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鸿章传记有感

李鸿章在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诸如“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历史课本中所形容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历史课本曾将他定位成一个“卖国求荣”的人。

在李鸿章的时代，欧美陆续完成工业革命，列强的坚船利炮带着他们的自由主义打开世界贸易的航线。早在17世纪，在欧洲，以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为主的现代政治启蒙运动，主权在民、三权分立、法制和自由的思想在欧洲大陆广为传播。1689年英国率先实现资产阶级革命，颁布《权利法案》确立君主立宪制。1787年美国制定和通过他们的第一部宪法，这部最初的美国宪法已将三权分立与制衡、人民主权、限权政府的原则纳入进去。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旧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民众的冲击，“君权神授”等旧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等新思想所取代。托克维尔

1823年李鸿章降生在中国合肥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鸦片战争”前期。李鸿章一路饱受儒学思想教化并籍此顺利进入仕途。彼时，中国以瓷器、茶叶为主要构成的GDP占世界第一，人民生活尚且安定。但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眼中，“中华帝国就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之所以能维持，只是“侥幸出了几位高明的船长，最终会分崩离析、朝不保夕”。果然不久，鸦片战争的爆发应验了这一说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因签订的条约被痛斥，责李者实属鼠目寸光之辈，这也折射出一个没落国家之颓影。

梁启超学贯东西，才华横溢，目光如炬，对世界之状的观察犀利到位，若没有一腔调呕心沥血之爱国热心，是无法谱写出这本大气磅礴，被誉为中国四大传记之一的名传的。

梁启超作为和李鸿章同时代人，虽政见相左，但梁启超不挟私见，持正公允，褒贬有据。将李鸿章与同历史时代的伊藤博文、俾斯麦做了比较，功过是非，自是公论。从这部传记读出了梁启超那个时代文人的气质底蕴和李鸿章一代臣子忍辱负重、鞠躬尽瘁、顾全大局的精神。

“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对于李鸿章这样的非庸常之人，又如何可以用庸众的评价来评定他？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读伟人之书，品非常品味，也借正确的历史观。

“李鸿章，纯臣也”梁启超评论李不学无术，在其位，却不具备其才。恨他在千疮百孔、颓废萎靡的家国面前未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梁说他是“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确如其言，李鸿章曾和戈登讨论何以振兴中国，戈登答：“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而李“瞿然改容，舌挤而不能言。”对李鸿章，君臣纲常就是真理和底线，绝不可越雷池半步。尽管有人把李鸿章称为“东方俾斯麦”，但他真没有铁血宰相的所向披靡之野心。李鸿章自己则称他是“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里，不能挽大厦于将倾”。

李鸿章的一生注定是风云变幻的一生，他的命运随着国事跌宕起伏。他所应对的是“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写到：“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以一人而战一国的悲伤，谁解？李鸿章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遭刺客的枪杀不幸被打中眼眶，医生和随从要取出弹片时他说：“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舍我命而有利于国，吾毫五吝惜”那枚弹头最终停留在他的面部成为他终生的铭记。读到此处，难以自抑地泪流满面，究竟在世人眼里，李鸿章如何做才能算爱国？梁启超说：“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这大概就是英雄相惜吧。

李鸿章是不折不扣的实干家，和他同等地位其他重臣相比，李鸿章身上的实干精神尤为突出。他弃个人功名利禄，以国家利益的大局为重，在愚顽保守、敌视改革的环境中，突破重重阻挠来推动洋务。他开创了江南制造总局和轮船招商局等等一系列的制造业的先河，虽然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现在著名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就是江南制造总局，也算为中国工业化起步积淀了一点基础。

“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是李鸿章一生概括。临终前，他作诗一首，今天的我们读来也不忍潸然，其中凄楚只有当事人自知吧。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