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多情的爱国战士
民国有位留日归来的才子，精通多国语言，学贯中西文化。就在他满怀激情参加外交官考试时，却出人意料地落了榜。
一问方知，那些榜上有名之人事先都打点好了关系。才子很气愤，但还是抱着期待参加了随后的文官考试。考场上，他文思泉涌，妙笔生花，兴致勃勃，成竹在胸。
命运却又跟他开了个玩笑，上榜名额又一次内定给了那些有财有势的考生。才子怒不可遏，一甩袖子，转身走了。
这一转身，政治队伍里失去了一个好官，文学历史上却迎来了一位巨人。他就是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以字行，1896年12月7日生于浙江富阳。祖父郁圣山是当地名医。郁达夫三岁丧父，一家祖孙6口的生计，全仗寡母以缝补洗衣的微薄收入维持。自幼所经历的贫寒生活，使郁达夫深感人间的世态炎凉，形成了沉默、孤独的性格。这种经历，为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郁达夫7岁入私塾，11岁进学堂。1910年，他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杭州府中学。随后又到美国教会主办的之江大学预科、蕙兰中学等校念书。从小学起，他就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利用课余和假期，阅读了唐诗、《史记》、《红楼梦》、《吴梅村诗集》、《白香词谱》、《桃花扇》、《西厢记》、《花月痕》等书籍，并在课余经常写些旧诗词，投寄当时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和《神州日报》。后来，郁达夫因对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不满，决心回乡独居苦学。1911年、1912年两年，他是在故乡家里度过的。
1913年9月，郁达夫随长兄郁华赴日留学，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活。郁达夫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班就读时，除了时常为祖国的国际地位落后而深感悲哀苦恼外，还经常陷入男女两性间的烦恼之中。当时，两性解放的潮流早已在东京上流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和学生群众中盛行开来了。名女优妖艳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名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是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而日本女性大都长得肥白柔美，所受的又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再加上历来日本国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贞节观念较淡薄。此外，当时日本的城市中淫业是公开化合法化的，妓馆很多。这一切，都给当时正处于青春期的郁达夫以很大的刺激与诱惑。但是，每当他跟日本女孩子稍有接近时，又常常受到奚落，甚至侮辱。于是，他常常陷入性的苦闷中，甚至亢奋到不可抑制的地步。
1915年9月11日夜间，郁达夫离开东京，坐火车去名古屋进第八高等学校就读。进入该校之初，他继续在第三部(医科)学习，不久即改入第一部，住在学校附近御器丽村专供学生寄宿的旅舍内，每日领取32元的官费维持生活。当这一年的寒假考完试以后，接连下了两天大雪。郁达夫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了东海道线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在孤冷的客车里，喝了几瓶热酒，看看四面并没有认识的人，胆子忽而放大了。于是，到了夜半停车的一个小站上、郁达夫忽然飘飘然跳下了车厢。日本的妓馆，本来是到处都有的，但一则因为怕被熟人看见，再则考虑有梅毒的纠缠，所以郁达夫过去只是胡乱想过，却不敢轻易的去试一试。这次却不同了，人地既极生疏，时间又是夜半，再加上喝了几瓶酒后异常兴奋，走出车站，跳上了人力车，把围巾向脸上一包，就放大了喉咙叫车夫直接拉他到妓廊的高楼去。
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后，郁达夫便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妓女。这一晚，他直坐到深夜，且歌且饮之后，便把童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在锦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便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昨夜的痴乱的狂态，顿时觉得像在大热天里，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凉水。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两行热泪，狠狠地自责说：“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这表明郁达夫内心多么矛盾，而灵魂又是多么苦痛啊！
自此之后，郁达夫每当陷入性苦闷之时便跑去妓馆里寻求刺激和解脱。据郁达夫在八高时的同窗钱潮回忆说：“达夫在名古屋时生活很浪漫，常去妓院，有时回来还向我介绍他的见闻，如日本妓女都坐在哪里，头上挂有介绍姓名、年龄的牌子，供来客挑选等等。达夫早期的小说大都以妓女生活为题材，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1916年秋，郁达夫转回文科。1919年，他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文科法学部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
这一时期，郁达夫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并开始尝试小说创作，先后创作《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等短篇小说。
郁达夫的成名小说集《沉沦》，曾经因暴露青年性的苦闷，展示灵与肉的冲突而风行一时。文中饱受性压抑苦闷的青年其真实生活中的影子正是作者——郁达夫自己。据郁达夫的《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和《自述诗》，当他十三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性意识就开始萌动，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这种同水一样的淡淡的春愁，竟扰乱了他两年的童心。及至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后来郁达夫去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又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郁达夫风流倜傥，浪漫多情。1921年他赴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时，又结识了一位妓女海棠姑娘，两人过从甚密。他每日任教结束，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地等城门打开。同期，郁达夫创作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而男主人公“于质夫”，当是郁达夫“夫子自道”了。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结合。1917年，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奉母命与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订婚。从郁达夫当时的诗词来看，他虽然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订的婚姻并不满意，但对孙荃这位“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的女子还是很有些依恋的。1920年两人正式结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上一对蜡烛，放几声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一顶小轿到了郁家，简单的晚饭后即独自摸到楼上上床就寝。1921年以后，孙荃随郁达夫到他所供职的安庆、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本书中郁达夫初遇王映霞时，正是身穿了孙荃从北平寄来的羊皮袍子，而孙荃，此时也正在北平呻吟于产褥之上。1927年6月5日，郁达夫与王映霞订婚，孙荃遂告与郁达夫分居。此后，孙荃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居，与儿女们相依为命，守斋吃素，诵佛念经，直到1978年去世。
1921年7月，郁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开始了以文学活动为生的作家生涯。不久，尚未结束学业的郁达夫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事务，编辑出版“创造社丛书”，并将自己的《沉沦》等3篇短篇小说合编成集，以《沉沦》为书名，列入“创造社丛书”第三种。《沉沦》的出版，向全国喊出了他的“救救祖国”的第一声，立即轰动了当时文坛，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沉沦》既是郁达夫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了他一生总的创作倾向。为了维持生活，郁达夫曾到安庆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2年3月，他编完《创造季刊》创刊号，回日本参加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考试，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7月回国，结束了在日本的将近十年的留学生活。
1923年秋，郁达夫应聘赴北京大学任经济系讲师，开始与鲁迅交往。
在此期间，他除为了维持生活而担任教职外，主要精力都用于文学事业上，先后参加了《创造季刊》、《创造周刊》、《中华新报·创造日》的编辑工作，并创作了一批小说和散文，辑成《茑萝集》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工人形象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就是郁达夫在这期间创作的。
1925年初，郁达夫离开北京赴湖北武昌，应聘任国立武昌大学文科教授。
1926年3月，他与郭沫若同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教授。同年12月15日，由于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现混乱，郁达夫自广州上船，赶往上海。孰料不到一个月，1927年1月14日，便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了王映霞，一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王映霞长身玉立，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她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郁达夫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郁达夫追求王映霞时的喜悦和热恋，忧郁和彷徨，其放浪和坦白，都已尽收在本书之中，读者自可以用心去体会。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正式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算是正式组建了小家庭。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依然浓烈。
1927年10月，鲁迅由广州到上海定居，郁达夫与鲁迅的合作关系日益密切。郁达夫先为鲁迅主编的《语丝》撰稿，次年又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此外，郁达夫还与阿英合作，主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济难会”主办的《白华》半月刊。
郁达夫虽然没有像创造社同仁郭沫若、成仿吾那样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但对反革命势力却是深恶痛绝的。这个时期他的《日记九种》，虽然沉溺于个人的恋爱纠纷，但对国民党右派代表蒋介石的揭露和抨击，还是十分激烈的。1928年春，经阿英介绍，郁达夫秘密加入太阳社。1930年2月，郁达夫和鲁迅、柔石、冯雪峰等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郁达夫被列为发起人之一。1932年2月，他和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二八”战争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是年冬，郁达夫又和鲁迅、柳亚子等联名发表《中国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政府电》，祝贺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1933年1月，郁达夫和鲁迅一起加入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随后，他与鲁迅、茅盾等人联名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强烈抗议和控诉日本法西斯杀害日本共产党员作家小林多喜二。5月，他与蔡元培等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抗议逮捕左翼作家丁玲。8月，他与鲁迅等联名撰文欢迎参加国际反战会议代表团。这些活动，都表明了郁达夫追求光明、进步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由于郁达夫思想一直处于极为矛盾的错综复杂状态中，不时表现出消沉、颓废的情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同时，由于他一味迷恋于醇酒美人和湖光山色，工作也十分疏懒。1933年4月，郁达夫不听鲁迅的劝阻，举家离开上海移居杭州，过着“隐士”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郁达夫写下的不少游记小品之类的作品，表现出乐于天命的思想和悠游闲适的情趣。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间，是郁达夫创作生活的全盛时期。其重要的小说、散文和评论，都是这一时期写作的，《达夫全集》也是这个时期出版的。
1936年2月，郁达夫接受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招聘，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一度由“隐士”而步入政界。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在武汉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1938年春，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研究部主任，负责编辑《抗战文艺》。郁达夫到山东、江苏、河南及浙东、皖南前线慰问、采访，写出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战地报告。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聘，携妻王映霞及长子郁费赴新加坡。郁达夫和王映霞这一对被柳亚子赞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沾染了世俗的烟火气，难免也要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不可开交。郁达夫没有正式和孙荃离婚，而且还经常拿钱给孙荃用，这一点一直让王映霞气不过，觉得他没有信守承诺；郁达夫文人脾气、生活散漫，喜欢喝酒，一喝要喝得烂醉如泥，吵了架他还要离家出走，几天不回家，也让王映霞觉得郁达夫没责任心。王映霞感到没有安全感，找来家人，逼郁达夫把很多著作的版权赠给她，郁达夫也因此心如死灰，爱情理想幻灭，觉得王映霞终究也是个俗气的女人，把金钱、物质看得比感情重要。两人婚姻中的裂痕，就此埋下。后来，郁达夫外出工作。而王映霞独守家中，和许多达官贵人交往频繁密切，成了万众瞩目的社交界明星。久而久之，就有了很多风言风语的传闻，说王映霞和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染。
有一天，他外返归家，发现王映霞不在家，已离家多时，还在家中找到了王映霞给许绍棣的书信，觉得坐实了王映霞出轨的传闻，一怒之下在报纸上登出“寻妻启事”，闹得他家里这点破事，全世界都知道了。郁达夫甚至想到了特别的报仇手段，就是一定要比老婆情夫有名：“现在他比我有名，再过五十年，我们两个齐名，再过一百年，我比他有名。”但给郁达夫戴绿帽子的，其实可能不是许绍棣，而是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
据汪静之回忆，郁达夫当时在前线劳军时，王映霞曾跑来找他冒充她丈夫，陪她去医院打胎。汪静之分析来分析去，觉得这孩子只有可能是戴笠的。汪静之本来打算告诉郁达夫，“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为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但从现有材料来看，郁达夫可能未必不清楚王映霞和戴笠之间的奸情，只不过畏于戴笠的权势，未必敢明说。
后来，他带着王映霞去了南洋，恐怕也有远走避祸的考虑。但当时，郁达夫不顾颜面，冲动起来，将家丑外扬，闹得满城风雨，把家庭矛盾更加激化了。到了南洋，他还是不知悔改，竟然把详曝王映霞红杏出墙事迹的《毁家诗纪》发表出来，让王映霞大感恼火，闹到双方互相在报纸上攻击揭丑，一个骂对方是“淫妇”、一个骂对方是“疯子”，最后这一段人人称羡的美好姻缘，不欢而散、以潦草离婚收场。儿子郁飞后来评价他：“他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原本美好的婚姻，最终走到这一步，郁达夫自己恐怕也难辞其咎。
王映霞离开星洲之后，郁达夫的心境极其孤寂和颓唐，这时，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李小瑛（筱瑛、晓瑛、晓音）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动起一片涟漪。李小瑛此时正26岁，她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郁达夫示爱。郁达夫此时焉有不回应的道理，两人居然一拍即合，不久，李小瑛就以郁达夫“契女”的名义搬到郁达夫家中居住，郁达夫也不避嫌疑，把自己的书房让给李小瑛，暗中则已实行同居之好。为了表示亲昵，郁达夫甚至用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作为对李小瑛的昵称，还常用德语IchLiebe dich（我爱你）来表示爱意。可是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却强烈反对父亲和李小瑛的结合，而郁达夫也不便和李小瑛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小瑛痛苦地搬出了郁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小瑛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他在这时创作了著名的《乱离杂诗》，其中前7首就是为思念李小瑛而作。
为隐蔽身份和维持生活，在胡愈之等人的资助下，郁达夫化名赵廉，开办了一家赵豫记酒厂。当日军得知郁达夫精通日语后，迫使他到武吉丁宜宪兵部当翻译。在这期间，郁达夫曾暗中掩护和解救过不少抗日华侨和印尼居民，但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受到日本宪兵的监视。
郁达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丽有。这位新夫人原籍广东，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陈姓人家收养，所以原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取“何丽之有”之意给她取名为何丽有。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郁达夫非常高兴，特意召集当地华侨组织了一个欢迎联军凯旋筹备委员会。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后的两周，因郁达夫知道日军的一些秘密情报，9月17日夜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时年50岁。遗憾的是，他的尸骸，至今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