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建筑与集体记忆

昨晚，两位在广东工作的大学同学相聚喝酒，畅忆大学四年的青春岁月。酒过三巡，其中一位同学就在大学班级群里感慨自己的忘性，疑惑是记忆故意为之，还是只因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忘却了？他问我，为什么人的大脑会选择性忘记一些事一些情？我呢，直接用自己翻译的阿伦森的一句话回答了他：作为心理学家，我十分清楚，记忆并不是一位完美的历史学家，它倾向于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叙述历史。

个人记忆和认同具有无可争辩的主观性，那么集体记忆呢？今天下午，在南京图书馆聆听青年建筑师葛文俊先生解读世界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建筑时，我的脑海里思考的就是公共建筑与集体记忆的关系。在葛老师的解读下，我不禁为历史上诸多经典公共建筑命运多舛的前世今生唏嘘不已。公元前五世纪建成于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原是为供奉雅典守护神雅典娜而建，然而当被入侵者占领后，其公元四世纪被改为基督教堂，公元15世纪改为伊斯兰清真寺，公元17世纪被充作军火库，且在交战中引发爆炸。属于雅典的文化巅峰被不断改造和损毁。类似命运的还有圣索菲亚大教堂。其原先作为基督教的宫廷教堂，却在九个世纪后被改造成清真寺。而圣马可教堂也因历史变迁，在建成时的公元11世纪是拜占庭风格，400年后添加了哥特和巴洛克风格装饰。

在《记忆的毁灭：战争中的建筑》一书里，贝文指出，征服者除了采取攻城略地的军事行动，也会发动被征服地的文化战争，比如将目标瞄准当地地标建筑物。在这里，公共建筑具有图腾般的含义，当其被有意识地挑选出来加以毁灭或改造的时候，就意味着对其和所在地相关文化记忆的清洗或改造，对所代表社会群体的清除或改造。

公共建筑地标之所以重要，与人赋予其特定意义有关。砖石、混凝土本身的材质和建造风格、方式不承载意义，然而当其置身历史和社会大环境下，就被人赋予不断变化的文化意义。比如法西斯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都可以利用古典主义美学价值来为自己服务。与其他记忆载体相比，建筑的永久性和坚固形象在打造令人信服的集体记忆和认同方面有莫大优势。因此具有地标性质的公共建筑物的兴衰，与一座城市文化记忆的传承与遗忘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