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传播的身体迷思：谁在传播？
身体作为人类根本性物质存在和同一性基础，长期以来不是受到诋毁，就是在身与心、灵与肉的对立中被忽视。身体是个恼人的问题，甚至是危险的禁区。身体被哲学忽视，被道德鄙弃，被伦理规约，被律法囚禁。然而，19世纪中叶开始，身体及身体欲望成为社会文化的合理存在。重视身体，为身体去魅，成为各种理论话语的历史任务。
20世纪新兴的传播学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甚至无视身体。在现代传播的理论体系、行为模式和观念假设中，立足于交流各方身体在场的传播理论几乎成为理论空白。现代传播的各种模式、图式和理论假说中没有一个基于身体在场的交流理论，身体不是被抽象为传者/受者这样的符号化身份，就是被理解为空洞的需要交流的幽灵和僵尸。在享誉西方的《人类交流理论》中，作者没有为身体预留任何位置。人之个体性的差异化身体被等同于生物学上的类概念。身体在“人类”的高度概括中成为传播理论的盲区。
当然，现代传播理论并非不关注身体在场的人际交流，但这种关注依然忽视身体本身。在李特约翰“传播的语境主题”中，“人际关系中的传播”成为其重要内容。但在书中所介绍的各种人际传播学派、模式和假说中，身体都是抽象的存在。虽然它们也注意到交流者身体在场的或隐或显的各种信息，但身体不是在关系中失落，就是在控制和管理中被囚禁。由于传播学理论过于关注理论模式的操作性和实用性，将所有人想象为目标受众。这样，传播理论更像是传播研究的实用手册。
由于现代传播理论对语言学、符号学的依赖和借重，传播学某种意义上已变成语言学的分支：语言/符号如何表征现实传达意义，意义如何被接受和释放。为了提高传播效率，传播理论转向了各种模式、参数和变量的控制管理研究，这样传播理论就成了基于传播实务的语言、符号管理理论，传播学成为语言或符号管理学。这样，传播学就完全与现代文化哲学思潮背道而驰，而这正是现代传播和传播理论的乖戾之处。传播媒介不是口语语词，就是书面化的符号文本。
实际上，这些研究几乎或多或少忽略了在前语言阶段，身体是唯一的交流媒介。
其交流模式为：身体→身体 = 媒介→身体
前语言阶段，信源、信宿和信道三位一体。在身体与身体的接触中，交流完成了。由于没有其他交流媒介和手段，前语言交流就是身体的触摸、抚摩和碰撞。手势、气味、呼吸和声音等都成为交流的媒介。身体在场并全面投入交流过程，身体的各种组织和感官系统都担当着信息-媒介、媒介-信息的双重任务。在这里，身体与媒介同一，身体即媒介，媒介即身体，身体是交流的唯一现实和依据。前语言的身体交流简单、便捷，但正是身体构成了交流的局限。身体只能用简单的耸肩、咕哝、比画和呻吟等有限手段传递信息。无疑，这种以身体为媒介的交流是蹩脚笨拙的。身体有限性和笨重的实存现实成为交流的负担和拖累。
前语言的身体交流并不能满足人类自由交流的梦想，身体总在寻求超越身体和现实事物的秘密方法。以语音音响为特征的口语就是人类找到的最早的替代性交流媒介。于是，交流进入口语化阶段。
2. 身体→语词/身体→身体
第二个阶段来到了口语阶段的交流模式。与前语言阶段身体即媒介的交流方式不同，口语阶段的媒介是语词和身体。身体虽然在场并积极参与交流，但身体在交流中的地位无疑经历了战略性的调整。交流重心开始转移，身体不再与媒介完全同一，而是与媒介发生裂痕、产生分歧，并最终分道扬镳。口语交流中，身体在场，但身体的表情、姿态、动作往往沦为对话的伴随状况。口语部分取代了身体，身体成为语词的伴随状况和补充信息。语词使交流摆脱了现实的拖累，身体因此获得部分解放。交流也超越了原始的简单层面而呈现出新格局。
如果说前语言交流以身体的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和味觉等为基本前提，那么，口语交流则大大增大了听觉的感知比率。前语言交流是身体全面参与的交流，按照麦克卢汉关于冷热媒介的划分，身体无疑是冷媒介。口语阶段，语词媒介的清晰度相对提高。如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口语语词作为新媒介不仅部分截除了身体的功能，还要求身体器官组织新的比率，身体原有的感知平衡被打破。听觉部分压抑了视觉、触觉等，经验由占主导地位的听觉来安排，听觉压制着视觉、触觉等感官的价值。
不过，口语化阶段更富革命性的重大变化在于下列事实：前语言阶段的身体媒介与口语阶段语词媒介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媒介杂交催生了苏格拉底、孔子和耶稣等先贤圣哲。这些古圣先贤既不排斥身体，也不拒绝语词，而是将二者水乳交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上述两阶段中，交流的共同前提是交流者身体的在场。虽然语词使身体部分解放，但交流依然倚重身体。身体在场为交流保留了更多的人格内容和个体特征。“口语词使人的一切感官卷入的程度富有戏剧性”，“我们说话时倾向于对每一种情景作出反映，甚至对我们自己说话的行为本身也用语气和手势作出反映”。在口语阶段，交流摆脱了实存现实的限制，但交流并未截除或完全截除身体，身体有限性依然是交流的桎梏。交流自由的梦想督促人去探索更具超越性的交流媒介和交流方式。身体媒介、语词媒介倏忽即逝，难以追踪。应该找到记录、固化交流内容、交流场景的新媒介。于是，书写文字诞生了，人类从此进入符号传播阶段。
作为替代实存现实的象征性符号是人类传播史上最重要的技术创造。符号不仅摆脱了现实事物的局限，而且超越了身体。符号化传播阶段，身体退隐为传播的终端，传播媒介却逐渐被外在于身体的物质技术和机器设备所取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越来越多样化、精细化。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人的延伸”，像头脑、躯体和四肢一样，媒介成为人体的组成部分。整体上看，符号化阶段的传播方式可用图式3和4表示，它们分别代表20世纪以前的纸质媒介阶段和20世纪开始的电子媒介阶段。
3.（身体）→符号—→媒介—→符号→（身体）
模式3表明了以书写文字为代表的符号化传播模式。具体化的身体将信息编码成特定的符号文本，符号文本以书写文字记录并经由报纸、书籍等物质性载体得到符号化传播，接受者首先接受的是特定符号文本，然后经过选择、过滤、增删，将这些符号加工或还原成特定信息。与口语交流需要身体在场不同，书写符号可以超越身体而传播。身体总会生老病死，符号却永生。一旦思想被符号化，身体就退出传播过程。书写符号不仅超越了现实、摔开了身体，而且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身体速朽证明了符号的不朽。更为重要的是，符号强大的整合功能和组合能力将零碎、分散、随机、流动的信息组织成相对固定的文本。因为“知识的本义并不是注视或证明；知识的本义是阐释”，符号往往包含自己内在的增生机制。这样，书写符号为新一轮的符号创制、组合游戏制订了规则。
在《词与物》中，福柯谈到了符号及符号化的文化意义。他认为相似性是符号化的基石，没有相似性，就没有符号，符号与物之间的相似性使符号成为物的代理，因此，符号体系“逆转了可见物与不可见物的关系”。福柯相信，在符号化的初始阶段，语言符号是物的完全确实和透明的符号。但符号化预示着这样的危险：符号有可能超越与具体的物之相似性，而指向自身。据此，福柯将词与物关系的逆转作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知识型上的根本断裂。最终，符号作为传播媒介就像货币作为流通媒介一样，它只关心自身的增殖空间和增殖潜能，而将其与物的关系通道完全关闭。这样，曾经作为媒介的身体就被搁置了。因为身体既不与符号相关，又不与符号相似。身体在符号的狂欢中被肢解、拆卸。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人体延伸的同时，注意到“人的任何延伸都是‘自我截除’”。作为身体、语词之后的新媒介，符号必然要截除身体和语词。按照麦克卢汉“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的推论，先前的媒介被新媒介兼容并购，且只勉强充当新媒介的内容。这样，身体、语词等就被排除在媒介甚至传播过程之外。
在此，身体与身体的直接联系被割裂，身体在场的交流被符号传播所取代。在《交流的无奈》中，彼得斯的考察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虽然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都轻视甚或不屑于记录性的书写符号，但不管是对话还是撒播都是借助语言的特定符号系统完成的。当交流成为符号化传播以后，身体解放出来。交流既跨越时空界限，也跨越生死分隔。
但符号化传播为人类文明造成一系列道德伦理后果。首先，它打破身体在场的交流民主。符号化传播直接意指着个体的各种符号能力，符号能力的缺失和不足必然影响其参与文化的权利。于是，文化不可避免成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个体化的具体身体不能自然地参与交流过程，个体的交流成本大大提高。传播因其门槛提高而丧失基本的民主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化降低了传播的社会成本，却增加了交流的个体成本。从此，人类文明不过是具有符号能力之身体的符号化操作。由于操作的主观性特征，看似客观公正的文明最终成为人类偏见的展演场。其次，符号化传播阶段，符号完全超越实存现实而创制、排列和组合，包括身体在内的实存现实就摈除在传播之外。这无疑导致了对身体的蔑视，由此，人们羞于谈论身体，忽视身体。超越身体有限性而创制的符号最终将身体扔出交流现场！再次，符号化传播引起道德的沦陷和堕落。由于符号解放并超越了身体，符号化传播就不必对具体身体负责，身体不是在读者、听众等符号中被抽象，就是在大众等群集性概念中被遗忘，超越在具体身体之外的符号就以不可遏制的方式自我繁殖。最终，文化创造服从于符号增殖的内在需要，对社会和文化的贡献也以创制、组合和拼贴符号的多少决定。今天再没有人敢理直气壮地标榜述而不作，孔子道德价值的等级秩序也完全被颠倒。
幸运的是，身体被排除，但身体并没有完全退出交流过程。身体书写的文字符号总是在渺远时空中询唤别的身体。在此，符号总与物、与人类经验保持一定的相关性。在这个阶段，符号虽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性，但这种开放性终止于词与物的具体关系中。
如果说，孔子的言传身教、苏格拉底的辩难和耶稣的现身说法囿于身体的界限而局限于交流中，那么孔门弟子、柏拉图和耶稣门徒则拉开了大规模符号传播的序幕。特别是随着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人类交流就进入规模化传播的大众化阶段。20世纪电子技术的发明不仅推动和加剧了符号化传播的趋势，而且使大众传播显示出各种新特征。
4.（身体）→符号→媒介-符号-媒介→符号→身体
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新媒介，而且衍生出许多新的传播模式。电子传播无疑是符号化传播的完善的和推进。电子传播的传输速度战胜了时间和空间，如麦克卢汉所言，地球正变成一个小小的村落。传输速度和传输手段使符号和符号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与纸质媒介阶段的单一符号形式相比，20世纪各种视觉技术和视觉技巧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无疑使符号形式多样化。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就以敏锐的哲学洞见看到了影像传播的文化潜能和政治学意义。与单纯的文字符号忽视身体或将身体抽象为文字符号不同，以摄影术为基础的视觉技术时时表征着身体。但如果据此认为影像传播意味着身体在现代传播中的回归和再出场，那是没有看清影像的本质。确实，影像表征着身体，但仅此而已。视觉化的影像并非身体的物质性肉身，而是表达了特定观念价值的文化符号，是身体的影像化。
电子传播不仅兼容了此前所有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而且根本改变了人类传播的基本格局。现代传播的各种视觉技巧掩盖了大众传播的本质，也遮蔽了社会政治秩序的不平等。各种视觉技巧似乎将传播拉回到以身体为媒介的前语言阶段，正如本雅明所欢呼的，视觉文化蕴涵着文化民主的丰富潜能，无产阶级由此可以期待人类解放的来临。然而，视觉文化并没有为实现这种潜能提供保障，相反，它与信息传输技术纠结起来，共谋身体和实存现实。在大众传媒甚嚣尘上的当下，“眼睛注定是要看的，并且只是看；耳朵注定是要听的，并且只是听。”铺天盖地的信息以光速传输，身体必然应接不暇。无法对信息作出有效反映，身体干脆调动自身的自我截除机制。因为“任何有机体或结构中的一切有用资源被调动起来之后，就会发生模式逆转的现象。”这种逆转造成了波德里亚所预言的一切后果。
图式4是图式3在电子时代的升级版，电子传播兼容了各种符号形式和传播模式，各种符号形式在不同媒介之间转换传输，传播最终并不为身体或身体的内在要求服务，而是听命于媒介转换和传输的目的。于是，作为原始媒介的身体在一次次转换中被无限延搁，最终被符号剿灭。电子传播的符号网络不仅终结了词与物的关系，而且终结了身体的历史。传播则在符号-媒介-符号内部形成闭合回路。由此，“词独自漫游……词不再是物的标记”。这样，符号自我增殖、自我指涉。符号不再与任何现实事物相联系，身体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证之一。
在电子传播阶段，媒介传输的信息就是符号本身。信息的传输和流动不再简单地经由媒介与身体发生作用，信息首先与其他媒介发生作用，经过媒介间的转载、转换、参照，最终又以符号的形式被接受。但符号化的大众传播并不向身体保证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彼得斯才断言：符号化的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电子传播中，“身体不再拥有无可辩驳的个性象征或人格象征。我们的面孔、行动、声音、思想和互动，已经全部迁移到媒介之中；在没有得到我们允许的情况下，媒介把我们个性的标记撒播开来。交流已经成为脱离人体的东西。”
身体在无所不在的媒介和媒介信息的符号网络中，倾向于自我截除。身体被截除，符号化传播最终找不到终端。今天，撒播式广种薄收依然是大众传播最经典的隐喻。它不仅宣告了身体的危机和死亡，而且宣告了符号暴力的最终胜利。20世纪“大众社会理论中的5个‘A’：异化（alienation）、失范（anomie）、无名（anonymity）、冷漠（apathy）、原子化（atomization）”，无不与大众传播密切相关。在布努艾尔所认定的20世纪四大恶魔中，大众传媒是危害最大、最深的。
媒介技术始于人体延伸的内在要求，“无身体接触而交流的梦想，不仅是茶余饭后的重要话题，而且是技术发明的关键条件之一”。超越身体有限性的要求最终以身体死亡告终。由于符号从创制符号的身体剥离出来，自我指涉，自我繁殖，身体最终成为符号的垃圾场和生产基地；符号堆积最终压跨了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今天，不负责任地传播，隐私权的侵犯，社会整体精神氛围的冷漠，都是规模化符号撒播的文化后果。
其实，麦克卢汉早就预言了身体的悲剧。他说：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身体作为人类交流最初的媒介，总是在历次媒介革命中被悬置。当新媒介成为更新媒介的内容时，身体的命运悲剧似乎也就注定了。如果说书写媒介倾向于身体的分离和专门化，那么整合过往一切媒介形式的电子媒介无疑使身体分裂破碎。然而，专门化总是遮蔽或泯灭了社会良心。于是，波德里亚的“传媒恐惧论”就成为麦克卢汉媒介延伸论合乎逻辑的发展。在波德里亚看来，大众传播所导致的符号内爆（implosions）不仅使整个社会系统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每一种现实都被包容到’符码’（code）和‘仿真’（simulation）的‘超现实’（hyperreality）之中。而主宰我们的是‘仿真’原则而不是过时的现实性原则。”[37]于是，现实成为符号的创造物，身体成为符号的尸体。前语言和口语交流阶段，身体深度卷入交流过程而使身体本身成为冷媒介，历次媒介革命必然增加身体的热度，最终，身体终于不堪电子传播的灼伤，奄奄待毙而退出现代传播的文化视野。
今天，电子媒介倾向于在体外建立一个仿真的中枢神经系统，身体受到强烈刺激而进行拼死的、自杀性的自我截除。身体高烧不退，最后死于肺炎。麦克卢汉曾强调：“热媒介有排斥性，冷媒介有包容性。”就人类传播历史看，冷媒介包容的和热媒介排斥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人类身体。现代传播割裂身体与身体间的联系，但人不能超越身体而存在。于是，身体无所事事，渴望与其他身体接触。这样，即使是以爱欲之名进行的肉体接触，也根本不触及思想和灵魂，普遍的人类爱沦为单纯的肉体快感。
在现代传播撒播式的传播格局中，传播往往只关注符号本身，看重符号操作过程，身体本身被组织成用于交换的符号。于是，身体死亡，符号狂欢。看来，阿多诺等人对大众传媒的观察和批判恰恰颠倒了因果。被动的大众身体不是大众传媒忽视身体的结果，恰好是其原因。不是身体制造符号，而是符号刻写、改造和重塑身体。身体成为符号的展示场所。当身体枯萎腐朽，符号依然鲜亮，人便热中于收藏、保留各种符号文本。作为大脑的排泄物，符号堆积越多，身体的牢笼就愈益牢固。在醉心于收藏、保留符号的同时，人类同样热中于蔑视生命、戕害身体。这样的戕害首先是从对身体的符号指认开始的：肉体、异端、他者、叛徒、犹太人、敌人、女人等。在大众传媒喧嚣躁动的当下，符号已经转化成各种体制化的社会力量抵制、操弄身体，身体被身体的制造物所吞噬和淹没。由于大众传媒并不关注身体及身体的个性化需要，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操作就无所顾及。这恰恰是媒介伦理和媒介道德混乱和丧失的根本原因。
在各种终结、死亡此起彼伏的后现代语境中，回归身体，重估身体在场之交流的文化价值，可能是不无裨益的。当然，回归身体，重估身体价值，并不是鼓吹回到孔子和苏格拉底，也不奢望“人人说话，人人聆听”等虚妄的交流民主，而是希望在大众传播甚嚣尘上的当下，传播实践和传播理论能稍微给人身体一个位置，偶尔回归交流的身体维度。或许，这算是电子传播时代的身体挽歌吧。
作为一篇来自于川大符号学著名学者王彬老师的文章，它可能对许多同学来说稍显晦涩。但是我认为仍然值得一读，原因有两点：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传播中身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它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鲍德里亚和麦克卢汉，以及符号社会的发展史。
我们讲传播，以往很少讲身体这个概念。如文中所说，这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大众媒介在传播中占据主导范式导致的，而且这种大众媒介主要以传送文字的报纸和传送影音的电子媒介为主。传送文字的报纸，它的符号是抽象的，人们在中间看不到活生生的身体；传送影音的电子媒介，看起来是对人的“身体”复原（这也是麦克卢汉鼓吹重新部落化的原因），但是这里的“身体”可以通过各种影像剪辑手段制造出来，它更多扮演的是一种媒介蓄意制造的符号而不是真正的人们交往意愿。因此，我们讲传播学，其实潜意识里是占据媒介/符号本位的，尤其经验主义传播学即便是有限效果论，也仍然是把媒介和符号当作操纵人、影响人的工具，而人的需要，人的本质，实际上是被忽视的。所以人自然在这种传播观中，就是一种媒介内容的“靶子”，最好也不过是个解读信息的“工厂”，除此之外它是无形无特征的。这也是为什么长期我们分析传播学，很少讲“身体”概念的原因。
但是这种对身体分析的缺位，在最近的时间可能会发生改变了。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新媒体的发展，直播与人工智能的出现，直播的互动性让人们感到对方是可感知、可互动的身体，而不是一种非常虚拟的人造物。人工智能的出现，让人的精神“虚拟化”、“数字化”的同时，也让人思考：如果我们是我们的数据，那我们是什么？人如何与这种数字化的环境相处？另一方面，身体其实在文化研究、文学批判、社会学领域的很多研究，也渐渐被传播学所认识。例如女性主义的凝视、福柯的身体的规训等，如果我们说简单一点，就是现在的传播学理论会拥有更多的反思性与人文关怀，不仅仅是为抽象的“传者”、“受众”服务，还应该思考人的价值、人的情感、人的行为，不仅仅是“传播用人”，也是“人用传播”。具体到考题上，就是我们会看到的所谓的“准社交关系”、“社会交往”、“后人类主义”，以及未来可能的“情感传播”、“集体记忆”等进入考题的涉及范围，如果我们对这些完全不了解，那么答题就会变的狭窄。
第二是麦克卢汉和鲍德里亚的媒介观，我们书上谈及它们的时候讲的零散，因此让很多同学不能充分抓住他们对大众媒介批判的核心，也就是说符号的繁衍和虚无化。这里很多同学感觉疑惑，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统一，为什么说符号发展到后期与现实无关了呢？因为符号体系原来是与现实一一对应的，但为了更好的描述现实，出现了一些抽象符号。而随着例如文学、广告学、尤其是大众媒介的发展，这些抽象符号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喧宾夺主。这就好像鞋子广告的发展史，最初小摊位的摊贩叫卖鞋子，叫卖的鞋子是具体的鞋子。后来小摊位发展成了鞋厂，在电视上做广告，广告的鞋子就是抽象的一类“理想中的鞋子”了。那么再到发展成了supreme、NIKE这种大品牌，它们卖鞋子甚至都没有鞋，而是谈文化、谈梦想，甚至直接出一个标签就可以卖高价。这就是符号的发展与现实的脱离，这种脱离往往是为了消费主义、资本主义而服务，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媒介批判里来学习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