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朋友

古罗马的西塞罗曾断言：“友谊只能存在于好人之间。”这话从语义学的角度看来，似乎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在一起干坏事的人不能叫朋友，而只能称之为团伙；在一起搞阴谋的人也不能叫朋友，而只能（用我们中国的古话来说）称之为朋党。孔子也说过：“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君子们聚在一起那叫友谊，小人们聚在一起则叫勾结。于是在何谓友谊这个问题上，两位时空隔断的哲人竟不谋而合。依此说来，友谊其实是一种相当有风险的社会关系。因为在一种政治风向中的友谊，到了另一种的政治风向中，可能就会变成团伙。例如：一位领袖坚定支持另一位更高的领袖，就会被颂称为“革命友谊”，但领袖要是一不小心失宠倒台，就变成了“XX集团”。西塞罗曾把一个叫盖乌斯·伯劳西乌斯的人当成不正当的友谊的典型，此人对他的好友——同时也是西塞罗眼中的叛国者——提比略·格拉古言听计从。不过今天的人们对格拉古改革的正当性已有了截然不同的认识，伯劳西乌斯完全可以被视为为友谊而献身的好人。可见朋友和朋党，原本就有具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西塞罗自己也不无矛盾地说，谁要是能够在不利的政治环境下对朋友保持忠贞的友谊，“我们就应当把他看做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那类人之一，几乎可以说是‘超人’。”狄尔泰曾说：“……邪恶之人只有罪恶的同谋，酒色之徒只有放荡堕落的密友同党，寻找自我者不缺合作伙伴，权坛政客都需要虔诚信徒，大部分游手好闲之人都以来附着之物，王子有阿谀奉承者，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拥有朋友。”如果将这番话反过来理解，意味着人们完全可以对友谊作另一种解释，即同谋、酒徒、合作伙伴、信徒、阿谀奉承者。

与今天的人相比，古人更热衷于谈论友谊的话题，这可能是由于在重视荣誉感的贵族时代，人更趋向于通过友谊来让自己显得更加高贵和完美,而流传至今的关于友谊的文字，多半又是由贵族或文人所写下的，主要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想法。此外，在古人看来，人和神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人无论从品格还是能力来说，都具有无限超越的可能，而友谊的作用就是使两个人能不断地相互勉励，截长补短。对于现代人而言，这种精神需求虽不至完全灭绝，也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了。现代文明鼓励人们去消费、娱乐，而不是去追求某种深刻的生命境界——毕竟整个世界都要靠商品经济来支撑。于是友谊常常也成了消费行为的一部分，现代的朋友经常都和具体的消费活动关联在一起，例如：酒友、驴友、书友、诗友、淘友、车友、球友、网友、病友、发烧友……哪怕只是约个朋友谈心，也会需要有一家咖啡厅或者茶馆来做背景。那种在古代表现纯粹友谊的行为——例如两个人长时间地在一起并肩散步、交谈，不产生任何消费行为，在今人看来是暧昧且尴尬的，我们多半会觉得其中有男女关系乃至是同性恋情节的存在。孟子说：“责善，朋友之道也。”没有了“责善”的古典需求，朋友就变成一种很难掌握分寸的关系，太远了就变成酒肉朋友或泛泛之交，太近了就变成兄弟、亲戚或者恋人。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的可爱有三种，分别是实用之处、合意之处和卓越之处，从这三种可爱中产生出三类不同的友谊：其一是因互惠互利而相互结交，其二是因为在一起能获得愉悦的乐于相处，其三是在对方身上发现了高度的自我认同，找到了“另一个自我”。他认为第三种关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但这种友谊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极其难得，他甚至感叹说：“朋友！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朋友！”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位哲学家内心的孤独。然而朋友其实不见得就是“另一个自我”，有许多例子证明，友谊完全有可能产生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之间，例如毕加索和厄热尼奥·阿里亚斯（后者是一位理发师），例如以电影《无法触碰》（以真实人物为原型）中的瘫痪贵族和黑人护理工，又例如电影《特工》（同样是以真实人物为原型）中的北韩高官和南韩间谍。爱读小说的人只要回想一下《三个火枪手》中那三个性外貌都非常独特的伙伴：粗鲁野蛮的波尔多斯，深沉忧郁的阿多斯和俊美风流的假教士的阿拉密斯，都会觉得大仲马为“同类间的友谊”塑造了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反例。即使从自己的生活经历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也并不靠谱，我们身处在一个社交手段无限丰富且生活严重同质化的时代，“找同类”的难题已不复存在，然而真正的友谊依然是件稀罕的事物，甚至比以往更稀罕了。现代人比以往更为孤独，这孤独犹如一种传染病，无处躲避也无法根治，蔓延到都市的每个角落。

友谊最初可能是围绕双方所共同认可并珍视的事物建立起来的，例如一段难忘的经历或体验，某种价值观、爱好、特质或者个性特征。但是双方的差异与共性其实同样重要——这一点时常为“求同类”的友谊观所忽视。因为人的体验会在和朋友相处、分享时得到深化和延展，而人与人之间的他异性则使原初的体验从一种单纯的记忆，拓展到原来不曾有过的疆域中去。这是因为一个和你心意相通但又经历不同的人，通常会从另一种迥异的视角去建构这种感受。当你感受到朋友的这种差异性，并在对这差别的想象和理解中重建你自身的生命体验，你所获得的便不仅仅是共鸣，还有对原体验的补充和拓展。而这种共鸣和拓展，又将成为更深一层的友谊打下基础。简而言之，我们在不同的朋友身上，看到了自身的生命体验以各种不同的样式一再重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但获得了对自我存在的有效肯定，同时也感受到生命形态的无穷多样性。这就是为什么好的友谊常常会呈现出互补的特征。古人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正是差异性的存在，才使得朋友之间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距离与敬意，这样的友谊才能不断激发出新的感受和活力。此外，承认朋友是另一个全然不同个体，也是对对方最起码的尊重。我必须承认朋友身上有些特质或者想法大于我的认知能力，因而是我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因为假如你自觉他的一切你都懂，并试图用你的一套价值观去解释他的行为，甚至给他贴上某种标签，这就意味着你强制性地把他的全部生命体验缩减为你自身体验的一个子集，从而取消了他做为独立个人的存在性。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爱情和友谊的区别，我们常说爱情的关系就像骨中骨，肉中肉，是一种极度亲密的关系。也许正因如此，恋人分手之后很难继续成为朋友。

他异性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促使朋友建立一种对友谊来说最为重要的地基——信任。我相信一个朋友，这意味着我选择信任了一个我并不能彻底了解，也无权完全控制的人。因此朋友之间的信任本质上是无条件的。人们通常都不会像试探爱情一样去反复试探自己的友谊。这进一步意味着友谊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存在性的无条件的承认。在分工日趋抽象的现代社会，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各种身份或者职业剥夺了具体的个性，即便我们只是随意地走在大街上，挤在地铁里，做为个人的存在感也会被“市民”这种无差别的身份体系所淹没。但是朋友以独一无二地方式识别你，他既不会像老板或者上司那样，把你当成完成某项任务的工具，也不会像粉丝或者仰慕者那样，将你视为一个夸张的符号。朋友相处无须戴上各种社会角色的面具，也不必通过任何外在的身份就能肯定彼此的存在，在我看来，人存在的本身即是古人眼中的“善”，——用现在的话来说，即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根本，这也就是为何古人总觉得友谊只存在于好人之间。所谓“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德”就是那些使人看起来更像是人的东西。有些人聚在一起是为了相互吹捧，有的人态度友好是为了引诱别人承认顺从自己，更多的人选择交往对象只是为了获取社会关系，但在真正的朋友眼中，我就是我自己，我们借助友谊回到了自己本真的样子。所以古人常说有真性情的人才值得深交。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各种关于友谊和爱情的传说和故事，就会发现后者通常只有单一的主题，即恋人的热烈和忠贞，但友谊不像爱情那样有固定的模式，比如管鲍之交的故事表达的是信任和赏识，高山流水的故事表现的是知己间的心意相通，祖逖和刘琨的故事是展示的是二人如何互相砥砺，三生石的故事则重在渲染李源和圆观之间深厚的情谊，由此可见友谊是形态各异的。爱情故事往往会存在一个结局：结婚生娃功德圆满或者肝肠寸断黯然诀别。而朋友之间无论是相伴终生还是分道扬镳，都不会产生明确的寓意或特定的结果。这表明友谊本质上可能并不存在深奥的哲学道理或特定的心理模式，它或许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命需求，不仅仅是人和人之间，人和动物之间存在着相互陪伴，甚至在不同种类的两个动物之间，也会出现类似于友谊的友好行为。我们当然有可能从友谊中获取教益或者得到提携帮助，但那些是友谊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其目的，友谊本身就是它自己的目的，如鲁迅所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2018年10月12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