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摘录10 清朝兴亡民国部分

1.其先中西两大文化之成绩，我固未见绌于彼也。晚近一、二世纪以来，彼乃突飞猛进，而我懵然不知。彼我骤相接触，彼好议我为自傲。夫一民族对其固有文化抱一种自傲之情，此乃文化民族之常态，彼我易地则皆然。且彼之来也，其先惟教士舆商人；彼中教义非我所需，彼挟天算、兴地、博物之学以俱来，我纳其天算、兴地、博物之学而拒其教义，此在我为明不为昧。彼不知我自有教义，乃以天主、天国相强聒（guō），如其入非洲之蛮荒然，则固谁为傲者耶？且传教之与经商，自中国人视之，其性质远不伦。经商惟利是图，为中国所素鄙，奈何以经商营利之族，忽传上帝大义？中国人不之信，此情彼乃不知。抑商人以贩鸦片营不规之奸，教士笼络我愚民以扰搰（hú）我之内政，此皆为我所不能忍。而彼则以坚甲利炮压之，又议我为排外，我何能服？且彼中势力所到，亦复使人有不得不排拒之感。与彼中势力相接触而不知所以排拒者，是非洲之黑奴、美洲之红人也。排外而得法者，如亚洲之日本，乃至彼欧之互自相排。知必有以排之而不得其法者，则为中国。

日本小邦浅演，内顾无所有，惕然知惧，急起直追，以效法彼之所为。而我则为自己传统文化所缚，骤不易舍弃其自信。虽亦知外力当排，而终未有所以排之者。自我屡为所败，则强弱即成是非。然此特我衰世敝俗，一时因应之失宜。急起直追，所以孙中山先生有“头彩藏在竹杠梢头”之譬也。

一则清廷以专制积威统治中国，已达二百年，在满洲君臣眼光里，祖法万不可变。【满洲君臣之倾心变法不过求保全满洲部族之地位。令变法而先自削弱其地位，满君臣虽愚不出此。】

二则汉人在此专制积威政体下亦多逐次腐化。当时政府里真读书明理，懂得变法自强之需要与意义者亦少。

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此梁启超语。】

即仅就兵事、外交、洋务等而论，亦复反对之声四起。

【文祥光绪二年疏：“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於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

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於此。”】

3.在此情形下，遂使当时一些所谓关於自强的新事业之创兴，无不迟之又迟而始出现。

举其著者，如铁路之兴筑，同治季年直督李鸿章已数陈其利，竟不果行。光绪初，英人筑淞沪铁路，购回毁废。三年始有商建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六年，刘铭传入觐，力言铁路之利，李鸿章又力赞之，而江督刘坤一以影响民生厘税为言，台官亦合疏反对，诏罢其议。十三年，始造津沽铁路一百七十里。明年，李鸿章唱议自天津接造至通州，朝议骇然，张之洞乃创芦汉干路说调停。后又中辍，直至二十四年始再定议，三十二年全路始成。【沪宁路始于二十九年，京奉路成于三十一年，津浦路成 宣统三年。】

中国则因有二百年来满洲部族政权之横梗作病，使之虽欲急起直追而不可得。其后则激荡益远，于政治革命之后，继之以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于中国内部不断掀起彻底震荡之波澜，而欧洲之科学舆机械，遂终无在中国社会保养，徐徐生长成熟之机会。过激者乃益复推而远之，希望于驱逼中国投入世界革命中求出路，不知社会愈动荡，则科学机械之发展愈受摧抑。而中国社会之所以赶不上近世

文化之阶段者，其惟一概括，只在科学机械方面之落后。道路在近而求之远，歧途亡羊，此之谓也。

4.一个国家，绝非可以一切舍弃其原来历史文化、政教渊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济事。【况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已绵历四、五千年，更无从一旦舍弃以为自新之理。】则当时除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更无比此再好的意见。惜乎当时已届学绝道丧之际，【根本就拿不出所谓“中学”来。】学术之培养舆成熟，非短时间所能期望。学校教育之收效，因此不得不待之十年、二十年之后。

而外患之侵逼日紧，内政之腐败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於是对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此即走上变法图强之根本义。】

晚清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运动，亦可分两节。第一节是戊戌变法，第二节是辛亥革命。二者同为对於当前政治要求一种全部彻底之改革。

惟前者【戊戌变法。】尚容许清王室之存在。待清王室舆满洲部族以及一般旧官僚结合一气，以阻碍此种改革之进行，于是乃有后者【辛亥革命。】续起，连清王室一并推翻。

5.要以内面一个有虚位、无实权的皇帝，和外面一无名义、无权位的不相干人【督办上海官报的康有为。】来指挥操纵全部政治之彻底改造，其事自不可能。

时人或劝康有为：“今科举既废，惟有尽力多设学校，逐求扩充，俟风气渐变，再行一切新政。”【有为弟有溥与人书，亦谓：“伯兄（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力劝伯兄宜速拂衣，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

康谓：“列强瓜分，即在目前，此路如何来得及？”故康氏上皇帝书谓：“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速变、全变，惟有革命。宋神宗、王荆公在熙宁时，尚不能速变、全变，清德宗之强毅有力远不如宋神宗，康有为之位望资历远不如王荆公，如何能速变、全变？康氏所以主张速变、全变者，以谓非此不足救亡。此等意见，亦仍与数十年前人一色。

6.从前是只为自强而变法，现在则只就救亡而变法，均是将变法降成一个手段，没有能分清观点，就变法之本源处逐步走上轨道。【“若不变法则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此等语用以耸人听闻，亦有流弊。若自己真抱此等感觉，则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断不能从容中道，变出一个规模来。正如百孔千疮，内病未去，而遽希富强，其不能走上切实稳健之路，一也。此等意见，不外两病：一则正面对于当时所以必需变法之本原理并无深切认识，又一则对于外面国际形势亦复观察不清。郭嵩焘已言：“西人以通商为义，本无仇害中国之心。五、六十年来，枢府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览人才，悬一‘防堵’之名，莫辨其缓急轻重，一责以防剿。虚求之而虚应之。一转盼间，又悬一‘富强’之名，索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然。”郭氏之言是矣。

7.时（戊戌秋）严复以召对称旨，退草万言书，略谓：“中国积弱，由於内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此所谓目论也。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今之各国谨平权。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校短，其各谋於攻守之术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胜负或异，死伤皆多。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

。使中国一旦自强，则彼将隐销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是以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於古叔、季之世。易为而不能为，其故由於内治不修，积重难反。外患虽急，尚非吾病本之所在。大抵立国建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圆；分民分土、地丑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顾富强必待民之智勇，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磐而後日

进。今西国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年所争竞磨磐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我相角。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则见国势倾危，方且相率自为，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民既不克自为，其事非倡之于上不可。然今日相时审势，而思有所变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

且所变不能久立。又况兴作多端，动靡财力，使为而寡效，积久必致不支。”其言为大臣所嫉，格不达。】

8.以大臣言，智虑气魄足以胜者惟一曾国藩，既已老於兵旅封疆，未能对整个政局一展其抱负。李鸿章继曾而起，智局气量已不如曾，清廷亦从未田健未用之中枢，使有一统筹全局之机会。

事势推荡，遂使康有为以一局外之人，而来发动整个政局之改革，其事固必失败。然就晚清全部历史进程而论，康氏此举，不不啻即为一种在野对於在朝之革命，戊戌政变乃成为辛亥革命之前驱。前後相隔，亦不过十三年之时间而已。

9.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还想挣扎其固有之地位。【所以他们欢迎拳民而排拒新政。拳民排外不变法，于他们地位有利无害。】

庚子、辛丑以后，国家危机日益暴露，而满洲部族政权之权之意识，亦日益鲜明。【因知国政已到不得不变之时，而一变则满洲部族政治已往之地位，必先摇动也。】于是满洲贵族，遂蓄意造成一排汉之中央集权。

10.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体；然在此政权下所长养遗留的种种恶势力，却因旧政权之解体而溃决，有待于逐步收拾与逐步清涤。另一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建另一种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於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

旧政权解体后紧接著的现象，便是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转见抬头，而新力量无法加以统制。袁世凯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帝制自为，康有为又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参加复辟。

政局在此几度动荡中益增其阢隉，而旧的黑暗腐败势力益见猖獗。

此种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活动，大率以各省的军权割据为因依。

辛亥以后的各省军权割据，远则导源于元、明以来行省制度之流弊。

行省制度起于元，而明、清承袭之。此项制度之用意，在利于中央之管辖地方，而并不为地方政治之利于推进。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泼推进，各地俱得欣欣向荣，则中国自来文化传统，本为一大一统的国家，各地方决无生心离叛中央而不乐于推戴之理。故汉、唐盛时，皆无防制地方，存心集权中央之政策。

然行省制度则尚与中央集权不同。行省制实近似于一种变相的封建，乃是一种分权统御制也。元人所谓“行中书省”，即是活动的中书省，即中枢政权之流动分布。其意惟恐一个中央政权不足控驭此广土众民，乃专为蒙古狭义的部族政权而设此制度。

此种制度在平时足以障碍地方政事之推进，而增加地方舆中央之隔阂；而待一旦中央政权削—弱，各行省转易成为反抗中央，分区割据之凭藉。

近则导源于洪、杨以后各省督、抚离心态度之演进。

于是由清末督、抚之变相，而有民国初年之督军。

旧中央既倒覆，新中央又摇动，经过帝制、复辟两事变，此辈乃生心割据。各地军阀，纷纷四起。【历史无必然事变，若使袁世凯能忠心民国，中央政权渐臻稳定，则此等事态，亦可不起，】其时全国各地军队之多，至少当逾二百万以上。

11.代表旧政权之最后恶态者，为此辈军阀之腐化舆恶化。而代表新政权之最先雏形者，则为议会舆政党之纷扰。

革命后之政治理论，厥为民主共和。于是创设国会，用用以代表民意，制定宪法。又组织政党以为议员竞选之准备。然此等皆钞袭欧美成法，于国内实情一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实运用。

直到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而上述两种情况【军阀与党争。】始见摧廓。【以革命的武力来扫荡军阀，以一党专政的理论来停止党争。】

12.在此国家社会继续震荡与不断损伤中，过激思想亦逐步成长。

康有为的“速变、全变”两语，可算是海通以来中国过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标语。

同、光之际，所变在船炮器械。戊戌以后，所变在法律政制。民国以来，则又有“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呼号与活动。

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

文化革命之口号则有“礼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毛厕里”、“废止汉字”、“全盘西化”等。

社会革命则以组织工、农无产阶级攘夺政权，创建苏维埃政府为职志。

以上四步骤，最先为武备革命，牵涉范围最狭。进一步则为政治革命，其对象始徧（biàn）及政治之全部。又进一步则为文化革命，其对象又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中层读书识字之智识分子。更进一步为社会革命，则其对象更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下层工、农大众无产阶级。又武备革命之呼号则曰“自强“，政治革命之呼号则曰“救亡”，文化革命则主推翻中国以往自己传统文化、历史教训，而社会革命更进而主张推翻经济组织，与相随而有之一切文化制度。其意态愈奋昂，其对象愈广廓。而此四步骤，同可以康氏“变”之一字包括之，同可以康氏“全变、速变”之要求说明之也。

政治不安定，则社会一切无出路。社会一切无出路，则过激思想愈易传播流行，愈易趋向极端。要对此加以纠正与遏止，又不知费却国家民族多少元气与精力。

13.三民主义之革命过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仍主以政治领导社会；【“军政”所以推翻旧政权，“训政”则以政治领导社会前进而培植新政权，“宪政”乃为社会新政权之正式成立。】此与偏激的急速主义，专求运用社会力量来做推翻政治工作者不同。【光绪时，于式枚疏：“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维新”与“革命”之辨，正为一由政府领导社会，一由社会推翻政府。其牺牲之大小与收效之多寡，适成反比。惟惜清政府不足语此。然革命要为万不得已，政治苟上轨道，终必经此军政、训政、宪政之三步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