》，次年明令大学校园的女性着装必须符合世俗原则，而到90年代，政府又作出了让步，解除禁令……世俗主义者认为现代化进程已经改变了固有的宗教意识，世俗化能摆脱僵化结构的束缚以给予人们更大的自由，而宗教主义者则认为“当一个女人不戴头巾，她就会成为欲望的对象，头巾使女人自由”，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致使类似的往复持续至今。
除了沦为意识形态角力棋子的头巾之外，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同样面临着多元思想的冲突。《爱在伊斯坦布尔》（PIRAYE）的现代女性琵瑞雅嫁给了东南部传统名门哈希姆，她以为爱情能战胜一切，没想到自己挣扎在传统价值观的漩涡中；《伊斯坦布尔的幸福》（BLESS）中的少女玛丽被大伯强暴，家人们非但不同情她，反而希望她自决；《绿仙子之夜》（YEŞİL PERİ GECESİ）的“我”被虚伪的社会一步步逼向了堕落；《七屋》（SEVEN HOUSES）用七所不同的房屋串联起土耳其的上个世纪，四代女性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尝试着寻找自我与幸福……
“失语”
在历史的责问中寻找自我
敢于直面历史的作家往往需要莫大的勇气，土耳其历史上有着很多“禁区”。土耳其不是一个民族构成单一的国家，其主要人口为80%的土耳其族和15%的库尔德族，剩下5%为亚美尼亚裔及其它。与历史相关的民族问题是土耳其的敏感问题之一，帕慕克就因为在接受瑞士周刊《杂志》的采访时发表了“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的言论而获罪，这也被视作其能在次年获得诺奖的重要因素。但在责问历史真相这一问题上，他并不独行，女作家艾丽芙·沙法克（Elif Şafak）在其用英语创作的小说《伊斯坦布尔孤儿》（THE BASTARD OF ISTANBUL）中隐晦地提及了那段历史，她也因此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遭到起诉。
书中的“杂种”（有译者将书名译为“伊斯坦布尔的杂种”，以表示混血儿）阿斯亚和阿尔曼努什一直在追问1915年土耳其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她们也深陷进身份的困惑——到底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美国人、土耳其人还是亚美尼亚人？作者书写了共和国时期一个土耳其家庭和一个亚美尼亚裔家庭挣扎在暴力的民族历史与悲剧的家族回忆中，使发生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的亚美尼亚事件浮出水面。面对历史，他们有着矛盾的情感，既想探求真相，又想擦除过去。忘记历史就是忘记身份，一个不承认过去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沙法克试图通过暴力重演的方式来塑造完整性的“没有失忆”的土耳其人。
土耳其国家内部，也有东西的差别，东部地区被视为“良知的最后一站和斗争不止的地方。”由于历史原因，土耳其族与库尔德族冲突不断，奥娅·巴依达尔（Oya Baydar）在《失语》（KAYIP SÖZ）中尝试为东部的库尔德人发声，将内部冲突与紧张局势呈现在读者面前：一位文思枯竭的作家意外地帮助了一对库尔德夫妇，这对来自东部的山民憧憬着能躲进大城市里，没想到遭遇的第一个打击便是名为“希望”的胎儿在枪击中夭折。而文中的作家也闯入了充斥暴力的库尔德人的生活，无法规避的血腥和恐慌经历让其开始重新思考身为土耳其人的意义，同时也在思考中构建了自己作为土耳其人的完整性。
当库尔德工人党不断发动恐怖袭击，妄图分裂国家之时，土耳其的作家们四处奔走并大声疾呼，希望土国人民能直面历史，共同推倒横在民族间的“柏林墙”，以一个整体性的土耳其示人。伊切·泰玛尔库兰（EceTemelkuran）在《香蕉的低语》（MUZ SESLERİ）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牛津博士丹妮丝态度决绝向外国学者阐明自己的身份：“请不要说我是土耳其人，还是简单地说我来自土耳其就行了。”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表明了自己寄望民族和谐共处的立场，将土耳其族和库尔德族置于同等的地位，土耳其人的身份不能被人为的割裂——唯土耳其族论。为免歧义，本文出现的“土耳其人”涵盖两族。帕慕克、沙法克、巴依达尔等作家之所以如此直言不讳，其目的并不在挑起或激化民族矛盾，而是希望通过直面历史问题而达成民族和解，实现土耳其内部的民族团结，完成作为土耳其人的身份认同的统一。
“同样的祈祷”
走出土耳其才能找到土耳其
“不论我们在哪儿，不管你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祈祷都是一样的。”
在《同样的祈祷》（PRAYERSSTAY THE SAME）中，年迈的罗塞拉夫人在生命终结前，对年轻女孩佩林如是说。故事发生在中欧的都市，罗塞拉夫人雇佩林与自己聊天，给她讲述六十年前自己离开伊斯坦布尔前的旧时光。尽管在异国已经生活了六十载，但罗塞拉夫人坚持用土耳其语讲故事，因为她担心“如果忘了土耳其语，所有过去的生活记忆也会静静地消失”。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走出国门，土耳其人的身份是最不能忘却的。
土耳其作家历来有着世界性的视野。即便从16世纪成为伊斯兰国家后，土耳其也没有放弃“西学东渐”的脚步，法国就曾是其皇室推崇的样板，伊斯坦布尔甚至于1796年发行了法文报纸，而第一份土耳其文官方周报则在35年后。共和国时期的作家在创作时更是不拘泥于本地，地域场景的设置遍布世界各地。伦敦、巴黎、纽约等都曾在字里行间出现，伦敦希思罗机场作为回归的意象在多部的小说里被提及，《忧伤的时候到厨房去》（SOUFFLE）甚至将菲律宾人和法国人作为三大主角之二。当然，绝大多数作家仍以土耳其人和讲述土耳其人的故事作为核心，这些溢出国境的地方都在心理和精神上不断向土耳其回归，一如前文的罗塞拉夫人。对许多土耳其作家来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唯有走出土耳其，才能够真正发现土耳其，发现真正的土耳其人。
艾雪·库林（Ayşe Kulin）的《开往伊斯坦布尔的最后列车》（LAST TRAIN TO ISTANBUL）讲述的是土耳其人在二战时期逃离纳粹德国的故事。因为家人不同意席娃嫁给犹太人拉斐尔，这对信仰差异巨大的恋人只能远走他乡，想抹去自己作为土耳其的身份。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席娃的土耳其人意识重新觉醒，冲破阻力回家才是逃脱火海的唯一道路，而曾经势如水火的家人也张开手臂重新将她拥入怀中，伊斯坦布尔成为一个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所在。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土耳其人在危机面前放下了所有的敌意，以共同的土耳其人的身份同仇敌忾，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愿景。面对盖世太保的质询，费里特解释道“土耳其公民就是在土耳其出生、长大，不会因一些公民是犹太人就丢下他们不管”。
《香蕉的低语》更加大胆，厌倦了西方的丹妮丝踏上了寻根之旅，她期望着能够找寻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身份，但她的目的地却不是土耳其，而是战火纷飞的黎巴嫩。战地记者出身的泰玛尔库兰跳脱了土耳其这一空间，在一个与土耳其文化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空间里讲述形塑了另一半土耳其人的中东意识。
“谁是土耳其人？”一代又一代的土耳其作家通过文字追问着，并勾勒出一个复杂矛盾的既模糊又清晰，既世俗又传统的土耳其人形象，超越了宗教、文化和地域的局限。当入欧盟屡屡受阻、土美关系恶化这些因素阻隔在土耳其向西走的道路上时，中国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则给了它一个转头向东看的选择，促使其开始不断反省，并向内部审视——一直以来被忽视的东方性，意识到实现民族复兴不单只有向西看这一条途径。迥异的多元文化不应成为土耳其发展的绊脚石，而应成为助推器。如今的“至暗时刻”虽然让土耳其遭受了来自外部的冲击，然而对由来已久的内部的身份认同问题而言，可能是一个得到缓解甚至解决的契机。尽管外界有着不同的声音，但以复兴奥斯曼时期荣光为己任的埃尔多安总统试图通过一系列“向东”的政策召唤起土耳其的民族意识，在根植于本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寻找作为土耳其人的身份，让土耳其人首先成为土耳其人。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李广旭；编辑：董牧孜；走走。题图为伊斯坦布尔纯真博物馆内景。未经出版社或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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