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先秦两汉

先秦文學

緒論

一、先秦文學分期

夏商、西周春秋、戰國

二、先秦文學特征

1.詩、樂、舞三位一體，文史哲綜合一體。

2.先秦時代經歷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之演變，鬼神地位逐漸下降，重視人事，宗教性減弱。

3.先秦文學作者經歷從巫到史，到貴族，到士的演變過程。有些文學作品並非一人一時之作，或由集體加工，或經過後人加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創作年代不可考證。

4.先秦文學普遍重視文學的政治、道德功用。先秦時代基本具備後世的文學式樣。儒家、道家理念奠定中國文學理念的基調。

上古神話

中國神話的產生和記錄

（一）概念

神話以故事或形象的方式表現遠古人民對宇宙自然、人類自身及諸種文化現象的起源以及當時世間秩序的理解，神話的主人公包括神祇、始祖、文化英雄、神聖動物等，神話故事一般具有變化、神力和法術等因素。

（二）記錄

1.《詩經》：《商頌·玄鳥》《大雅·生民》

2.《楚辭》：《天問》的鯀禹治水、后羿射日、共工觸山等

3.《左傳》：高辛氏的二子掌商、參

4.《穆天子傳》：穆天子見西王母

5.《莊子》：援引神話最多，“寓言十九”，有些寓言就是神話

6.《孟子》《墨子》《韓非子》《呂氏春秋》

7.《淮南子》：神話相當豐富。四大神話——女媧補天、共工觸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保存在《淮南子》中（問題：前面不是說《天問》中有共工觸山嗎？《天問》應該比《淮南子》成書早，為何說保存在《淮南子》中，而不是保存在《天問》中？）

8.《山海經》：分為山經、海外經、海內經、大荒經。古代保存神話資料最多的著作，最具神話學研究價值

中國神話的主題和意義

主題

1.創世神話：盤古開天闢地

2.始祖神話：女媧造人

3.洪水神話：鯀禹治水

4.戰爭神話：炎、黃帝阪泉之戰，蚩尤、黃帝涿鹿之戰

5.發明創造神話：后羿發明弓箭

6.展示人類英雄信念神話：夸父逐日、精衛填海

三、上古神話的流變和影響

（一）流變

1.神話的歷史化

神話傳說往往被當做歷史事實而被記錄下來，神靈被理解為人類祖先編入歷史的譜系中，從而喪失了神話的本來面目。

2.被道教改造，成為仙話的一個來源

（二）影響

1.為後世各類文學作品所借鑒，如：“意出塵外，怪生筆端”“縹緲奇變”（《藝概·文概》）的《莊子》、曹植的《洛神賦》《楚辭》的《離騷》《九歌》《天問》、陶淵明的《讀山海經》、李商隱的《瑤池》、李朝威的《柳毅傳》《西遊記》、不乏神話的《聊齋誌異》《紅樓夢》《封神演義》《鏡花緣》等

2.體現先民對於自身和外界的思考，把作者或讀者領入先民曾經有過的深厚情感體驗中，緩解現實壓力，超越凡俗。

《詩經》

袁行霈稱《詩經》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有305篇，另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由儀》《崇丘》6篇笙詩。笙詩有人認為“有聲無詞”，有人認為“有目無詞”。《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類，最早見於《荀子·儒效》。十五《國風》160篇——《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小雅》74篇。《大雅》31篇。三《頌》40篇——《周頌》《魯頌》《商頌》。

《詩經》被稱為“經”，始見於《莊子·天運》。但《莊子》所謂經，只是書籍之意。漢代提倡儒術，將據說經過孔子整理的書均稱為“經”，作為常法，尊為經典。於是《詩》與《書》《禮》《易》《春秋》並稱為“五經”。

主體：西周至春秋時期創作、編集。

一、《詩經》內容

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將《詩經》分為祭祖述贊詩、史詩、農業詩、燕饗詩、怨刺詩、戰爭徭役詩、婚姻愛情詩等幾個主要類型。1.祭祖述贊詩：史詩《生民》（后稷）《公劉》《緜》（古公亶父）《皇矣》（太王、王季的德業，文王伐崇、密）《大明》（王季娶太妊生文王，文王娶太姒生武王，武王牧野之戰）

2.農業詩：《豳風》的《七月》《周頌》的《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

3.燕饗詩：《鹿鳴》

4.怨刺詩：《大雅》的《民勞》《板》《蕩》《桑柔》《瞻卬》《小雅》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巧言》《巷伯》

5.戰爭徭役詩：《大雅》的《江漢》《常武》《小雅》的《常武》《出車》《六月》《采芑》《采薇》《秦風》的《無衣》《小戎》《唐風》的《鴇羽》《衛風》的《伯兮》

6.婚姻愛情詩：《周南》的《關雎》《桃夭》《邶風》的《靜女》《谷風》《綠衣》《衛風》的《氓》《鄭風》的《子衿》《出其東門》

7.愛國詩：《鄘風》的《載驅》《王風》的《黍離》

二、《詩經》藝術特點

（一）賦比興的運用

1.賦：基礎

2.比：整首以擬物手法表達感情的比體詩，如《鴟鸮》《碩鼠》《鶴鳴》

3.興：有的只在開頭起調節韻律、喚起情緒的作用，興句與下文在內容上聯繫不明顯，如《小雅》的《鴛鴦》《白華》。《詩經》中更多的興句，與下文有著委婉隱約的內在聯繫。

（二）重章疊句、雙聲疊韻、重言（疊字）、詩句押韻的運用

（三）表意、修辭的精準運用，如《芣苢》的“采”、“有”、“掇”、“捋”、“袺”、“襭”

三、《詩經》的影響

《詩經》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我國詩歌沿著《詩經》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行，抒情詩成為我國詩歌的主要形式。

《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道德觀念、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後人創作。如屈原的《離騷》《九章》、漢樂府的“感於哀樂，援事而發”、建安詩人的慷慨之音、陳子昂對於“興寄”的提倡、白居易的新樂府精神。

比興在藝術表現手法上為後人提供學習的典範，用來指詩歌的形象思維，或有所寄託的藝術表現形式。如屈原的“香草美人”。

《詩經》對後世詩歌的體裁結構、語言藝術有深廣的影響。曹操、嵇康、陶淵明的四言詩創作直接繼承《詩經》的四言句式。後世的箴、銘、誦、贊等文體的四言句和辭賦、駢文以四六句為基本句式，亦可追溯到《詩經》。

《左傳》等先秦敘事散文

我國散文最早源頭可追溯到甲骨卜辭。《尚書》《春秋》提供了記言記事的不同體例。《左傳》《國語》《戰國策》開啟敘事文學傳統。

從甲骨卜辭到《春秋》

（一）《尚書》

《尚書》是商周記言史料的彙編，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盤庚》是可靠的殷代作品，是我國記言之祖。《周書》主要是告和誓兩種文體。《洛誥》《無逸》《立政》是告誡成王之言，《大誥》是諸侯的訓令，《多士》《多方》是對殷民的訓誡，《君奭》是周公、召公的對話。《金縢》《顧命》以記事為主。

（二）《春秋》

《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諸侯國歷史的通稱，後特指經過孔子修訂的魯國的編年史，記載了從魯陰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公元前722-公元前481年）年的歷史，貫穿隱、桓、庄、 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春秋》記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

二、《左傳》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相傳《左傳》為傳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後人對此頗多疑意。《左傳》敘事特點：

①在敘事中或敘事結束後直接引入議論，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對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倫理評價。

②主要按照時間順序交代事情發生、發展和結果，也運用倒敘、預敘、插敘、補敘。倒敘是在敘事過程中回顧事件的起因，或交代與事件有關的背景等。插敘、補敘常用“初”引起。

③完整地敘述事件的過程和結果。

④道德化和神秘化（占卜、星象、夢境等神秘暗示）。戲劇化情節，如介之推母子間對話當是作者根據傳聞和揣想虛擬而成，可以看作後世小說家虛擬對話的萌芽。

⑥人物散見於事情發生的各個年代，只有把一個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情聯繫起來，才能得到一個完整的人物形象。人物眾多，形象鮮明。

⑦行動、對話是表現人物的主要手段，少外貌心理等靜態描寫。

⑧大事件中多瑣事細節的描寫。

⑨記言文字主要是“文典而美”、“語博而奧”（劉知幾《史通》）的行人應答和大夫辭令。

⑩敘述語言詞約義豐，“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劉知幾《史通》）。

三、《國語》

《國語》是一部國別史，全書21卷，分別記載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是各國史料的彙編，成書約在戰國初年。《國語》記言為主，記事為輔。《周語》側重論政記言，東西周歷史均有記錄。《魯語》很少記錄重大歷史事件，主要對小故事發表議論。《齊語》記載齊桓公稱霸之事，主要記錄管仲和桓公的論政之語。《晉語》篇幅最長，對晉國歷史記錄較為全面具體，敘事成分較多，側重於記述晉文公事跡。《鄭語》記史伯論天下盛衰的言論。《楚語》主要記靈王、昭王時的歷史事件。《吳語》獨記夫差伐越和吳之滅亡。《越語》僅記勾踐滅吳之事。

四、《戰國策》

《戰國策》凡三十三卷，雜記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諸國軍政大事。時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幷六國，主要記載了謀臣策士游說諸侯或進行謀議論辯時的政治主張和鬭爭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戰國後期縱橫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漢間人所作。最後由西漢劉向編校整理成書，定名爲《戰國策》。與《春秋》《左傳》《國語》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戰國策》表現了縱橫家思想，反映了縱橫家的人生觀。戰國策的敘事特點：

①《戰國策》的文學成就首先表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書對戰國時期社會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鮮明生動的描寫，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寫得栩栩如生。縱橫之士如蘇秦、張儀，勇毅之士如荊軻，高節之士如魯仲連等，都個性鮮明。

②《戰國策》還以波瀾起伏的情節，個性化的言行，傳神的形態和細節來描寫人物。作者不滿足于平鋪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驚人，如《燕策三》記燕太子使荊軻刺秦王。

③《戰國策》在寫人上，一方面繼承了《國語》相對集中編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發展，出現了一個人物的事迹有機集中在一篇的文章，爲以人物爲中心的紀傳體的成立開創了先例。如《齊策四》馮諼客孟嘗君，這類作品顯示了由《左傳》編年體向《史記》紀傳體的過渡。

④戰國時代，君德淺薄，多庸主暴君，游士爲說服君相，說辭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類譬喻，借動物、植物或人們生活中習見的其他事物爲喻，循序漸進地達到辯說的目的。《齊策一》鄒忌諷齊王納諫，從切身體驗的生活趣事，來形象喻示所要闡述的道理，貼切深刻，饒有風趣，很有說服力。

⑤《戰國策》還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聞掌故來增强辯辭的說服力。寓言的巧妙運用，成爲《戰國策》文章的一大特點。

⑥《戰國策》的鋪張揚厲，氣勢充沛，還與行文的誇張鋪陳，大量運用對偶排比有關。如《趙策三》魯仲連義不帝秦，列舉周烈王之斥齊威王，殷紂王之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齊閔王之欲仆妾鄒魯等，肆意誇張鋪陳，極言尊秦之害。

⑦與其游說之辭一樣，《戰國策》的叙述語言，也長于鋪張渲染。如《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寫蘇秦說秦王不行時的狼狽之狀，發迹後路過家鄉時的躊躇滿志。

五、影響

先秦叙事散文的體例、思想、寫作藝術等對後世史傳文學的創作有直接啓發。《史記》體例是在先秦編年史、國別史的基礎上的創新和發展；而《漢紀》《資治通鑒》等，則是《春秋》《左傳》編年體史書的直接繼承。先秦叙事散文記述歷史事件時直書其事、褒貶鮮明的特點，《左傳》《戰國策》高超的寫作藝術，對後世史傳文學的創作，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史記》就吸收了《左傳》《戰國策》的寫作技巧，對其中的一些史實略加改動便加以運用。

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成爲後世散文寫作的楷模。秦漢以後，《左傳》的文章一直爲人們所喜愛，尤其是唐宋以來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傳》，幷把它作爲學習對象。

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藝術，對我國古代小說的産生發展及其獨特的藝術個性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歷史事件中表現出的褒貶分明的傾向性，對我國古代小說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響。《左傳》《國語》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對事件進行的評述，在文言小說如唐宋傳奇、《聊齋志異》等書中被直接借鑒，就是在明清白話小說中，也有明顯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我國古代小說基本的叙事結構。我國古代小說常按時間順序安排結構，串聯情節，特別重視對故事起因、過程、結果的完整描寫，幷以倒叙、插叙、補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預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結局。這些都是《左傳》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傳統。第三，我國古代小說寫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規模。我國古代小說主要通過描寫人物個性化的言行，通過生動的細節描寫來刻畫人物，表現人物性格，而較少長篇的外貌描寫、心理描寫，而這正是《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寫人的共同特點。第四，我國古代小說和戲曲作品對歷史題材的重視，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啓示。這不僅是指諸如《東周列國志》之類以先秦叙事散文爲題材的作品，同時，古代小說大量採用歷史題材，也和我國叙事文學最初成果是産生在歷史著述中不無關係。

《孟子》《莊子》等先秦說理散文

《尚書》中的記言文字，已初具說理文的論說因素。我國古代說理文體制的逐步形成，跟百家爭鳴以及諸子散文的出現和發展相一致。《論語》創立的語錄體，在《墨子》中得到發展，進而形成了《孟子》的對話式論辯文。《莊子》豐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像，成爲先秦說理文的瑰寶。《荀子》《韓非子》中的專題論文，標志著我國古代說理文體制的完全成熟。

一、《論語》《老子》《墨子》

（一）《論語》

語錄體，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纂錄而成，編輯成書在戰國初年。說理言近旨遠、詞約義豐、形象雋永。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我國古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也是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推行禮治德政，其學說的核心是“仁”。他一生汲汲於從政行道，都沒能達到目的，退而從事文獻整理和著述，爲傳播和保存古代文化典籍作出重要貢獻。他所創立的儒學思想形成了我國封建時代文化的核心。

西漢末張禹以《魯論語》爲基礎，綜合《齊論語》和《古文論語》，爲《張侯論》。今本《論語》基本上就是《張侯論》。何晏《論語集解》是現存《論語》的最早注本。朱熹《論語集注》、劉寶楠《論語正義》也很著名。《論語》編輯成書在戰國初年。《論語》每篇標題取自首章首句中的兩個字，各篇之間沒有時間先後順序，每篇內各章之間也沒有共同的主題。

（二）《老子》

以韻文為主，韻散結合，是先秦說理文的另一形態。與《論語》出于孔門弟子纂錄不同，《老子》主要是老子自撰老子其人其書，屢見於先秦典籍。老子生平事跡仍是撲朔迷離，引起後人許多爭論。有幾點應當是比較確定的：老子，楚國人，姓李，名耳，字聃，曾任周守藏史。孔子曾與老子相會，並向老子問禮，老子應與孔子同時，而年歲稍長於孔子。後見周衰，遂去周而行，過函谷關，應關令尹喜之請，著《道德經》五千言。

《老子》上下卷，上卷以講“道”開始，下卷以講“德”開端，故又稱《道德經》。長沙馬王堆漢墓發掘出兩種帛書《老子》寫本，則是以“德經”爲上卷，“道經”爲下卷。王弼《老子注》是千年來流傳最廣的注本。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學思想，探討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學問題，《老子》比《論語》更具抽象思維特質。它的文學性主要源于哲學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詩意的語言。老子哲學的理論基礎是“道”，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尋萬物本源時，幷未忘懷現實人生。

《老子》一書中表現出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識和憤世嫉俗的情感。其文章猶如一組辭意洗煉的哲理詩，採用大量的韻語，排比、對偶句式，行文參差錯落，猶如魚龍曼衍，變化多端，像詩，也像歌謠，常以比喻來表現深刻的哲理。

（三）《墨子》

《墨子》顯示出由語錄體向專論體過渡的迹象。《墨子》中反映墨子的主要思想和代表其說理風格的是《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等10論。墨子名翟，魯國人（或說宋國人），生卒年不可確考。《墨子》是墨家學說總集，不是墨子自著，而是門人弟子撰述。《漢書·藝文志》記載《墨子》71篇，今本衹存53篇。關於這53篇的時代和作者，情況頗爲復雜。《墨子》尚未完全擺脫語錄體的影響，大量的“子墨子曰”，表明這些仍是墨子後學對墨子講學之辭的記錄。衹是這些語錄，段與段之間有密切的聯繫，是在圍繞同一個論題加以論述，因而就再不是語錄的簡單聯綴，而是有內在邏輯的論文，說理文體制在《墨子》中形成了。孫詒讓《墨子閒詁》是今見最好的注本。

二、《孟子》

七篇，主要記載孟子談話，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著作。孟子繼承發展了孔子的學說，主張施仁政，行王道。爲推行其政治理想，先後游說過齊威王、宋王偃、滕文公、梁惠王、齊宣王等。他的仁政學說不合戰國時期急劇變化的時代要求，被認爲是迂闊而不近情理，未能實行。晚年回到鄒，專心於授徒和著述。特點：長於論辯、譬喻、氣勢浩然。東漢趙岐《孟子章句》是最早的注本，朱熹《孟子集注》和焦循《孟子正義》也很有影響。

《孟子》語言明白曉暢、平實淺近，同時又精練準確，和古奧難懂的《尚書》及銅器銘文顯然不同。它繼承發展《論語》《左傳》《國語》等開創的新的書面語言形式，形成了一種精練簡約、深入淺出的語言風格。可以說，後來統治我國兩千多年的標準書面語，在《孟子》已經成熟。

三、《莊子》

先秦說理文，最有文學價值的是《莊子》。《莊子》33篇，分爲內、外、雜三個部分。一般認爲，內篇是莊子所作。外篇、雜篇出于莊子後學。

《莊子》哲學思想源于老子，又發展了老子的思想。“道”是其哲學的基礎和最高範疇，既是關于世界起源和本質的觀念，又是至人的認識境界。莊子人生就是體認“道”的人生。“天地與我幷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齊物論》）精神上沖出渺小的個體，短暫的生命融入宇宙萬物之間，翱翔于“無何有之鄉”（《逍遙游》），穿越時空的局限，進入無古今、無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大宗師》）。莊子的體道人生，實爲一種藝術的人生，與藝術家所達到的精神狀態有相通之處。

《莊子》中自稱其創作方法是“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天下》）。寓言即虛擬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語。重言即借重長者、尊者、名人的言語，爲使自己的道理爲他人接受，托己說于長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無心、自然流露之語言，這種言語層出無窮，散漫流衍地把道理傳播開來，幷能窮年無盡，永遠流傳下去。關於“三言”還有多種解釋，如有人認爲“寓言”是借道家以外的儒墨之言來宣道，“重言”是增益之言，“巵言”是矛盾之言。

《莊子》一書的文學價值，不僅由于寓言數量多，還在于這些寓言表現出超常的想像力，構成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劉熙載《藝概·文概》）《莊子》哲學思想具有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邏輯推理來直接表達，不如通過想像和虛構的形象世界來象徵暗示。從“道”的立場來看待萬物，萬物等齊一體，物與物之間可以互相轉化。莊子認識到了時間的無限、空間的無限、宇宙的無窮，他不僅站在個人的立場看待世界萬物，也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世界萬物。《莊子》的想像虛構，往往超越時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別，變化萬千。

《莊子》詭奇的想像，是爲了表達其哲學思想。“寓真于誕，寓實于玄”（《藝概·文概》），是《莊子》的主要特徵。

《莊子》以豐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像，構成瑰瑋諔詭的藝術境界，具有散文詩般的藝術效果。《莊子》的說理不以邏輯推理爲主，而是表現出形象恢詭的論辯風格。《莊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學觀點的闡述，用比喻、象徵的手法代替邏輯推理的論述。較少直接發表自己的觀點，表明自己的態度，而是讓讀者從奇特荒誕、生動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體味、領悟其中的哲理。而在論辯過程中，往往又表現出作者精闢的思辨能力。莊子站在相對主義的立場上提出的一系列命題，如齊是非、等壽夭、合同異等等，從形式邏輯上來說，都近于詭辯。

四、《荀子》《韓非子》

（一）《荀子》

荀子，名況，字卿荀子名況，又稱荀卿、孫卿。《荀子》現存32篇。《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都記作《孫卿子》。唐楊倞爲之注，始稱《荀子》。從《勸學》以下至《賦》26篇，是荀子自著。《大略》以下至《堯問》當是荀子門人弟子輯錄。王先謙《荀子集解》、梁啟雄《荀子簡釋》是通行的較爲完備的注本。是其學說的集中體現。這32篇絕大多數是說理散文。荀子另有一篇《成相》辭和一篇《賦》，對漢賦的産生有直接影響。

荀子認爲“君子必辯”（《非相》），特別强調論辯的重要性。荀文以其說理的清晰、論辯的透闢、邏輯的周密，在先秦諸子說理文中別具一格。

提出“性”和“僞”兩個概念。人的天性在耳目之欲，聲色之好，因而出現爭奪、殘賊、淫亂等現象，要改變這種現實，必須用禮義進行教化，使人從善，幷明確界定“性”是先天自然本性。“僞”即人爲，即後天通過禮義的學習而形成的道德觀念。性惡論是荀子禮樂法術論的理論基礎，故而不僅此篇論述周密，而且與荀子的整個理論系統相一致。由于性惡，故須教育，教育當以禮義爲本；也由于性惡，故須施行賞罰。于是性惡論和隆禮重法的主張就相輔相成。

《荀子》大量運用許多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物爲譬喻，深入淺出，生動巧妙地把抽象的道理具體化、形象化，使深奧的理論淺顯易懂。如《勸學》篇，幾乎都是引類譬喻重疊構成，幷且譬喻的運用變化多端，或正反爲喻，或幷列爲喻，辭采繽紛。《荀子》還喜歡用大量排比句法，或以韻語描寫、抒情，增强了氣勢，調諧了音節，更富于說服力和感染力。

（二）《韓非子》

韓非師承荀子，繼承了荀子的哲學和政治學說，進一步發展成爲刑名法術之學。他推崇老子，借鑒了老子的哲學思想，捨棄了老子的柔弱無爲，對“道”賦予法術的內涵，主張剛强有爲。他還繼承前期法家的法、術、勢，幷將三者冶爲一爐，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體系。韓非著作收集在《韓非子》中。《漢書·藝文志》載有55篇，今本亦是55篇。大部分都出於韓非自著，但也有少量竄入的篇章。王先慎《韓非子集解》、陳奇猷《韓非子集釋》等注本可參看。

《韓非子》說理散文，最具文學意味的還是數量居先秦散文之首的寓言故事公木說《韓非子》中有寓言340則，位居諸子寓言之首。寓言在《戰國策》《孟子》中衹是偶一用之。在《莊子》中雖連篇累牘，但都爲闡明一個中心思想，寓言仍衹是議論說理文的一部分，而非獨立的文學體裁。韓非才開始有意識地系統收集、整理、創作寓言，分門別類，輯爲各種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內儲說》《外儲說》《說林》《喻老》《十過》，都是寓言專集。《韓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歷史事迹和現實，很少擬人化的動物故事和神話幻想故事，沒有超越現實的虛幻境界和人物。《韓非子》中的動物寓言很少。

五、影響

先秦說理散文是我國散文創作的典範，它以成熟的說理文體制，形象化的說理方式，豐富多彩的創作風格和語言藝術，影響後世的文學創作。

先秦散文確立說理文的體制。早期的語錄體和對話體，雖不是我國說理文體制的主流，但後代不乏類似之作。從揚雄模擬《論語》而作的《法言》，到後代的佛教語錄和理學家語錄，都與《論語》一脉相承，而以問答的形式進行論辯，在後代說理議論文中，也不乏其例。成熟于戰國後期的專論體說理文，更是我國說理文的主要模式。

先秦說理散文中大量的寓言，本是爲說理而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深厚的意蘊和生動形象的藝術特徵，所以能够脫離說理文字而獨立，由一種藝術表現手法，成爲一種文學樣式。其中的優秀之作，對我國古代小說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先秦說理散文中，以對話的方式描寫人物，也爲後世小說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藝術經驗。

先秦說理散文大都分析透徹，議論縱橫，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風格各異，直接影響了後世作家的創作風格。在後代許多文學巨匠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不同風格的先秦說理文的影子。

①《孟子》之文深得唐宋古文家的推崇，他們的創作，亦深受孟子文的影響。“韓文出于《孟子》”，“東坡文亦《孟子》”，“王介甫文取法孟、韓”。（均見劉熙載《藝概·文概》）韓愈、蘇軾等人的文章氣勢磅礴，顯然與孟子文章有密切關係。蘇洵曾自評其文得“孟、韓之溫淳”（蘇洵《上田樞密書》）。

②《莊子》散文獨特的藝術風格，在不同時期的中國文學創作中都有所體現。魏晋南北朝時期游仙詩、玄言詩、山水田園詩都和莊子思想及莊子散文藝術有淵源關係。從曹植的《髑髏賦》、阮籍的《大人先生傳》之類文章中，都可以明顯看出《莊子》的文風。唐代李白超拔的想像，豪放飄逸的詩風，與《莊子》有一脉相承的關係。宋代文學家中，蘇軾最得《莊子》散文的神韻，劉熙載以爲蘇軾詩“出于《莊》者十之八九”。（《藝概·詩概》）東坡的文和賦，也多從《莊子》來。古代小說戲曲創作也深受《莊子》散文藝術風格的啓示。《牡丹亭》《紅樓夢》都可以看到《莊子》散文藝術精神的靈動表現。

③《荀子》《韓非子》在文學史上的影響，較《孟子》《莊子》稍遜。但在賈誼、晁錯、劉禹錫、王安石等人的創作中，也不乏荀文的風格。

④《韓非子》在先秦說理散文發展史上，處于集大成的地位。後代說理散文在體式上大都不能出其範圍。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文章，都是學習韓文的。

屈原与楚辞

楚辭產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在政治思想方面，楚國和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楚國雖然偏居南方，卻擁有“周之典籍”甚至“周大史”。和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楚國貴族的政治理想、歷史觀念和價值取向，如晋楚邲之戰時，楚莊王就認爲用兵的目的不在于炫耀武功，而在于“禁暴”、“安民”，和中原儒家思想如出一轍。

在習俗和審美趣味上，楚國則明顯地表現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點。後人概括楚國的文化爲“信巫鬼，重淫祀”。

屈原生平和作品

屈原除了在郢都任職外，有兩次飄蕩在外的經歷。一次是漢北，這是在屈原遭到楚懷王疏遠之時，自己離開了郢都。另一次是在江南，歷經長江、洞庭湖、沅水、湘水等處，這是屈原遭頃襄王放逐之地。

“楚辭”之名，始見于西漢武帝之時《漢書·朱買臣傳》云：“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這是現在可知最早提及“楚辭”的文獻材料。這時“楚辭”已經成爲一種專門的學問，與“六經”幷列。

西漢末年，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成《楚辭》一書。《漢書·藝文志》記載屈原賦25篇，東漢王逸作《楚辭章句》，認爲屈原所作有《離騷》《九歌》（11篇）、《天問》《九章》（9篇）、《遠游》《卜居》共24篇。至于《漁父》《大招》，王逸“疑不能明”，持兩可的態度；還有《招魂》一篇，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明確說爲屈原所作，卻被王逸歸在宋玉名下。我們基本可以認定，王逸《楚辭章句》目錄中，除去《遠游》《卜居》《漁父》《大招》，屈原的作品共計23篇。

三、《離騷》

《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帶有自傳性質的一首長篇抒情詩。全詩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離騷”二字，古來有數種解釋：

①司馬遷認爲是遭受憂患的意思，他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固在《離騷贊序》裏也說：“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

②王逸解釋爲離別的憂愁，《楚辭章句·離騷經序》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

③另有認爲“離騷”二字當釋爲“牢騷”的。據《漢書·揚雄傳》記載，揚雄曾模仿《離騷》作《反離騷》，又模仿《九章》各篇作《畔牢愁》。“畔”通“叛”，“牢愁”即“牢騷”。所以《畔牢愁》亦即《反離騷》。

④又有以《離騷》和《勞商》“同實而異名”，亦是楚歌曲名。

⑤還有以“離騷”爲排解憂愁之意。

因司馬遷畢竟距屈原的年代未久，且楚辭中多有“離尤”或“離憂”之語，“離”皆不能解釋爲“別”，所以司馬遷的說法最爲可信。《離騷》的寫作年代，一般認爲是在屈原離開郢都往漢北之時。

《離騷》反映了屈原對楚國黑暗腐朽政治的憤慨，和他熱愛宗國願爲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發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一般認爲，《離騷》的主旨是愛國和忠君。

《離騷》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兩類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釋爲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

三、《九歌》《九章》等

（一）《九歌》

《九歌》共11篇，與題目所示“九”不同，歷代學者對此有多種解釋一種觀點認爲“九歌”之“九”是虛數，概言其多。

《東皇太一》爲至尊之天神，《雲中君》祭雲神豐隆，《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大司命》祭主壽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東君》祭太陽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國殤》祭陣亡將士之魂。屬于人鬼關於各篇所祭神格歷來多有爭議，其中又以《湘君》《湘夫人》的神格說法最多。有認爲湘君、湘夫人分別爲舜的兩個妃子（韓愈《黃陵廟碑》），有認爲湘君爲舜，湘夫人爲二妃（司馬貞《史記索隱》），也有認爲與舜妃無關的。其中以第二說較爲合理。從內容上說，《九歌》以描寫愛情爲主，但也表達了對神靈的贊頌和祭者的虔敬之情，還描述了陣亡將士的勇烈悲壯。《九歌》中最多最動人的還是對人神情感的摹寫，除《東皇太一》《國殤》《禮魂》外，其他各篇皆有這一內容。如《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被王世貞推許爲“千古情語之祖”（《藝苑卮言》卷二）。《湘君》和《湘夫人》描寫的都是迎接湘水神的降臨，以及巫與神雙方複雜的情感狀態。“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湘君》），“沅有茝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無論是巫還是神，他們都懷有十分真摯的愛情。《九歌》在描寫人物心理方面十分細膩深入，除了那些一往情深的傾訴外，還叙寫了一些細節，如《湘君》言：“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由愛之深、思之切，而生焦慮疑惑之心，對癡情心態的描述可謂入木三分。此外，詩人善于用景物來襯托人物的心理狀態。《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這一凄清杳茫的秋景，構成了一個優美而惆悵的意境，成功地點染了抒情主人公的心境，被後人稱爲“千古言秋之祖”（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

《九歌》具有明顯的表演性。首先它是歌、樂、舞三者合一的。其次，《九歌》中既有獨唱，又有對唱和合唱。

（二）《九章》

《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組抒情詩歌的總稱，包括《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等9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約是西漢末年劉向編訂屈原作品時所加上的。《九章》的內容與《離騷》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

（三）《天問》

《天問》是楚辭中一首奇特的詩歌。所謂“天問”，就是列舉出歷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現象，對天發問，探討宇宙萬事萬物變化發展的道理。

《天問》以一個“曰”字領起，全詩幾乎都由問句組成，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罕見的。簡短而一問到底的句式，節奏明快而强烈，能有效地宣泄積蓄已久的激情，這是《天問》的特點。全詩基本上以四言句爲主，間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四句爲一組，每組一韻，也有極少數兩句一韻。全詩顯得整齊而不呆板，參差錯落，奇崛生動。

（四）《招魂》

《招魂》是在懷王死後，屈原爲招懷王之魂而作《招魂》到底招誰之魂，古今大致有如下幾種說法：一，屈原自招生魂。二，招懷王生魂。三，招懷王亡魂。四，招將士亡魂。我們認爲以屈原此詩招懷王亡魂最爲貼切。（游国恩版认作自招生魂）

四、楚辭的流變和屈原的地位

（一）流變

屈原之後，出現了一些深受屈原影響的楚辭作家。唐勒、景差無作品流傳下來。山東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有唐勒對楚王問的賦體文一篇已經殘缺，衹有宋玉有作品傳世。

《九辯》是宋玉的代表作，其內容主要是抒發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讒見疏、流離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國黑暗的現實政治。作品委婉曲折地表達了對君王的忠誠和自己的怨苦，表現了對國家興亡的憂慮。

《風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等都是歷代傳誦的名作，無不體物細緻、構思巧妙，極盡鋪陳之能事。宋玉的辭賦是在屈原的直接影響下創作而成的，幷在文辭等形式方面有所發展。它們是由楚辭而至漢大賦的一個過渡階段。

（二）影響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說屈原的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于後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與《詩經》相比，楚辭在藝術上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首先，楚辭創造一種新的詩歌樣式，在詩歌形式、句式、結構上，都較《詩經》更自由且富于變化，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藝術形象，抒發複雜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辭以雜言爲主，突破傳統四言句式。就語言描寫而言，楚辭善于渲染、形容，詞語繁富，很重視外在形式的美感，爲漢代賦體文學的産生創造條件。

其次，楚辭突出地表現浪漫的精神氣質。這種浪漫精神主要表現爲感情的熱烈奔放，對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現，想像的奇幻等。楚辭中另一浪漫特徵表現在它通過幻想、神話等創造了一幅幅雄偉壯麗的圖景。《離騷》想像極爲大膽奇特，使得屈原的自我形象顯得高大。中國古代神話傳世較少，《天問》是我國神話材料保存得較爲集中的。《離騷》《九歌》《招魂》中都有不少神話或神話形象，使得詩歌顯出飄渺迷離、譎怪神奇的美學特徵，對李白、李賀等後世詩人有巨大的影響。

再次，楚辭的象徵手法對後世的文學創作有重大影響。楚辭中典型的象徵性意象可以概括爲香草美人，它是對《詩經》比興手法的繼承和發展，形成了一個源遠流長的香草美人的文學傳統。張衡《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喻君子，曹植《洛神賦》“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李賀詩多寄情于香草美人，如《蘇小小墓》等。蒲松齡一生不遇，作《聊齋志異》渲染花妖，自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聊齋志異·自序》）顯然也是受到了楚辭香草美人傳統的影響。

秦漢文學

緒論

一、秦代

秦國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幷沒有給文學的發展帶來生機。相反，由于秦王朝實行極端的文化專制政策，文學創作空前冷落。秦代唯一有作品流傳下來的文人是李斯，他的《諫逐客書》鋪陳排比，縱橫議論，邏輯性强，富有文采。記載秦始皇巡游封禪的刻石銘文也多出自李斯之手。

二、漢代

（一）作家群體的生成

漢代的官學和私學都以講授儒家經典——五經爲主，有《詩經》這部文學作品。師生在誦讀五經的過程中，自然受到文學方面的熏陶。漢代士人的閱讀範圍幷不限于五經，尤其是解讀辭賦的社會風尚。西漢時期，解讀楚辭是一種專門學問。

漢代採用推薦和考試相結合的辦法錄用人才。

漢初諸侯王吳王劉濞、梁孝王劉武、淮南王劉安以招致文士聞名。

西漢武、宣、元、成諸帝都是文學愛好者，其中武帝還有詩賦傳世。他們出于本身的興趣，大量招攬文士。因擅長文章辭賦而被錄用的著名作家，武帝朝有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揚雄等。

東漢政權長期被外戚把持，外戚大量招納賓客，東漢許多著名作家都當過他們的幕僚。

兩漢某些文化機構的設立，爲穩定已經生成的作家羣體發揮積極作用。樂府是西漢長期設置的機關，它的職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謠樂曲，同時也組織文人創作詩歌，司馬相如等幾十名作家曾經爲樂府寫過詩賦。後漢的洛陽東觀也是文人薈萃之處，許多著名作家曾在那裏供職。東觀是文人嚮往的地方，東觀任職人員的主要工作是校仇經書，衆多作家彙集在一起少不了詩文唱和之類的活動。鴻都門學是靈帝光和元年在洛陽設立的皇家學校，專門學習辭賦書畫。這種專門培養文學和藝術人才的學校，在歷史上是首創，是漢代作家羣體生成期的一件大事。

漢代時斷時續的游宦風氣。

（二）漢代文學基本態勢

漢代文學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漢朝經濟的繁榮、國力的强盛、疆域的擴展，使作家充滿勝利的喜悅和豪邁的情懷。反映在文學上，就是古往今來、天上人間的萬事萬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觀照之下，加以藝術的再現。司馬相如：“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西京雜記》卷二）司馬遷稱，他撰寫《史記》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

漢王朝處于歷史的上昇期，其中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太平盛世。漢代文人生活在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普遍具有朝氣蓬勃的進取精神，懷著强烈的建功立業的願望。

古代士人的宦達是和君主的權力聯繫在一起的，漢代文學在表現士人的進取精神時，把聖主賢臣的結合作爲理想。西漢昌盛時期，失意文人感嘆生不逢時，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均以“遇”、“不遇”爲主題。西漢後期開始，文人的慨嘆更多集中在命運方面，由外在情勢、機遇，轉到對自身命運的關注。東漢衰落期，文人們則由功名未立而嗟嘆生命的短促，《古詩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屬于這種類型。

西漢朝廷是在秦朝滅亡之後，經歷短暫的楚漢相爭而建立起來的。批判秦朝的暴政，總結秦朝迅速滅亡的教訓，對歷史進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漢初文學的重要內容。賈誼的政論、司馬相如的《哀二世賦》、司馬遷的《史記》，都貫穿著對歷史的批判精神。從武帝開始，思想界由對歷史的批判轉入本朝理論體系的構築，文學也由對歷史的批判轉入對現實的關注，歌功頌德成爲西漢盛世文學的主要使命，大賦應運而生。從東漢開始，文學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動。從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論，到酈炎、趙壹、蔡邕、禰衡等人的詩賦，批判精神日益强烈。批判的對象包括神學目的論、讖諱宿命論、鬼神迷信、社會的黑暗腐朽，以及傳統的價值觀、人生觀。漢代文學以歷史的批判發軔，經由昌盛期的歌功頌德，最後又以現實的批判而告終，完成了一次循環。不過，和前期的歷史批判相比，後期對現實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廣度和力度。

和漢代文學所走過的批判——贊頌——批判的發展道路相一致，漢代文人的地位也經歷了一個從獨立到依附、再到獨立的演變過程。漢初的枚乘、莊忌、鄒陽等人游食諸侯間，爲大國上賓，他們來去自由，具有獨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縱橫家的品性。從武帝開始，朝廷對文人以倡畜之，王褒、揚雄、劉向父子、班彪父子都是如此。從西漢末年起，文人向慕人格獨立的精神，揚雄、班固、張衡等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從事創作。

漢代文學和先秦時期的楚地文學有很深的淵源關係，所以，漢代文學從一開始就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西漢時期的文人一方面對現實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遊，以分享那裏的歡樂，許多作品出現了人神同游、人神同樂的畫面，人間生活因和神靈世界溝通而顯得富有生氣。進入東漢以後，文學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漸減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

漢代文學的民間創作和文人創作都呈現興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進，有力地推動了漢代文學的發展。

（三）漢代文學與經學的雙向互動

兩漢是經學昌明的時代，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經學博士相繼設立，經學大師層出不窮，宗經成爲有漢一代的社會風氣。漢代文學和經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們的交流是相互的。

西漢的學校教育是在武帝時期經公孫弘倡導後蓬勃發展起來的，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學，郡國置五經率史。

漢代文學以鋪張揚厲著稱。漢代文學對現實的一切都懷著極大興趣去描繪、表現，而且漫無節制地鋪陳擴展。進行羅列時不忌堆砌，描寫叙述過程中靡麗誇飾，許多作品因此顯得笨拙呆板。和漢代文學鋪張揚厲風氣相映成趣的是漢代經學的繁瑣解讀習尚。

漢代文學作品經常出現神仙世界的畫面，人和神靈可以自由往來，許多作品都流露出長生不死的幻想。漢代文學具有浪漫性，漢代經學也帶有很大的虛幻性。漢代經學以陰陽災異解說時事政治，後來又一度興起讖緯之學。

漢代文學的摹擬風氣和經學注重師法家法的習氣互爲表裏，本質是相同的。

從總體上看，漢代文學經歷一個由繁到簡的發展過程。抒情小賦取代漢大賦。正統的史傳文學作品也出現由繁到簡的趨勢——《漢書》和《史記》相比，班固删去司馬遷許多精彩細緻的叙述和描寫，篇幅大爲減少。漢代經學的演變和文學類似，從東漢初期起，經學界悄然興起删繁就簡之風東漢經學出現由繁入簡趨勢。

文學從經學的基點上立論，以經論屈騷，以經論漢賦。漢代文學思潮還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側面，這就是司馬遷繼承屈原的“發憤以抒情”而提出的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

（四）漢代文學樣式的嬗革及分期

賦是漢代文學最有代表性的樣式，它介于詩歌和散文之間，韻散兼行，是詩的散文化、散文的詩化。它借鑒楚辭、戰國縱橫之文主客問答的形式、鋪張恣肆的文風，又吸取先秦史傳文學的叙事手法，將詩歌融入其中。從詩歌形式來看，既有傳統的四言，又有新興的五言和七言。漢賦的文體來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種綜合型的文學樣式。枚乘的《七發》標志著新體賦的正式形成，司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體賦的最高成就。西漢後期新體賦的主要作家是揚雄。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是東漢新體賦的兩篇力作。張衡的《歸田賦》突破舊的傳統，開創抒情小賦的先河。

楚辭體作品的創作在漢代沒有新的發展，許多作品有意摹擬屈原的《離騷》《九章》。西漢劉向曾編集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漢人摹擬之作，署名《楚辭》。其中被收錄作品的漢代作家有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東漢王逸作《楚辭章句》，又附加了自己的《九思》。新體賦主要用于正面的贊頌諷諭，而楚辭類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發的多是抑鬱之情，格調和《離騷》相近。在發展過程中，楚辭類作品逐漸與新體賦合流，總稱爲辭賦，楚辭類作品稱爲騷體賦，有時也以賦命名，賈誼的《吊屈原賦》即是其例。

兩漢叙事散文在文體上有較大發展。司馬遷的《史記》以人物爲中心來反映歷史，創立紀傳體史書的新樣式，開闢了傳記文學的新紀元。《漢書》繼承《史記》的體例，幷且使之更加完善。《吳越春秋》進一步强化史傳作品的文學性，是歷史演義小說的濫觴。東漢時期大量出現的碑文，是品核人物風氣推動下走向成熟的新文體。馬第伯的《封禪儀記》，可視爲現存最早的較爲完整的游記。漢代政論文承先秦諸子散文的餘緒，在形式上沒有大的突破。以主客問答形式構制的設辭類作品，在風格上和賦相近，後人往往把它歸入賦類。

漢代産生了新的詩歌樣式——五言詩。這種詩體西漢時期多見于歌謠和樂府詩，文人五言詩在東漢開始大量出現，班固、張衡、秦嘉、蔡邕等人對五言詩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都有這類作品流傳下來。東漢的五言詩已經成熟，叙事詩有長篇巨制《孔雀東南飛》，《古詩十九首》則是五言抒情詩的典範，樂府詩也有許多五言名篇。漢代辭賦中往往有七言詩句或七言段落，有些已可視爲首尾完整的七言詩以七言詩融入漢賦，主要有班固的《竹扇賦》、張衡的《思玄賦》、馬融的《長笛賦》、王延壽的《夢賦》。

漢代文學四個時期：

①自高祖至景帝，是漢代文學的初創期。多種文體基本上沿襲戰國文學，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現《七發》那樣爲漢賦體制奠定基礎的作品。漢初政論受戰國說辭和辭賦的影響，大多氣勢磅礴、感情激切。楚聲詩歌廣爲傳播，用于宮廷祭祀，成爲廟堂之曲。這個時期代表作家是賈誼、枚乘，辭賦和政論有較高成就。

②從武帝至宣帝，是兩漢文學的全盛期。代表漢代文學最高成就的新體賦在此期間成熟，出現了以司馬相如爲首的一大批辭賦作家。史傳文學也發展到高峰，《史記》由司馬遷撰寫完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定于一尊。政論散文由越世高談轉爲本經立義，向深廣宏富、醇厚典重發展。樂府使大量民歌被採集、記錄下來，宮廷文人也競相創作樂府詩。

③從元帝到東漢和帝，是兩漢文學的中興期。辭賦創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繼涌現出揚雄、班固等著名的辭賦作家。班固的《漢書》問世。由于經學日益深入人心，文壇的模擬風氣日趨嚴重。王充的《論衡》以其“疾虛妄”的批判精神，和當時陳陳相因的不良傾向形成鮮明的對照。

④從安帝到靈帝是漢王朝由盛轉衰的時期，也是漢代文學的轉變期。張衡集中體現漢代文學的歷史轉變，從他開始，抒情短賦陸續出現，京都大賦發展到頂點。趙壹、蔡邕、禰衡等人的辭賦更貼近現實，批判精神强。五言古詩進入成熟階段，《古詩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

秦及西漢散文

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是秦相呂不韋招集門客輯合百家九流之說編寫而成的，是一部産生于戰國晚期的理論著作，出于衆人之手，風格不完全統一。《漢書·藝文志》把它列爲“雜家”。《呂氏春秋》有嚴密的體系：全書分十二紀，每紀5篇；八覽，每覽8篇；六論，每論6篇。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

《呂氏春秋》在文學上的另一個突出成就是創作了豐富多彩的寓言。全書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則。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故事而來，還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創造。

二、李斯

秦代唯一可以稱爲作家的人物是李斯。李斯，戰國末楚上蔡（今屬河南）人，從荀卿學，入秦爲秦相呂不韋舍人。因說秦王並六國，拜爲客卿。秦始皇統一六國，斯爲丞相。定郡縣制，下焚書令，變籀文爲小篆。始皇死，與趙高定謀，矯詔殺公子扶蘇，立少子胡亥爲帝。後趙高欲專朝政，誣斯謀反，腰斬長安市。他的主要作品是作于秦始皇十年的《諫逐客書》。

三、陸賈、賈誼、晁錯

（一）陸賈

著《新語》12篇，大旨爲崇王道，黜霸術。

（二）賈誼

《漢書·藝文志》記載賈誼散文共58篇，收錄于《新書》。其作品大體可分爲三類，一類是專題政論文，如《過秦論》；一類是就具體問題所寫的疏牘文，如《陳政事疏》；還有一些是雜論。賈誼是漢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政論散文，全面地闡述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遠矚的治國方略，體現漢初知識分子在大一統封建帝國創始時期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標志著中國散文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代表漢初政論散文的最高成就。

1.《過秦論》

《過秦論》是賈誼政論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這是一組見解深刻而又極富藝術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講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漸强大的原因。接著筆鋒陡轉，運用對比，寫秦始皇自以爲可爲子孫“萬世之業”的帝國，轉眼之間被“瓮牖繩樞之子”的陳涉輕易滅亡，總結出秦亡的教訓：“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中篇重點分析秦在統一中國之後政策上的失誤：在天下百姓歸順于秦、嚮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時，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撫百姓，反而繼續推行暴政，把人民逼反。接著得出“牧民之道，務在安之”的結論。下篇進一步指陳秦人在危難當頭不能挽狂瀾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嬰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秦王的暴政導致君臣離德與士民不附，使子嬰處于“孤立無親，危弱無輔”的境地。從而說明：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于自身。三篇文章，環環相扣地把秦朝亡國的原因層層剖析下去，思維嚴謹，說理透闢，見解不凡。文章取名“過秦”，實則是借此來警告漢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轍。

2.疏牘文

賈誼另一類有特色的散文是疏牘文，其中的代表作是《論積貯疏》和《陳政事疏》。《論積貯疏》的主旨是建議漢文帝重視農業生産。

（三）晁錯

晁錯治申商刑名之學。景帝時主張削減諸侯王權力。吳楚七國以誅晁錯爲名發動叛亂，景帝害怕，將他斬於東市。他曾在漢文帝舉賢良文學的對策中名列第一。《論貴粟疏》上承賈誼《論積貯疏》而發，進一步提出務農貴粟的主張。文章從古代聖王治國之法、當今農民生活狀況、民貧商富的潜在危害等幾個方面進行分析，立論深刻，邏輯嚴密，說服力强。

四、《淮南子》及其他散文

（一）《淮南子》

此書是漢代皇室貴族淮南王劉安招致門客編成。劉安，漢文帝弟，淮南厲王劉長的長子。好文學，曾奉漢武帝命作《離騷傳》。又招致賓客方術之士，集體編寫《淮南子》21篇，是西漢一部大著述。原稱《淮南鴻烈》，“鴻”是廣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認爲此書包含廣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諸子百家之上，爲漢代治國法典，實際是以道家思想爲主而雜以孔、墨、申、韓之說，是漢初黃老思想的繼續。

（二）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漢大儒，少治《春秋公羊傳》，景帝時爲博士，著有《春秋繁露》等書。其影響最大者，爲《漢書》本傳中所載《賢良對策》三篇。元光元年五月，漢武帝下詔求賢良文學言治國大要，董仲舒連上三篇對策，從政治上提出革除秦弊、德刑幷用、重視德治的“更化”主張，從思想上提出推尊儒術、抑黜百家的學說和春秋大一統的理論，爲中國古代著名的政論文章。董仲舒的其他文章則缺乏文學性，《春秋繁露》一書的大多數篇章都比較艱澀枯燥。

（三）劉向

劉向是西漢後期一個重要的經學家、目錄學家，也是一個很有成就的散文家。校閱經傳諸子詩賦等書籍，寫成《七略別錄》一書，爲我國最早的分類目錄學著作。另著《尚書洪範五行傳論》《五經通義》《五經要義》，編次《世說》《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有賦頌、奏疏等數十篇。《說苑》《新序》等書，雜舉前代羣書軼聞瑣事編錄而成，寓以勸戒說教之意。其中許多篇目富有小說的意味，篇幅雖小，但叙事生動，上承《韓非子》的《內、外儲說》《說林》之體，下開六朝《世說新語》類小說之先河。政論散文中，《極諫用外戚封事》歷數前代帝王任用外戚之弊，勸漢成帝不要讓王氏擅權，顯示出他對劉氏政權旁移的深深關切。《諫營昌陵疏》以歷朝賢君尚儉興邦、昏君奢侈亡國的生動史事，力勸漢成帝去奢節葬，意蘊深刻，態度誠懇，說理透闢，是一篇極富教益的好文章。

劉向在中國古代典籍的整理編輯方面曾作出過突出貢獻。他每校畢一書，都編目記錄，爲許多書寫書錄，有些就是很好的文學散文。如《戰國策書錄》，不但詳細介紹該書的編校過程、書名由來，而且描述春秋戰國之際的政治變化，縱橫策士游說諸侯局面的形成，以及當時錯綜複雜的歷史。《管子書錄》重點講述管子的人格志向和事業成就。《孫卿書錄》則重點介紹孫卿游學各地的經過，高度贊譽其學問成就的同時又慨嘆諸侯不能用其人，言詞痛切，感情深沉。

司馬相如與西漢辭賦

一、從賈誼賦到枚乘《七發》

（一）賈誼賦

《吊屈原賦》是漢初文壇的重要作品，是以騷體寫成的抒懷之作。在這篇作品中，作者表現出對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鵩鳥賦》主客問答的形式，在《離騷》中已經採用。

（二）枚乘 《七發》

對漢代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推進作用的是諸侯王爲中心的文學羣體的出現。給予漢初文學發展以巨大推動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劉武。《西京雜記》卷四記載：“梁孝王游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爲賦。”枚乘“爲吳王濞郎中。吳王當初怨恨朝廷，策劃謀反，乘奏書直諫。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其後，吳王與六國謀反，舉兵西向。乘復說吳王，吳王不用其策，卒見擒滅。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傪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征乘，道死。”

枚乘是梁園文學羣體的杰出代表。《七發》是其代表作，漢代散體大賦的奠基之作。全文假設楚太子生病，吳客探問，陳說七事（即音樂，飲食，車馬，宮苑，巡遊，畋獵，觀濤等）以啟發太子，故稱“七發”。《七發》辭藻繁富，多用比喻和疊字，以叙事寫物爲主，是一篇完整的新體賦，標志著漢賦體制的正式確立。自此以後以七段成篇的賦成爲一種專門文體，號稱“七體”，各朝作家時有摹擬。（新体赋：内容上对帝王歌功颂德，劝百讽一；铺张，句法排比整齐）

二、司馬相如等賦家

（一）東方朔

（二）枚皋

（三）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青少年時期，好讀書，又學擊劍。他初入仕途時，以資爲郎，在景帝周圍任武騎常侍，時隨從天子狩獵。這遠不符合相如的志向，意頗不自得。梁孝王來朝這一偶然事件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和事業的發展。梁王入朝時，隨從游說的文人學子甚衆，枚乘等著名賦家亦在其間。相如見後非常羡慕，遂以有病爲由，客游梁，成爲梁園文學羣體中的一員。這裏的文化氛圍有利于他在文學創作方面迅速成長，數年後，相如作《子虛賦》，顯示出超羣的才華。

在司馬相如的作品中，《長門賦》是受到歷代文學稱贊的成功之作。

《子虛賦》《上林賦》是司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漢賦中具有開拓意義和典範作用的成果。這兩篇作品不作于一時。《子虛賦》作于相如爲梁孝王賓客時，《上林賦》作于武帝召見之際，前後相去十年。兩賦內容連屬，構思一貫，結體謹嚴，實爲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作品虛構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幷通過他們講述齊、楚和天子畋獵的狀況，他們對此事的態度，結成作品的基本骨架。《子虛賦》寫楚臣子虛使于齊，齊王盛待子虛，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獵。畋罷，子虛訪問烏有先生，遇亡是公在座。子虛講述齊王畋獵之盛，而自己則在齊王面前誇耀楚王游獵雲夢的盛況。在子虛看來，齊王對他的盛情接待中流露出大國君主的自豪、自炫，這無異于表明其他諸侯國都不如自己。他作爲楚國使臣，感到這是對自己國家和君主的輕慢。使臣的首要任務是不辰君命，于是，他以維護國家和君主尊嚴的態度講述了楚國的遼闊和雲夢游獵的盛大規模。賦的後半部分是烏有先生對子虛的批評。他指出，子虛“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這種作法是錯誤的。在他看來，地域的遼遠、物産的繁富和對于物質享樂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養無法相比，是不值得稱道的。從他對子虛的批評中可以看出，他把使臣的責任定位在傳播自己國家的强盛和君主的道德、聲譽上。而子虛在齊王面前的所作所爲，恰恰是諸侯之間的比强鬥富，是已經過時的思想觀念所支配。因此他說，“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作品通過烏有先生對子虛的批評，表現出作者對諸侯及其使臣競相侈靡、不崇德義的思想、行爲的否定。“彰君惡”諸語表現出較鮮明的諷喻意圖。

《上林賦》緊承上篇烏有先生的言論展開，寫出亡是公對子虛、烏有乃至齊、楚諸侯的批評，幷通過渲染上林苑游獵之盛及天子對奢侈生活的反省，藝術地展現了漢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對游獵活動的態度、對人民的關心。在《上林賦》中，亡是公以“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一語起勢，將全篇的意蘊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在作者看來，子虛自炫物資繁富、奢侈逾度的思想最爲淺陋；烏有先生重精神、尚道義，從較高的基點上對它進行了否定。然而，烏有先生談話的思想基點，乃是諸侯國中較有識見的賢臣思想，它與大一統的盛世强國的精神，尚有明顯的高下之別。

《子虛賦》《上林賦》對楚國雲夢和天子上林苑的遼闊，兩處物産的豐富，特別是對天子畋獵的聲勢，作了極其誇張的描繪，使之超出事物的現實可能性。這樣極度誇張的描寫賦予作品以强烈的藝術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尋常的巨麗之美。

三、西漢其他賦家的作品

王褒《洞簫賦》是西漢文壇具有“辯麗可喜”、“虞說耳目”特點的代表作，它以善于描摹物態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作品以洞簫演奏時音調的美妙和藝術感染力爲中心，幷從幾個不同的方面展開描寫，力求展現這動人的藝術得以形成的原因。作品從洞簫的前身即竹管的生長環境寫起，生動地描寫了江南山川對竹的孕育，天精地氣的滋養；竹的周圍，孤雌寡鶴，秋蜩玄猿，嘻娛悲吟，它們的感情熔鑄了竹的特殊氣質，構成了洞簫先天的感情基因。另一方面則是洞簫演奏者的音樂天分。演奏洞簫的是盲樂師，他們因才能、感情無從發舒，便專注于這一樂器，專注于音樂。這也構成了洞簫音樂藝術臻于極境的重要條件。

揚雄創作的賦，以《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四篇最著名，具有較强的針對性。

與揚雄同時而以賦見稱于文壇者還有劉向、劉歆父子。劉歆典校羣書成績甚著，亦是當時杰出學者。其文學作品以《遂初賦》爲代表。

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爲達到這個目的，他在綜合前代史書各種體制的基礎上，創立紀傳體的通史。全書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成。雖然這五種體例各有區別，但它們卻是相互配合，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十二本紀是綱領，統攝上自黃帝、下至西漢武帝時代3000年的興衰沿革。十表、八書作爲十二本紀的補充，形成縱橫交錯的叙事網絡。三十世家圍繞十二本紀而展開，用司馬遷自己的話來說，世家與本紀的關係，猶如“二十八宿環北拱，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太史公自序》）。如果說本紀是北斗，那麽，世家就是環繞北斗的二十八宿；如果說本紀是車轂，那麽，世家就是彙集于車轂的輻條。至于七十列傳，則是歷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羣星。《史記》由五種體例相互補充而形成的結構框架，溝連天人，貫通古今，在設計上頗具匠心，同時也使它的叙事範圍廣泛，展示了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畫圖。十二本紀按帝王世代順序記叙各朝興衰終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國間大事，八書是有關經濟、文化、天文、曆法等方面的專門論述，世家主要是貴族之家的歷史，列傳是不同階層、不同類型的人物傳記。《史記》這部紀傳體通史著作，在體例上衝破了以往歷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內容納入其中，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總體風貌。

互見法

（1）互見法是司馬遷首創的與紀傳體相適應的編纂歷史的方法。它是把一個人的生平事蹟，事情的來龍去脈寫在各篇章中，互相參見，既使《史記》的敘事首尾完整，減少重複，又有助於維護人物形象的完整性，突出作者對人物思想感情的傾向性。

（2）互見法在《史記》中有兩種表現形式，其一是直接明示，其二是不明示。如要瞭解項羽其人，只通過《項羽本紀》是不夠的，還必須閱讀《高祖本紀》等，才能完整地理解。

怎樣理解《史記》強烈的抒情性

（1）從創作動機來看：司馬遷的創作動機之一發憤著書。想探究天道於人世之間的關係,貫通古往今來變化的脈絡,成為有獨立見解的一家之言.它所以能強烈地震動後世讀者的心弦,首先是因為它集中體現了司馬遷雖遭奇恥大辱,猶砥礪志節,發憤著書的偉大精神.

（2）行文特點來看：具有強烈的抒情色彩。司馬遷寫的雖然是歷史人物，但溶入了他深摯的愛憎感情的。他的文章從始至終都帶有一種強烈的主觀色彩，這是《史記》文章充滿激情的最重要的原因。《史記》是一部充滿血淚的悲憤詩。

a《史記》中有的作品通篇像一首抒情詩，如《伯夷列傳》就是這類篇章的代表。

b《史記》往往在一篇之中有一個或幾個抒情段落，有些段落中，作者還特意引入一些歌謠諺語，特別是那種讓作品人物“自己”的即景作歌，突出地增強了文章的抒情性。如《刺客列傳》中描寫燕太子丹為荊軻在易水送別的情景中，最悲壯的一句就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突出顯示了荊軻置生死於度外的悲壯行為。

c《史記》的文章常常夾敘夾議，這些議論往往帶有強烈的抒情色彩。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寫到廉頗失勢時，作者借廉頗與賓客的對話抒發了他對世太炎涼、人情淡薄的感慨。

d《史記》語言的總體風格是樸拙、渾厚、氣勢沉雄，在記述那些悲劇英雄人物篇章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增添了文章的抒情色彩。如《項羽本紀》等充分體現了這種特色。

史記的文學成就

所謂“無韻之離騷”，就是稱讚《史記》的文學成就。

（1）《史記》的文學成就只要在於它比前此的《左傳》《戰國策》諸書更注重於人物描寫，寫出了一系列人物傳記。以歷史和現實的人物活動為中心，展開歷史的縱橫面，因而《史記》既是記載重大事件的宏觀的歷史，也是表現人物的生平際遇、思想品質、性格情感以及行為方式的微觀的歷史。個別人物的精神世界、實踐行為與其所生活的社會環境，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包含共性又富含個性。《史記·吳子胥列傳》即以人物為中心，圍繞伍子胥，集中有關題材，系統完整地描敘了伍子胥的一生。

（2）《史記》於個別人物的紀傳而外，又首創了合傳與類傳。這類紀傳集中展現了某一階級、某一階層、某一行業，或思想性格、行為方式、身世際遇相似的人物群像。例如》魏其武安侯列傳》。

（3）司馬遷成功的運用了“互見法”，把歷史事件或人物活動分散在數篇之中，令其參差互見，詳略不同，彼此補充。互見法的運用，既使《史記》敘事首尾完整，減少重複，又有助於維護人物形象的完整性，突出作者對人物思想感情的傾向性。使《史記》避免流為見事不見人的概念化的史書，而成為由個性豐滿的人物群像與生動活潑的歷史事件融匯而成為史學而兼文學的名著。例如“鴻門宴”一事的記載。

（4）《史記》又善於構造與富於戲劇衝突的情節，以表現人物之間的矛盾衝突，使人物傳記更為生動，此以“鴻門宴”最為典型。將眾多的人物置於緊張衝突中，使矛盾中的人物栩栩如生。

（5）《史記》的語言藝術也有突出的成就。語言精湛，風格鮮明。描繪人物的語言，準確、生動、形象地傳寫人物的個性特徵以及心理狀態和境遇神情。說理抒情，淋漓盡致，吸收民間語言，俚而不俗。用詞造語，崇尚自然。以上這些，足以使《史記》成為一部“無韻之離騷”。

東漢辭賦

漢代賦體文學發展分為幾個階段

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西漢初期是騷體賦的時代。漢初上層社會崇尚楚文化，影響到文人，便產生了祖述屈原《楚辭》的騷體賦，騷體賦幾乎成了漢代文人最主要的文學抒情形式。代表作家有賈誼等人，例如賈誼的《吊屈原賦》，為賦吊屈原，實是抒發自己的不平之氣。

（2）西漢武帝至東漢中葉，是散體賦勃興、發展而逐漸衰落的時代。散體賦是一種含有詩、騷、散文等因素的綜合性文體。散體賦的初具規模之作是宋玉的《高唐賦》，奠基之作是枚乘的《七發》，代表作家有司馬相如、揚雄等，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

（3）東漢中後期，賦家詩人化與賦的詩藝化、詩境化的結果，使賦的表現功能向詩歌靠近，這才完成了漢賦走向小品化、抒情化的轉化。代表作家是張衡、蔡邕等人。張衡的《二京賦》是漢代散體大賦的絕響，《歸天賦》是漢代抒情小賦的開風之作。

《漢書》與西漢散文

一、《漢書》

班固編撰的《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

《史記》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漢相爭和西漢初期的人物傳記，《漢書》的精華則在于對西漢盛世各類人物的生動記叙。

除《世家》外，《史記》的人物傳記基本都是以寫單個人爲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興衰史。在漢初的功臣傳記中，衹有《絳侯周勃世家》寫了周勃、周亞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傳記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漢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們不是一代爲官，而是幾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漢書》記叙了許多世襲官僚家族的歷史，如《霍光金日磾傳》、《張湯傳》、《杜周傳》、《韋賢傳》、《蕭望之傳》、《馮奉世傳》、《翟方進傳》等，傳主都不是單獨一個人，而是記叙幾代人的事迹。通過描述這些家族的興衰史，對西漢社會的變遷作了多方面的展示。《史記》對酷吏的揭露極爲深刻，張湯、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們身上充分體現了西漢社會刑法的嚴酷，吏士的殘暴。班固也批判酷吏，《漢書》亦設《酷吏列傳》。可是，《漢書》的《張湯傳》、《杜周傳》在揭露張湯、杜周文法刻深，寡恩少義的同時，對他們的子孫張賀、張安世、張延壽、張千秋，杜延年、杜緩、杜欽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稱揚，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們對張湯、杜周這兩位酷吏的反感，使他們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實際。

《史記》具有濃郁的悲劇色彩，有大量悲劇人物的傳記。《漢書》中悲劇人物的數量不如《史記》那樣衆多。

和《史記》疏蕩往復的筆法不同，《漢書》重視規矩繩墨，行文謹嚴有法《漢書》的謹嚴細密，古人多有論述，擇其要者如下：劉知几《史通》卷一：“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史通通釋》）首先，《漢書》筆法精密，在平鋪直叙過程中寓含褒貶、預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準確。其次，《漢書》不但對于事情的來龍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對于那些帶有起始性質的事件，都要特別加以强調，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再次，《漢書》的謹嚴有法，還在于它對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規定，幷且在全書一以貫之。《漢書》和《史記》一樣，也寫了許多人物的軼聞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瑣事。對于這類事情，司馬遷或把它放在傳記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間，也有的放在末尾，沒有固定的位置。《漢書》則不同，凡屬傳聞類的生活小故事幾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

二、《吳越春秋》

其書今存十卷，主要叙述吳越爭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吳爲主，後五卷以越爲主。

《吳越春秋》在體例上兼有編年體和紀傳體史書的特點，是歷史演義小說的雛形。全書所叙重要事件都明確標示年代，但實際幷不準確，多有訛誤。

《吳越春秋》的故事情節曲折多變，引人入勝。書中許多故事在正史中有記載，但作者把它們寫入本書時不是原封不動地襲用，而是依據傳說或發揮想像，增加了許多生動的細節。

《吳越春秋》的許多故事荒幻離奇，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

《吳越春秋》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畫，書中的幾位主要人物如伍子胥、范蠡、勾踐等人都寫得很成功，個性非常突出，尤以伍子胥的形象最爲豐滿。

三、《論衡》

《論衡》全書85篇，現存84篇，缺《招致》篇。

兩漢樂府詩

樂府

（1）“樂府”的原義，是指國家設立的詩、樂、舞三者相結合的音樂機構（音乐机关，音乐+官府）至六朝，人們對此機構製作、採集扥可以和樂而歌的詩也稱為樂府，樂府便由機構名稱變為一種帶音樂性的詩體名稱。（音乐性诗体）唐，抛开音乐，更注重社会内容，乐府成为某种批判现实的诗；宋元以后，也有称词曲为乐府，但又离开了唐人所揭示的乐府的精神实质，单从乐出发）

（2）主要作品有《陌上桑》《長歌行》《上邪》《十五從軍征》《孔雀東南飛》等，《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都是漢樂府民歌，後者是我國古代最長的敘事詩，與《木蘭詩》合稱“樂府雙璧”。

東漢文人詩

古詩十九首

（1）东汉末年 《古詩十九首》，組詩名，最早見於《文選》，非一人一時一地所作，為南朝梁蕭統從傳世無名氏《古詩》中選錄十九首編入。

钟嵘“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刘勰“五言之桂冠”

（2）內容上：羈旅行役，相思懷人之苦，是其一大主題。反映了遊子思婦的現實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巨大痛苦。同時，也描寫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現出追求富貴和及時行樂的思想。如《涉江采芙蓉》。它在揭露現實社會黑暗的同時，也隱含了詩人對失去的道德原則的追戀。

（3）藝術特色：其具有天然渾成的藝術風格。融情於景，寓景於情，是其一大抒情特色。語言淺近自然，意蘊豐富，即善於錘煉語言，熔鑄典故，把豐富的內涵，納入最簡約的語言之中。

（4）影響：《古詩十九首》是樂府古詩文人化的顯著標誌，它的題材內容，表現手法及藝術風格，都對後世詩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劉勰稱之為“五言之冠冕”。

魏晉南北朝文學

緒論

魏晉南北朝文學指漢末建安到隋文帝統一中國這一階段之文學，經歷建安文學、正始文學、太康文學、東晉文學、南朝文學、北朝文學幾個時期。其是以五七言古近體詩的興盛為標誌；此時期特徵：戰亂與分裂；文學創作特點：政治教化性減弱而文本抒情性增強。其新變總：文學進入自覺階段；玄學和佛教之滲透；語言形式美之發現與運用。

一、文學的自覺

1.標誌

（1）文學從廣義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門類（宋文帝立四學使文學、儒學、玄學、史學並立；文筆之分）

（2）文體辨析（《典論•論文》分4類：“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心雕龍》分33類；蕭統《文選》是現存最早的文學總集）

（3）審美特性的自覺追求（人物品評於預言性和政治道德外而增加審美成分；文學品評）

劉勰《文心雕龍》的出現標誌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建立完整的體系。（總論5篇+文體論20篇+創作論19篇+批評論5篇+《序志》）

（4）各種文藝形式間的溝通

魏晉風度“魏晉文學的自覺時代”

（1）我國歷史上“文學的自覺時代”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由日本漢學家首倡，後來又由魯迅先生進一步闡發和標舉的，其影響所及，遠非止於文學研究的領域。所謂自覺是指文學從學術中獨立，文學自身的價值的發現與重視。從歷史的發展規律看，漢代的帝國制度的分崩，從大一統的治國模式變成分割混亂的新局面，文藝界的思想也從獨尊儒術變成百家爭鳴。 政治的角度看，門閥制度使得大批懷有胸襟抱負的寒門學子通過詩歌來抒發自身的不仕，或心有寄託。從人物的自身來說，這一時期的任務由於歷史的重大變故，文人自身命運的無從主宰，往往以曠達放誕的態度來蔑視舊有模式，比較有名的竹林七賢。

（2）文學體裁的分類細緻化，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陸機《文賦》將文體分為十類，指出充分聯繫文體風格來論術文體。《文心雕龍》分三十三體，追述起源、敘述演變、加以評論，對文體的區分既系統，對文體的討論也很深入。蕭統的《文選》是現存最早的文學總集，選錄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七百餘篇作品將文體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等37大類。

(3)創作上的個性化以及創作個性的認識，“文以氣為主”。 魏晉之前，文人的作品很少有個性的創作。自魏晉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文人注重個性的發揮，使得詩作呈現更多的特色。

(4)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詩賦欲麗”的“麗”，“詩緣情而綺靡”的“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瀏亮”，便已經是審美的追求了。 到了南朝，四聲的發現及其在詩歌中的運用，再加上對用事的對偶的講究，證明他們對語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覺的追求，這對中國文學包括詩歌、駢文、詞和曲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而《文心雕龍》以大量篇幅論述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徵，涉及情采、聲律、麗辭、比興、誇飾、練字等許多方面，更是文學自覺的標誌。

二、文人命運與風尚

1.文人創作主題

（1）生死主題（《古詩十九首》《短歌行》）

（2）遊仙主題（郭璞《遊仙詩》）

（3）隱逸主題（從《楚辭•招隱士》到陸機《招隱詩》，從張衡《歸田賦》到潘岳《閒居賦》）

三、門閥制度下之文學

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國家重視門第，權威攥在世家之手。一是使得寒門與士族對立。（左思《詠史》，鮑照《擬行路難》）二是促進文學家族形成（三曹、二陸、兩潘、琅琊謝家）

四、玄學之滲透

1.魏晉玄學同老莊思想有明顯關係，玄學重要論題：崇有與貴無、名教與自然、言意之辨（王弼的得意忘言論，荀粲的言不盡意論）、形神之辨、名理之辨。魏晉玄學確立“自然”與“真”的審美理想（陶淵明田園詩之開創）。

2.魏晉風流“玄心、洞鑒、妙賞、深情”；《世說新語》是魏晉風流之故事集。

3.玄言詩少理趣，不宜直接轉化為文學。

4.玄學代表人物：何晏、王弼。

五、佛教影響

1.佛教盛行（寺院多，“梁帝講經同泰寺”，謝靈運等文人信佛）

2.影響：想像世界之豐富；故事性加強；佛經翻譯促進反切產生，周颙發現四聲；辭彙擴大，文學觀念多樣化。

第一章 從建安風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風骨

(1)建安風骨，又稱建安風力、漢魏風骨，是對建安文學成就的經典概括。它是指建安詩人繼承《詩經》、漢樂府優秀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一方面在詩篇中真實地描寫漢末的大動亂、大分裂，表現對民生疾苦的關切；同時又在詩歌中抒發統一天下、建立偉業的雄心壯志。

(2)建安風骨具有以下特點：時代特色鮮明，情感真摯強烈，文風清俊，慷慨悲壯，氣盛詞壯，文筆華麗健美。如曹操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建安七子

（1）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楨；

（2）“七子”之稱，始於曹丕所著《典論·論文》；

（3）“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後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而”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於精美。它們在五言詩發展史上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以王粲的成就最高（《文心雕龙·才略》谓“七子之冠冕”），例如王粲的《登樓賦》和曹植的《洛神賦》並為雙美。

一、建安風骨

時代特徵：政治理想之高揚（《短歌行》），人生短暫之慨歎（《龜雖壽》），個性高揚，悲劇色彩濃厚（《短歌行》）

建安群才特點：“氣爽才麗”

（一）三曹

1.曹操——“感於哀樂，緣事而發”

（1）現實性（《蒿裏行》反映人民疾苦）和抒情性（《短歌行》《觀滄海》抒發個人壯志，《觀滄海》是我國現存第一首較為完整的山水詩）兼修

（2）“酒瓶裝新酒”——樂府古題寫時事，賦予樂府詩新內涵（《秋胡行》本寫秋胡戲妻，而曹操抒發人生感慨）

（3）風格：慷慨悲涼

曹操文學成就

曹操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作為一個亂世英雄，他鞍馬間為文，將統一天下一步雄心及人生短促、功業難成的慨歎，都交織在詩歌之中，形成了他古直悲涼、慷慨沉雄的藝術風格。

（1）曹操詩歌創作的一大成就，是開創了文人“擬樂府”詩歌創作的全盛局面。曹操喜愛並精通樂府音樂，他所傳樂府詩，即採用樂府古題，記漢末事實，如曹操用其悲涼苦恨之調，創作《蒿里行》，生動地再現了漢末社會動亂、民生凋弊的苦難現實，遂成為“漢末實錄”。自曹操首開以樂府古題材自作新詩的風氣之後，建安詩人遂群起仿效。這種直面現實人生的寫實傳統，一直影響到唐代杜甫、白居易等人新題樂府詩歌的創作。

（2）曹操的詩歌有一種悲涼沉雄的獨特藝術風格。他的詩特別能表現出自己的個性特色，如其《短歌行》中的《觀滄海》《龜雖壽》等，既有政治領袖人物的宏大氣魄、君臨天下的不凡氣度與堅若磐石的不變信念，又有功業難成、人生苦短的慨歎，語言質樸本色，感情真切濃烈，高遠闊大，昂揚奮發，悲歌慷慨，氣韻沉雄。確有開建安一代詩風之功。

2.曹丕（曹子桓）

（1）詩歌類型：宴遊詩，抒情言志詩，征人思婦詩（《燕歌行》是我國現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詩）

（2）風格：便娟婉約，能移人情。

曹操所抒之情實系天下，曹丕所抒之情表達個人。

（3）鄴下文人集團：詩酒唱和

曹丕所作《典論·論文》的內容

（1）《典論·論文》對自古而來的“文人相輕”之習表示反對，以為作品的長短一是因文體各具特點，一是作家才性不一。他主張以“審己度人”的態度對待文學批評。

（2）論文章與事業的關係：曹丕認為文章的社會地位與事業同樣重要，因而將文章提到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的高度。如在文章中論道“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3）論文氣即才性：從曹丕開始，把“氣”引入文論中。文章中論道：“文以氣為主”，“氣”當指作家的才性在作品中的反映。

（4）論文體的區分：即對文學題材的區分。根據文的體裁和性質的特點，不同的要求，將文體四科相互區別。四科分別具有雅、理、實、麗的特點。“詩賦欲麗”的特點，表明了建安文學逐步向詞采華麗發展。

（5）論文學批評者的態度：在文章中指出文學批評者“貴遠賤近，向身背實”是錯誤態度，對貴遠賤近、尊古卑今觀點進行了指斥，在前人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申說。

曹丕的《典論·論文》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新時代標誌。

2.曹植（曹子建）

（1）詩歌類型

前期：抒發理想（《白馬篇》）

後期：被迫害之憤慨；自托思婦、棄婦以表白心跡（《七哀》）；述志詩；遊仙詩

（2）風格：“骨氣奇高，辭采華茂（诗品），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兼有曹操曹丕之長，風骨文采兼備。

曹植完成樂府民歌向文人詩之轉變。

曹植詩歌的藝術成就

曹植的五言詩在文學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和成就，他也因此成為建安時期最為傑出的詩人。他今存九十餘首詩，居建安詩人之冠。

（1）內容方面：其詩不僅內容豐富充實，具有強烈的主觀抒情性。前期多抒發遠大理想和宏偉抱負之作，如《白馬篇》。後期的作品多是表現自己壯志難酬、備受壓抑的鬱憤心情，代表作為《贈白馬王彪》。他的作品描繪了廣闊的社會人生，表達了自己豐富的思想和情感，詩中開始出現自然景物的描寫，在藝術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鐘嶸在其《詩品》中稱曹植詩“骨氣奇高，詞彩華茂”， 即是稱頌其詩既內容豐富，多慷慨悲憤之氣。

（2）藝術表現上生動形象、詞彩華美、對仗工整，音韻流暢，善用比喻、象徵、烘托的手法；講究謀篇佈局，結構精緻，很少鋪平直敘，開頭常以警句開頭，代替客觀事物的描寫，形成了既華麗綺煥又渾厚雄健的獨特藝術風格，達到了建安詩歌的高峰。詩歌語言華美，這主要表現在濃烈的感情色彩和鮮明的聲色。如其《磐石篇》中再現大海的宏闊氣象，大異於兩漢樂府詩的天然古質，在文人有意為詩方面產生了質的飛躍。

（3） 特色鮮明的藝術風格 曹植的詩歌藝術成就每一個成熟的作者的藝術創作，由於其思想、經歷、個性等等的差異，他的作品必然具有自己意厚詞瞻、氣勢雄渾鮮明的個性特色.。

曹植的詩歌藝術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從古體詩到近體詩，民歌到文人詩，推動了文人詩的發展，成為樂府詩人文人化的標誌。曹植也博得了極高評價，所謂“才高八斗”、“卓爾不群”、“建安之傑”等，曹植都當之無愧。

（二）、王粲、劉楨及蔡琰

《典論•論文》稱孔融（孔文舉）、陳琳（陳孔璋）、王粲（王仲宣）、徐幹（徐偉長）、劉楨（劉公幹）、應玚（應德璉）、阮瑀（阮元瑜）為“建安七子”

1.王粲

（1）《七哀詩》（李傕、郭汜叛亂時期）——“杜少陵《無家別》《垂老別》諸篇之祖”

（2）詩歌特點：從個人身世出發，“發愀愴之詞”；劉勰評其為“七子之之冠冕”。

2.劉楨

（1）詩歌類型：贈答詩（《贈從弟》）；遊樂詩（《鬭雞詩》）

（2）特點：“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純以氣勢取勝。

3.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應玚、徐幹

4.蔡琰（《悲憤詩》：分為董卓作亂而被俘、與兒分別、回鄉後生活三段）

二、正始之音

1.背景：“丕睿芳髦才及奐，司馬又將天下交”，政治格局混亂，文人命運多舛，傾向於以隱約曲折之手法傳達情感。

2.特點：“多抒感憤”、詩歌與玄理結合、詩風隱晦 越名教而任自然 其思想虽然贯穿老庄思想，与建安文学有明显不同，但仍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现实，基本精神上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3.代表人物

（1）阮籍（《詠懷詩》——排遣苦悶、批判時局）——“阮旨遙深”，言在此而意在彼、隱約曲折。

《詠懷》詩

①《詠懷詩》八十二首是阮籍生平詩作的總題，不是一時一地所作。綜觀《詠懷》全詩，實為阮籍一生思想情感的總匯。首創了我國五古抒情組詩的體例。

②內容大多寫生活的感慨，人生禍福無常，年壽有限，要求超脫利祿的圈子，放懷遠大，也有對當時政治的刺譏，但寫得很隱晦。詩歌表達了詩人內心憤懣、悲涼、落寞、憂慮等複雜的感情。

③風格：隱晦含蓄、清雋艱深、委婉曲折而又言近旨遠。

（2）嵇康（《幽憤詩》——四言詩成就大）——“非湯武而薄孔周”，詩風峻切清峻

竹林七賢：《世说新语》 刘义庆 阮籍、嵇康、向秀、劉伶、山濤、王戎、阮鹹

*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

第二章 兩晉詩壇

一、太康文學

“太康詩風”指以潘嶽、陸機為代表的西晉詩風。潘、陸發揮曹植“辭采華茂”的一面。

（一）背景

1.社會狀況：初期天下平穩，之後賈南風亂政、“八王之亂”、“五胡亂華”

2.社會文化精神品格低下：儒者墮落、清談誤國、豪奢盛行（石顯、王愷鬭富）

（二）西晉文學創作情況

1.前期繁縟 陆机“陆文如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潘文烂若披锦” 【孙绰 《世说新语·文学》】

（1）摹擬《詩經》、漢樂府、《古詩十九首》

（2）“繁縟”之表現：語言由樸素古直趨向華麗藻飾；描寫由簡單趨向繁複（《猛虎行》《悼亡詩》）；句式由散行趨向駢偶（《赴洛道中作》）

2.後期關懷現實

（1）左思（《詠史》8首以抨擊豪門世家，抒發個人理想——“創成一體，垂式千秋”）——“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

左思詠史詩的成就 （文心雕龙 ：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

左思是太康文學的代表作家，作《詠史》，實為詠物。強烈的色彩是左思《詠史》詩最突出的特點。《詠史》詩共8首。

(1)左思《詠史詩》名為詠史實為詠懷，在詩歌中書寫了作者的志向抱負、失望憤懣、安貧樂道、高蹈遺事，無不氣勢雄健，慷慨淋漓。（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思也寫得詩歌氣象闊大，筆力雄厚，风力内充，感情真摯而強烈，明顯地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優良傳統。他的這種風格被溢為“左思風力”（钟嵘《诗品》），主要指他在引用歷史典故以抒發時憤，剛健有力。

(2)左思的《詠史詩》的出現，不獨是文人在專制時代諷喻現實的一種可行的手段，更表現了作者已自覺的把個人命運作為普遍的歷史現象來加以認識。从东汉班固以来的咏史诗多为“櫽括本传，不加藻饰”，在史事的客观复述中略见作者的意旨。而左思往往错综史实，连类引喻，名为咏史，实则咏怀，成功的把歷史現象、經驗與個人的現實遭遇、情感體驗如此成功地結合在詩歌之中，感情激烈深切，使《詠史詩》的創作產生了新的飛躍，對後世詠史詩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2）三張（張載、張協、張亢）

（3）劉琨——“雅壯而多風”“善為淒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

（4）郭璞（遊仙詩）——“足冠中興”

其遊仙詩不傳遞道家之逍遙，而傳達儒家入世精神。

郭璞《遊仙》詩

游仙诗来源很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诗》，汉乐府也有此类作品，建安正始年间接连有人创作，游仙诗通常有两种倾向，正格的游仙诗；借游仙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

（1）郭璞，代表作《遊仙詩》，現僅存14首，是中國遊仙詩體的鼻祖。

（2）他的遊仙詩借遊仙以詠懷，有一定的現實內容。如第一首說：“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表示了對朱門的輕蔑與否定。郭璞遊仙詩的另一特色是富於形象性。如第三首說：“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寫想像中的神仙居處和生活情態，形象鮮明而生動。不過《遊仙詩》的主旨畢竟在歌詠高蹈遺世，所以消極性仍是很大的。

（3）《遊仙》寫仙境“構思險怪，意象鮮明，幻而似真，筆勢跌宕，造語新奇，神理俊爽”。

二、東晉詩壇

（一）蘭亭唱和

1.王羲之：東晉名士，為人率直灑脫、淡薄宦情。

2.蘭亭之會（《蘭亭集序》）

此前文學團體：曹丕之鄴下文人、金穀園“二十四友”、以張華為代表的評論中心

（二）玄言詩

1.產生背景：魏晉玄學與清談之風盛行；東晉政局及文人心態（自我價值之發現與肯定，山水美之發現以及心靈藝術化）

2.清談之風：是否善於談玄，成為區別雅俗之標準。

3.代表人物：孫綽、許詢——玄釋合流；支遁、慧遠

4.特點：簡約清淡

玄言詩特點

(1)內容上：是以談論老莊玄理為主，少數兼及佛理的表述。例如孫綽的《答許詢》，滿篇是道、神、玄風、蒙園等玄學詞語。代表作家是孫綽、許詢和僧人支遁。作品大多反映封建文人回避矛盾、苟全性命的頹廢空虛的精神狀態，掩飾統治階級荒淫糜爛的生活。由於玄言詩缺乏藝術形象和真摯感情，文學價值不高，因此 ，作品流傳下來的不多。

(2)在表達上則是抽象玄虛，淡乎寡味，純以韻語敷述玄理，背離了藝術表現的形象、情感等原則。既沒有真情實感，也沒有深奧的哲理，更沒有詩意可言，正如鐘嶸《詩品》所說：“理過其辭，淡乎寡味。”

(3)但東晉詩人也偶有形象性強的佳作。如孫綽的《秋日詩》《情人碧玉歌》二首觀此詩風格，實奪胎於南方民歌，作為玄言詩人能寫處這樣通俗、純情的作品又可見其心境並不總是空虛。

怎樣理解”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

（1）該句話是劉勰在評價玄言詩賦時說的。“柱下”指老子，“漆園”指莊子。

（2）劉勰指玄言詩不脫離道家思想，不外乎是對老莊思想的解釋和發揮。其特點是玄理入詩，以詩為老莊哲學的說教和注解，嚴重脫離社會生活。玄學始於曹魏正始年間，西晉末年至東晉時期，玄學思想侵入文學領域，出現了盛行一時的“理過其詞，淡乎寡味”的玄言詩。玄言詩的代表孫綽、許詢並稱“孫許”。

（3）玄言詩作品，大多是空言玄理而徒具詩，如《答許詢詩》。詩以老、莊思想為指歸，枯淡寡味，無形象感。同時，玄言詩也有少數詩篇比較清新淡泊，有一定真情實感，如《秋日诗》，頗流楊生動。

第三章 陶淵明

一、人生經歷

（一）家世：曾祖父陶侃任大司馬，祖父為太守

（二）“三仕三隱”（江州祭酒——辭職——入荊州刺史兼刺史桓玄幕——潯陽居喪——劉裕參軍——改任彭澤令後歸隱）

（三）陶淵明思想：儒家、道家、佛教思想均有，而不固守任何一家思想。他安貧樂道（《歸園田居》其三）、崇尚自然（《歸園田居》其一）、返歸“真我”（《歸園田居》其一），務實而不尚清談（《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二、陶淵明詩歌

（一）題材：田園詩（《歸園田居》）、詠史詩（《讀山海經》《雜詩》其二）、哲理詩

（二）藝術特徵：自然——“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1.情、景、事、理的渾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2.平淡中見警策（“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樸素中見綺麗（“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簡述陶淵明的田園詩

(1)陶淵明的田園詩在內容上：多方面地描寫和歌頌田園風光、農村生活和農業勞動，表達了鄙夷功名利祿的思想、熱愛大自然的志趣和守志不移的情操，反映了對黑暗現實的憎惡和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決心。比如說陶淵明的代表作《歸園田居》的第一首。表現農村的恬美靜穆和他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例如《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這首詩真切地抒寫了自己參加勞動的感受和自己希望莊稼順時生長的意願。

(2)藝術風格上：陶詩平淡而雋永，真淳而醇美，質樸而幽深，詩歌的形象也往往取自習見常聞的事物，而且是直寫其事，不假雕琢，陶淵明田園詩深厚的意蘊只以淡淡的白描和真情實感，托出詩的藝術形象和意境,然平淡之中見神奇，樸素之中見綺麗。苏轼：“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在艺术上与汉魏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不谋而合。朱熹說：“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在詩歌史上獨樹一幟，影響後世。

三、散文與辭賦

1.《五柳先生傳》（表生活情趣而非記錄事蹟，陶淵明首創；五柳先生成為寄託中國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2.《歸去來兮辭》（脫離仕途）

3.《桃花源記》（對廣大人民幸福之關懷）

四、陶淵明之符號意義

1.蕭統是第一個發現陶淵明文學價值的人。後來經過蘇軾、朱熹等人，他才受到廣泛關注。

2.陶淵明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精神歸宿，抒發生命情懷之載體。

3.陶淵明有菊酒之趣和對自然之深刻領悟。

前人评述：

元好问《论诗绝句》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辛弃疾《水龙吟》 千载下，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

龚自珍《舟中读陶潜诗》 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苏轼《东坡题跋·书李简夫诗集后》 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隐之为高。

苏轼“正饮酒中，不知何缘记得此许多事？”——萧统《陶渊明集序》“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 陶渊明诗里往往说饮酒，可他真正的意思却并不在于饮酒，不过把饮酒当作一个思考的线索罢了。

苏轼：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陈后山：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

顾随：七彩融为一白。

叶嘉莹：

陶渊明的诗给读者以诗的感受：

诗中形象化的表现，以形象化的描写来表现道理

陶渊明诗歌中的说理层次，是和他的内心活动、内心感受结合在一起的——中国诗人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写诗，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他的诗。西方诗人认为诗歌的文本才是重要的，至于作者的人格品质对于作品的艺术创作是不很重要的。

陶渊明的性格是内向的，陶诗里面从来没有正面描写过悲惨可怕的事情。他把那些悲惨的场景都投射到自己的内心之中了。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的结尾说了一句非常悲哀的话：后遂无问津者。找寻不到一个拯救社会的出路固然是一种悲哀，但只要有人去找就始终存在着找到的希望。最可怕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放弃了寻找，那么人类也就没有了希望。“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可以说是，我找不到那个渡口，也可以说是，没有人再有兴趣找那个渡口了。

陶渊明的简净不是有心要去追求的，陶渊明是任真，就是任凭我自己最真诚的心意自然流露。不是“为人”而是“为己”。

陶渊明拟古诗：

许学夷《诗源辨体》“靖节拟古，何尝有所拟哉！”

《闲情赋》——陶渊明理念之中的一个美好的象征，他所向往的一个象征。

*中国的语言没有明白的人称的指称，没有男性女性的区别，也没有现在过去未来的的时态，所以就有了多重的可能性。

陶渊明的接受——唐朝人比较直感的，是直觉的那种感发，感发的力量非常大，但它不是思想性的。陶渊明在宋朝之后被接受，因为宋朝以后比较有思想性，而且喜欢在诗里面放进思想性。

魯迅評“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藝術與人格高度統一的詩人，他的詩文作品曾使無數讀者為之陶醉；而他的人格，自古至今，也一直受人們所敬仰和羡慕。

(1)在東晉上層社會崇尚浮華奢侈、人欲橫流的情況下，陶淵明“居無僕妾”，生活極其嚴謹端莊。全觀其作品，除《閑情賦》外，沒有一句說到了男女之事，這在中國詩人中是絕無僅有的；他歷數自己辭別官場後的歸途之樂，安居之樂、天倫之樂、田園之樂、山林之樂、悟道之樂，出語真誠，絕無絲毫矯揉造作之情。他的詩是他人格的煥發，而他的人格卻又始終透散出異乎尋常的力量，是一首感人至深的詩，能引起讀者深深地共鳴，蘊含著巨大的道德感召力。

（2）陶淵明的人格形象具有凡俗性，他不像孔子、老子那樣具有難以攀附的“神聖”性，他能讓任何時代、任何階層的人為之感到親切熟稔；陶淵明的人生經歷也註定了他人格的悲性，他是歷代正直的知識份子的縮影。無論從政治思想、仕途經歷來看，還是從物質生活、詩文作品來看，他的人格都蘊含著深刻地悲劇意義。透過他的“靜穆”，透過他的憂患意識，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具有完美人格而又受苦受難的陶淵明。

（3）然而人既不能完全否定昨日之我，也不能徹底無視身外的世界。少年時的濟世心腸，田園外的社會離亂，常常令隱者平和的心境掀起波瀾。陶淵明歸隱後的詠史詩、詠懷詩往往展示了詩人心靈的另外一個層面。如《雜詩》第二首，詩人有秋夜的淒清，斗室的孤寂，寫到自己的輾轉無寐。自然的氣氛、詩人的活動、情感，無不籠罩著一層惆悵、悲涼和憤懣。可見詩人在失望之餘，理想並不因此泯滅，沖淡平和之中，藏有熾熱的愛和恨。

古代文人的教育傳統、價值取向和生存環境，是根本無法造就出“渾身是靜穆”的隱者，陶潛是一個偉大的人。

第四章 南北朝民歌

《西洲曲》和《木蘭詩》分別代表南北朝民歌最高成就。

一、南朝民歌

特點：體質短小、語言清新自然、大量運用雙關語

（一）吳歌

1.來源：“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

2.內容：男女戀情（多來自都邑而非農村）

3.民歌採集是縱情聲色之需求

（二）西曲

1.內容：水邊船婦離別之情

2.特點：結合勞動描寫愛情。

（三）《西洲曲》——南朝民歌藝術性最高的一篇

二、北朝民歌

“橫吹曲”原為馬上演奏的一種軍樂，因為演奏樂器有鼓有號角，所以叫“鼓角橫吹曲”；南北文化交流，齊梁後常用於宮中娛樂，並由梁代機關保留，故而叫“梁鼓角橫吹曲”。

（一）北朝民歌内容

遊牧生活及北國風光（《敕勒川》）、戰爭、人民疾苦、北方民族尚武精神、愛情婚姻

（二）《木蘭詩》

1.藝術特點：剪裁精當、結構嚴謹、敘事抒情完美結合、多種表達方式結合運用

2.木蘭形象：勤勞勇敢、智慧善良

比較南北朝樂府民歌的特點

南北朝樂府民歌由於產生的時代與地域的不同，故使南北朝民歌形成了自己鮮明的藝術特色。

內容上：

南朝民歌的內容比較單一，大多是表現男女戀情的情歌。吳聲歌曲多為女性的吟唱。內容或表現對愛情的渴望，如《子夜歌》。

北朝民歌雖然數量不多，但是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廣泛領域。反映北方民族的遊牧生活，以及風俗習慣、風光景色。如《敕勒歌》；反映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和粗獷豪邁的個性。如《折楊柳歌辭》；反映戰爭、徭役及生活的苦難。如《木蘭詩》；反映婚姻愛情生活。如《折楊柳歌辭》。

藝術特點上：

(1)南朝樂府民歌主要採用五言四句的形式，而以抒情為主。每首詩集中寫一點，不拖遝繁縟，既明快，又含蓄，語短情長。多用比興、象徵手法等特點，而且充分利用漢語諧音的特點，大量採用隱語雙關的修辭手法。

北朝民歌的形式除五言外，還有四言、七言、雜言等，不似南朝民歌形式比較單調。

(2)南朝民歌感情的表達不同於北方的粗獷豪放，體現了細膩纏綿、含蓄委婉的特徵。語言既有清新淺近、自然天真的一面，也有明麗婉轉的一面；既有樸素的方言口語入詩，也有語言技巧的巧妙運用。如《春歌》不但再現了江南水鄉自然風光之美，而且也表現了南方女子的浪漫情懷。

北朝樂府詩歌在粗疏質樸中也別開另一種藝術境界，簡單疏朗、質樸無華，毫無造作矯飾是其藝術的基本特點。首先，簡單質樸的語言造就了淩厲的氣勢；其次，語言雖然樸素，但是卻能創造出渾樸的意境。最典型的就是《敕勒歌》。

*在诗的体裁方面，南北朝民歌开辟了一条抒情小诗的道路，即五七言绝句体。绝句的真正源头要算南北朝民歌，当时有名的诗人如谢灵运、鲍照、谢朓群起而仿效，但仍是一种尝试，到了唐代则蔚然成风，几乎垄断唐三百年间歌坛，出现了以绝句擅名千古的诗人李白和王昌龄。《木兰诗》三百多字的长篇巨制，也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起到了示范性的推动作用。

表现方法，口语的运用、大量双关语（南朝民歌）——宫体诗、唐五代词，男女艳情。

第五章 謝靈運、鮑照與詩風的轉變

自然人格化（自然景物——人的內在情感或德性）

一、謝靈運

（一）人生經歷：出身名門（謝玄之孫，15歲承襲康樂公）、仕途坎坷、文化修養高（詩書為二寶）、性格志大才疏

（二）謝靈運之山水詩

山水成為獨立審美對象

1.產生條件：隱逸之風盛行、玄學盛行（玄言詩托玄理於山水）、五言詩之成熟、江南民歌自然景物之描寫經驗。

2.特點：鮮麗清新

3.陶淵明與謝靈運

（1）“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真在厚。謝詩經營而反於自然，不可及處，在新在俊。陶詩勝人在不排，謝詩勝人正在排。”

（2）魏晉到南朝詩歌藝術轉變，從陶謝差異開始，轉變體現於“從寫意到摹象”、“從啟示性到寫實性”。

謝靈運詩歌的藝術特點（兩種答題思路）

謝靈運認真創作了一大批以山水為審美對象的詩歌，奠定了中國山水詩寫實的雛形。從此，山水詩正式成為詩歌創作中的一個重要領域。

（1）對山水景物精細刻畫，善於營造畫境。謝靈運的領略山水之美是移步換景式遊覽。遊覽則尋幽覽勝耳目為聲色所感便成畫境。如“白雲抱幽石，綠筱媚青漣。”

（2）其山水詩往往“抒情綴景，暢達理旨”哲理游離於景物之外，形成了“敘事-寫景-說理”的模式。例如《登池上樓》。

(3) 摹景狀物，工於字句錘煉，不重視情感的抒發。精工綺麗，深色厚重， 成為謝靈運詩歌的一大特點。例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變鳴禽”。

(4)他的山水詩真正以自然山水為獨立、客觀的審美對象。謝靈運詩山水詩派的開山作家，對扭轉玄言詩風有重要作用。鐘嶸稱其為“元嘉之雄”。

二、鮑照

元嘉三大家：謝靈運、顏延之、鮑照

人生經歷：素有壯志——沉淪下僚——死於亂兵

（二）內容

1.建功立業之渴望、寒士被壓抑之痛苦、對門閥之不滿與抗爭（《擬行路難》其四）

2.邊塞戰爭，征夫戍卒生活（《代出自薊北門行》）

3.遊子思婦和棄婦

4.統治者之殘暴與民生疾苦

5.山水詩

（1）五言古詩為主

（2）特點：深秀幽奇、嚴整厚重

（三）詩歌風格：俊逸豪放、奇矯淩厲

（四）創新：模擬學習樂府詩，創造了以七言體為主的歌行體。

鮑照對七言詩的影響

（1）鮑照是七言體詩的創制者，對詩體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七言詩的發展，從東漢的七言民謠，建安時期曹丕的《燕歌行》，七言詩一直未被文人所重視，鮑照對曹丕《燕歌行》逐句用韻為隔句用韻，一首詩中數次自由換韻。他的《擬行路難》十八首等,不僅在內容和主題方面奠定了七言及以七言為主的雜言樂府的基礎,而且首創了以“君不見”開頭的句式。音節錯綜變化,節奏緩急相間、頓挫抑揚,顯示出豪放的風格,新奇有力。終於創制了以七言為主的歌行詩。自他以後，文人七言詩的創作日益繁榮，鮑照為七言詩的發展樹立了樣板，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2）自他以後，文人七言詩的創作日益繁盛，為七言詩逐漸獲得與五言詩一樣的主流詩體地位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七言詩尤其對後來李白、杜甫等人的詩歌創作也產生了影響。

這種詩體更加便於抒發思想感情,直接推動了唐代歌行體的發展。李白的歌行體,句法長短兼施,首句喜用“君不見”,詩風飄逸瀟灑,感情奔放強烈,明顯受到了鮑照的影響，例如《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第六章 永明體與齊梁詩壇

“永明體”為律詩形成奠定基礎。

一、沈約、謝朓與永明體

新體詩於齊梁陳三代形成和發展，講究聲律和對偶。這種新體詩最早形成於南朝齊永明年間，故又稱“永明體”。

永明體

“永明體”是指南朝齊永明年間出現的一種新詩體。其時，周颙發現了漢語的平、上、去、入四聲規律，詩人們便利用這個規律來寫詩，創作時講究“四聲”、“八病”和漢魏以來的對偶、用典手法。這種新詩體，人稱永明體，代表詩人有王融、周颙、沈約、謝眺。

永明體是中國格律詩的開端，此後，詩即從自由狀態開始走向格律化。

（一）周颙發現平、上、去、入四聲

（二）沈約——自覺運用聲律知識進行創作

1.山水詩、離別哀傷詩

2.詩歌風格：“長於清怨”

謝朓

比較大小謝詩歌的藝術特點

謝眺詩歌大體繼承了謝靈運的優秀之處，在某些方面二者均有偏頗的之處。

（1）謝靈運與謝脁同為中國山水詩的代表詩人。謝靈運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大量創作山水詩的第一人。他以其對自然景物純客觀的工筆精細描繪、繁富典重的風格開創在前，奠定了中國山水詩寫實的雛形，對永明新體詩和後世山水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謝朓繼之於後，以其白描寫意、情景交融的景物描寫和清新明麗的風格，發展和豐富了山水詩藝術。

a.他們的詩歌具有共同的結構特點，重景物描寫而情景交融，詞語工麗。

b.兩人的詩歌都有有句無篇的特點，即多名句少名篇。

（2）同時，兩人具有不同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a.大謝通曉玄，禪二理，在他的詩歌中，追求在山水中體悟玄理，沒有徹底擺脫玄言詩的痕跡。而哲理往往游離於景物之外。 而小謝則往往結尾滯澀，玄學在他的詩歌中基本消失。謝靈運大抵遵循以景入理模式，謝眺則往往以情觀景，由景入情，景物乃至成為詩人生活的一個部分。

b.在詩歌的風格上，大謝精工綺麗，深澀厚重。而小謝則追求一種清新明麗之美，詩風格調明淨瀟灑，意象清新明麗，語言明白流暢，聲韻流麗和諧。

竟陵八友：蕭衍、沈約、謝朓、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倕

1.詩歌風格：清新流麗、“圓美流轉”、熔裁警句、情景交融

2.貢獻：發展山水詩，探索新體詩

（四）王融

1.詩歌風格：與謝朓類似，“詞美英淨”

（五）何遜、陰鏗

1.何遜

（1）內容：狹窄，多反映宦遊生活之厭倦、羈旅鄉愁

（2）詩歌風格：接近謝朓、平易曉暢、清幽雋美

（3）貢獻：促進律詩成熟

2.陰鏗

（1）內容：狹窄，多反映離愁別緒、羈旅相思

（2）風格：清麗，唐代五律之濫觴

二、齊梁詩人集團

（一）背景：豪門士族優勢漸衰，以皇權為中心和以諸王勢力為代表的新貴逐漸形成。

（二）文學集團

1.諸王文學團體：劉義慶之團體

2.皇室文學團體

（1）南齊竟陵蕭子良文學集團

（2）蕭衍、蕭統文學集團

（3）蕭綱文學集團：宮體詩

三、宮體詩

（一）興起原因：南朝民歌之影響；齊梁以來沈約、蕭衍等人豔體詩之影響；簡文帝蕭綱之提倡

（二）代表人物：蕭衍、蕭綱、蕭繹、徐陵、庾信、陳叔寶

（三）詩歌內容：宮廷生活，詠物，女性容貌體態、服飾器物

（四）藝術特點：注重詞藻、聲律、對偶

（五）意義：發展吳歌西曲形式，繼續永明體之藝術探索而更格律化；為唐代詩人提供寶貴借鑒經驗

第七章 庾信與南朝文風的北漸

一、北朝文學

北朝文學復蘇與興盛，與少數民族接受漢族文化進程同步。北朝文壇復興始於北魏孝文帝太和改革之後

（一）北魏文壇

1.溫子昇——“曹植、陸機複生於北土”

2.邢邵——“北間第一才士”

3.魏收、蕭愨

（二）北周文壇

1.宇文泰托古改制

2.皇族內部重視文學

二、南北文風之交融：南朝文風尚“文”，北朝文風尚“質”

三、庾信

“徐庾體”是指徐、庾父子置身東宮時所作的風格綺豔流麗的詩文。

（一）創作前期（前後分期以出使西魏而從此流寓北方為標誌）

1.風格：供君王娛樂消遣，思想內容輕淺單薄

2.“流連哀思”的審美趣味

（二）創作後期——“鄉關之思”

庾信的後期文學創作成就

（1）庾信既具有南朝文人所無的特殊經歷與心境，又有北朝文人無可企及的文學藝術修養，庾信後期的創作，拓開了南北朝文學的全新境界。

（2）庾信的詩歌描寫了忘我之痛與羈旅之愁，將南朝講究聲色，長於駢偶，用典的特色用於描寫北方蕭殺的雄壯的戰爭場面，形成了剛健質樸的特色，蕭疏開放的北方景色，從而讓南北風格融合。

（3）庾信後期的創作，特別是詩歌已將作者前期那種輕靡綺麗的詩風轉變為慷慨悲涼、蒼勁雄健且又瑰麗清新的詩風，使其成為南北朝詩歌集大成的優秀詩人。杜甫贊許庾信：“庚信文章老更成”。在他的創作成就中，非常醒目的乃是不僅錘煉詩意，且在詩歌形式上也做了多種成功的嘗試。庾信是一位繼往開來的作家，對唐代詩人的影響最為直接。

（4）庾信是實踐新體詩創作、並克服了只重形式弊端而獲得重要成就的作家。如他的《烏夜啼》，寫女子聽到鳥夜啼而引起的別愁離恨類似唐人七律。他的五言小詩《寄王琳》清新自然，情感深沉，意境開闊，抒寫了友朋的情誼和故國之思，為唐人五絕提供了重要借鑒。可以說，瘐信後期的詩歌創作，起到了為唐詩開闢廣闊道路的作用。

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的辭賦、駢文、散文

一、別開生面的魏晉文壇

建安文章注重“氣質”，為後世建立“以情緯文，以文被質”的典範。

（一）應用文

1.曹操——《讓縣自明本志令》

“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率真通脫之氣

2.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

3.曹植——《與吳季重書》

以曹植為代表，重視文采文辭。

4.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越名教而任自然”

（二）辭賦

辭賦新局面標誌：抒情小賦的湧現。魏晉時代詩賦交相影響深化。

1.王粲——《登樓賦》“政治失意之苦悶”

2.曹植——《洛神賦》“政治失意之苦悶”

3.劉伶——《酒德頌》“蔑視禮法”

4.陶潛——《歸去來兮辭》“回歸自然”

5.向秀——《思舊賦》“含蓄譴責當局者”

6.左思——《三都賦》

（三）論辯文

1.嵇康——《養生論》“身心一體”；《聲無哀樂論》

二、南朝美文的衍化

（一）元嘉三大家

1.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

2.顏延之——“典麗縝密”

3.鮑照——“奇麗”

《蕪城賦》：盛衰對比。

（二）史傳文學

1.陳壽——《三國志》

2.範曄——《後漢書》“無君論”與揚善斥奸

（三）《文心雕龍》——駢文才力卓爾不凡

（四）齊梁文學“新變”表現

1.永明聲律興起

2.文筆之辨深入——文學之自覺意識

3.不拘常體（江淹之《別賦》《恨賦》，任昉之“沈詩任筆”，吳均之《與朱元思書》，陶弘景之《答謝中書書》）

“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情者或敩之，謂之‘吳均體’”

三、《水經注》與《洛陽伽藍記》

（一）酈道元《水經注》——生動描繪“山水之美”

（二）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秾麗秀逸”

洛陽佛教勝跡的描繪，表達作者對北魏昔日繁盛國運的追憶。

駢文

（1）駢文是中國古代魏晉以後產生的一種文體。又稱駢儷文。南北朝是駢體文的全盛時期。

（2）駢文是與散文相對而言的。其主要特點是以四六句式為主，講究對仗，因句式兩兩相對，猶如兩馬並駕齊驅，故稱駢體。

（3）駢文的主要特徵有四：對偶、用典繁複、聲律、辭藻華美。在聲韻上，講究運用平仄，韻律和諧；修辭上注重藻飾和用典。駢文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縛內容的表達，但運用得當，也能增強文章的藝術效果。

第九章 魏晉南北朝小說

我国小说最早可溯源到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神话故事以神为中心，历史小说虽然有现实人物为根据，也往往被涂上神异的色彩，是志怪小说的源头，我国先秦古籍《山海经》保存神话最多，《穆天子传》中也有一些；先秦史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先秦子书《孟子》、《论语》《庄子》等也有不少记事成分，对魏晋以后记录人物琐事的小说有直接的启发和影响。

中國古代小說系統：文言小說系統、白話小說系統。中國文言小說成熟形態是唐傳奇，白話小說成熟形態是宋元話本。

一、小說起源

1.“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外物》“飾小說以幹縣令”

《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2. 神話傳說（《穆天子傳》《山海經》）、寓言故事（《莊子》）、史傳（《左傳》《史記》）

二、志怪與志人

1.志怪

起源：《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倡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

（1）內容：地理博物（《博物志》）、鬼神怪異（《搜神記》）、佛法靈異

（2）特點：現實性、情節曲折性、寓言深刻性（《三王墓》《弘氏》）

2.志人

志人小說之興盛與士族文人品評人物和清談風氣密切相關。

（1）內容：笑話、野史（《西京雜記》）、逸聞軼事（《世說新語》）

三、《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是由南朝劉義慶所作，是一部記述東漢末年至東晉時豪門貴族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談軼事的書，尤詳於東晉。依內容可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類。本書對當時的政治，文化，風俗等各個方面，很有認識的意義，客觀清楚的反映了士族階層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有一定的揭露意義。同時，其內容也有一定的階級局限性。其“記言則玄遠冷峻，記行則高簡瑰奇”，是魏晉南北朝志人小說的代表。

1.劉義慶：宋武帝劉裕之侄，主導修訂《世說新語》

2.劉孝標作注

3.內容：魏晉名士的逸聞趣事和玄虛清談

4.馮友蘭對“真風流”定義：玄心、洞見、妙賞、深情

5.藝術特色：“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

6.生動例子：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儉嗇》

遇風浪，謝安“貌閑意說”，孫綽“色並遽”。——《雅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