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古典艺术遭遇手机文化

世界著名钢琴家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于10月16日登台保利剧院。应音乐家的要求，音乐节组委会发出倡议，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音乐演出期间，请观众临时关闭手机两小时，让音乐会现场杜绝手机铃声和手机摄影，以尊重音乐和艺术家。

前些日子，一位朋友跟我聊起为什么不愿意去电影院看文艺片，因为那里找不到他想要的安静。他举了自己在电影院看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为例：“你说，在影院，你旁边呱唧落座一个二百斤的大胖子（这里没歧视胖子，因为他自己也是二百斤大胖子），咋看是枝裕和？挤得我都快扎他咯吱窝儿里去了。我换了前排的座位，还是不行，一直走神。以后，我不会再在影院看任何是枝裕和，他的电影需要安静，世界就剩下你一个人那种安静。”

这种事情我也感同身受，我们躲进电影院，本来就想在黑暗里走进另外一段人生，逃避现实俩小时，但总有人把你拉进现实的滚滚红尘里。左边的孩子哭了，右边的电话铃响了，前面的观众点亮屏幕刷朋友圈，后面的观众干脆用手机谈起了工作，你的兴致就这样被败掉了。

电影还好，影响的只是周围的观众，但像是音乐会、话剧这类现场表演，这些行为影响的可能就是表演者了。你不仅能败坏观众的兴致，还有可能毁掉一场演出。所以在演出中保持安静，是观众最基本的礼貌。但抛开个人感受再看，人们无法在演出中保持安静，仅仅是因为没素质吗？还是这里面有点什么误会，比如说来自文化上的误会。

我有一个想法，不一定对。我总感觉，我们的文化是一种热闹文化，而来自欧美的高雅艺术则是一种安静文化。想想我们的各种演出，无论是高雅的京剧还是通俗的相声、二人转，好像都不禁止观众喝彩，甚至会喝彩、能互动是资深观众的表现，能踩对了点喝彩，您才是真票友。

这事儿也不仅仅反映在文艺演出领域，在体育赛场上，我们也讲究个热火朝天。这里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乒乓球，按说这种个人项目最需要安静，比如网球裁判的一项工作就是让观众保持安静。然而更需要安静的乒乓球赛场却没有这项传统，赛场上往往锣鼓喧天、齐声呐喊。以至于国家队为了适应赛场气氛，在平时训练时也放录音机，模仿赛场声音。至于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对不起，因为乒乓球完全被中国人所垄断，您只能入乡随俗。

所以当安静的音乐会和话剧表演来到中国，多少就有点水土不服，而中国观众也需要时间来学会安安静静的欣赏演出。说实话欧美的音乐会和歌剧表演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高雅安静，据说莎士比亚活着的时候，小剧场演出跟现在二人转也没啥区别，各种吵吵闹闹，内容也充斥着三俗的段子。只是这些演出渐渐被上流社会所青睐，登上了大雅之堂，这才逐步提高了格调，而观众礼仪也渐渐养成。

除了地域文化差异之外，这些古老的艺术演出也遭遇了现代文化的挑战。而这个现代文化可就不分中外了，这就是手机文化。对于现代人来说，尤其对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来说，手机已经蜕变成我们的一个器官，片刻离开不得。不要说关机了，对很多人来说，手机电量不足都会造成焦虑。而拿手机记录生活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本能。前两年美国大选有个照片很有意思，选民们跟希拉里拍照不是面对她，而是背对她，通过自拍的方式跟希拉里合影，这就是新的文化。

而这样的现代文化也难免就遭遇传统文化，让对方感到受了冒犯。前两年，英国演员“卷福”康伯巴奇在伦敦演话剧，但没演几天，康伯巴奇已深感困扰。现场此起彼伏的闪光灯让他分心，更让他痛心和羞愤，以至于演出结束后，他不得不走出后台，向一大群等候在外的粉丝求助，力劝他们抵制“在剧场用手机拍照、摄像的陋习”。而英国作曲家戴维斯更是将音乐会中让自己手机乱响的观众称之为“艺术恐怖分子”。

所以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入乡随俗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随了谁的俗。我想这就取决于谁的文化更加强势了。比如乒乓球来到中国，就要融入中国的热闹文化，而古典音乐如果想要获得年轻人的青睐，要么你能让年轻人安静下来，要么就只能让自己热闹起来。前些年有个叫“古典辣妹”的乐队，就尝试以热闹的方式拉小提琴。

入乡随俗的力量很强大，有时候你很难抗衡，英国人抱怨我们往威士忌里兑雪碧是暴殄天物，他们怎么不说他们往茶里面兑牛奶和肉桂呢？想到这里，我有点同情那些高雅艺术了，他们要么就只能忍受怎么也劝不住的粗鲁观众，要么就只能继续小众下去，直到慢慢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