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摘抄2

1567 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海瑞被释出狱。对他 的安排立即成了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一个难题。 他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 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 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 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 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应该怎么分派呢？看来比较 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于是， 在不长的时期内，他历任尚宝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 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官至正四品。这样一个闲曹 自然不能令海瑞满意，因为他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 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这样看来，海瑞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 深奥。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 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以诤谏而名著天 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 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

海瑞的新职一经发表，南直隶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 估计到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 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 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把他的轿 夫由8 人减至4 人。举出这些琐事，就可以证明新巡抚 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在开始的时候借贷双方的贫富程度往 往相去无几，然而当借方由于急需而以这种利率极高的 贷款来饮鸩止渴，在多数的情况下就难于自拔，所抵押 的田产也随即为贷方接管。这种情形在当时已经成为社 会风气。海瑞卷入了大量这样的纷争之中，孤军奋斗， 遂使自己陷于不能自主之境。  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 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 的情形作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 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 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

事情极为分明，戴凤翔所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要 求罢免海瑞的奏疏继续送达御前。吏部根据各种参劾的 奏疏提出意见，说南直隶巡抚海瑞实为“志大才疏”， 应该调任闲曹。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没有人敢 于非议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后他却成了众 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渊阁和吏部还因为海瑞的抗议，对 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后他们却建议皇帝让他去重新担任 不负实际责任的官职。愤愤不平的海瑞终于在1570 年 春天被迫辞职回乡，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 朝之士，皆妇人也”。这种一概骂倒的狷介之气，使他 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

张居正认为海瑞轻率躁进而拒绝援之以 手，使海瑞赋闲家居达15 年之久，一直要到1585 年， 他才被重新起用为南京右金都御史。  对于张居正，批评者认为他峭刻、矫饰而自奉奢侈； 对于海瑞，则称之为奇特、怪僻而执拗。批评者没有看 到他们那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 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尤 其重要的是，如果张居正的措施多少带有变法的意味， 那么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复洪武皇帝拟定的制度，这 些看来似乎是古怪的政令都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 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 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 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 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显而易见，这种财政制度的弊病在于缺乏弹性，不 能适应环境而调整。各府县的税率、税额长期凝固，即 便耕地的收获量增加，其利益也为业主和高利贷者分 润，于国库则无所裨益。在传统经济中的主要成分农业 的税收情形尚且如此，对视为末业的工商业，自然也是 照此办理。  造成这种财政经济上凝固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 持文官制度的统一和协调。。政府中 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 国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 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罅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 人的手里。

海瑞的干预土地所有权， 其伦理上的根据和法律上的是非姑且置之不论，只说他 以个人的力量，只凭以不怕死的诤谏得来的声名作为资 本，而要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动，也就无怪乎不能避 免“志大才疏”的评语了。  使这位好心的巡抚所更加无法理解的，则是农村的 信用贷款不能合理解决的症结。我们的帝国缺乏有效的 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高利贷就无 法避免。 

碎银通货君临于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其“政 绩”自然也不能完美无缺。首先，碎银没有足够数量的 铜币作为辅助，零售业极受限制。其次，这种货币既非 政府的财政机构所统一发行，主管当局就无法作必要的 调节，以伸缩全国货币的流通量。更为普遍的情况乃是 一般富裕的家庭如不放债买田，必将金银埋于地下，或 是制成金银器皿首饰（其方便之处，乃是随时可以复原 为货币）。可是这种趋势，必更促使通货紧缩，使农民 借款更加不易。以上种种因素刺激了高利贷者的活跃， 而追本溯源，却依然要归之于政府的无能。好心的巡抚 想要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财政和经济政策上 的问题，无疑是舍本途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本朝的官僚政治把这种情形视为当然。因为立国以 来的财政制度规定了财政收入由低级单位侧面收受为 原则，无需乎商业机构来作技术上的辅助。地方官所关 心的是他们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能否 按时如额缴解、社会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 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商业 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 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 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背。海瑞在判决疑案时所持 的“与其屈兄，宁屈其弟”等等标准，也显示了他轻视 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系伦理纲常的前提。 

一条鞭法有其简明易行的优点，也多少限制了花样 百出的舞弊营私。但过去按田亩数量而以累进税方式而 分派的各种赋役，此时以平均的方式摊派，本来属于富 户的一部分负担从此即转嫁于贫家小户。这也就是放弃 了理想上的公允，而迁就事实。

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充分表示了为人臣者尽忠 之不易；而他的家庭经历，也恰恰说明了为人子者尽孝 的艰难。但是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的 先儒从来就把人类分成君子和小人，前者具有高尚的道 德教养，后者则近似于禽兽。这种单纯的思想，固然可 以造成许多个人生活中的悲剧，可是也使我们的传统文 化增添了永久的光辉。

他的作品中再三地阐明这种道德上的责任。一个君 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恻隐和义 愤。他看到别人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同时也看到别 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 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 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为农，或 为工，或为商。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 动机。在这一点上，海瑞和创建本朝的洪武皇帝看法完 全一致。

万历皇帝于是亲自作出结论：“海 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 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迁戆，朕已优容。”主管人事的 吏部，对这一场争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海瑞节操 可风，只是近日关于剥皮实草的主张过于偏执，“不协 于公论”，所以不宜让他出任要职，但可以继续保留都 御史的职位。皇帝的朱批同意吏部的建议：“虽当局任 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 令本官照旧供职。”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 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 事时则另有妙法。再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折衷之点而 为公众所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但是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 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准确的 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 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 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 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 他问题而犹豫。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 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 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 平。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 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 局部的成功而已。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 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 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 寇。

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 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 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她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 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 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组 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 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 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 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 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 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戚继光个人的意向如何，他所 组织的新军就不可能不带上个人的色彩，所以人们就恰 如其分地称之为“戚家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新军 在建立30 年之后，仍然还是戚继光的个人部队。这自 然又和文官集团的平衡原则大相凿枘。在文官们的心目 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加 之他又和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 弹劾。

这种严格的纪律固然是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但是 它的残酷性也实在使人不寒而栗。士兵离队小便就会受 到割去耳朵的处罚，而且据传说，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 由于违犯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地处死。这样的严刑峻法 也许已经离开了通常的人情，但是，戚继光的这一治军 方针终于造成了一支坚强的部队，后来他调任蓟辽总 兵，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活，惟独他从南方带来的 3000 名军士能几个小时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一样。

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个12 人的步兵班乃是一个 有机的集体，预定的战术取得成功，全靠各个士兵分工 合作，很少有个人突出的机会。正由于如此，主将戚继 光才不惮其烦地再三申明全队人员密切配合的重要性， 并以一体赏罚来作纪律上的保证。这种战术规定当然也 并非一成不变，在敌情和地形许可的时候，全队可以一 分为二，成为两个横队和敌人拼杀；也可以把两个镋钯 手照旧配置在后面，前面8 个土兵排成横列，长枪手则 分列于藤牌手与狼筅手之间。

这种为个人力量所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使俞大猷 的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相形之下，戚继光的方案就比 较现实。他没有去触动整个的国家体制，而只是脚踏实 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他从1559 年开始 招募了3000 名士兵。两年之后，兵员增加一倍，1562 年更扩大为10000 人。可是他的部队从来也没有一个 后勤司令，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军需处和兵工署。在整个 国家机构之中，也没有委派过向他的部队作后勤供应的 专职人员。他部队中的装备和武器，来源于各府县的分 散供应。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保持武器的质量。在戚继光 的著作中，就明确提到各地所造的鸟铳铳管常有炸裂的 危险，以致使士兵提心吊胆，不敢双手握铳以作精确的 瞄准。有的火炮，铅弹与口径的尺寸不合；有的火炮， 则导火线无法燃点。有鉴于俞大猷的壮志难伸和火器的 实际情况，戚继光所拟订的战术仅仅把火器的应用限制 在有限的范围内。他说：“火器为接敌之前用，不能倚 为主要战具。”在练兵的后期，他规定12 个人的步兵队 配备鸟铳2 枝，一局（相当于一连）的鸟铳手，必定要 有一局的步兵“杀手”协同作战。

所以戚继光 订立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奇特标准，凡属脸色白皙、眼 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摈诸门外。因为这种人几乎 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实属害群之马，一旦交锋， 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还会唆使周围的人一起逃跑，以 便一旦受到审判时可以嫁祸于这些言辞钝拙的伙伴。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还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 过远，更不大事声张。他的部队保留了古老而朴素的农 村作风，有时也和卫所内来自军户的部队并肩作战。 他认为一个士兵如果在作战时把平日所学的武艺用上 10％，可以在格斗中取胜；用上20％，可以以一敌五； 要是用上50％，就可以纵横无敌。在临阵前的两三天，戚继光就要求侦察连每隔两小 时报告一次敌情。他使用的地图用红黑两色绘制，一目 了然；如果有可能，他还让人用泥土塑成地形的模型。 他的部队中备有每月每日日出和日没的时间表，当时虽 然还没有钟表，但他用一串740 个珠子的捻珠作为代 用品，按标准步伐的时间一步移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 的根据。能够作这样精密的考虑，就几乎没有任何因素 不在他的掌握之中。。。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 后本朝即与蒙古人和解，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 验，也没有在军事历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纯粹军 事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是有所遗憾的。 这种营造和防御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备在这样长的 防御线上，归根结底仍由当时的供应制度所迫致。假使 没有这种情形，而戚继光有选择的自由，他一定会毫不 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流动性的战术。

这种松散的组织和军需上的缺乏统一，看来不全是 出于无意识的安排。一个办事效率极高的将领常常会以 自己的意见作为各种问题的总答案，用我们古人的话来 说，就是跋扈专擅；而这样一个将领手握重兵在京畿据 守，也常常造成一个朝代的终结。所以戚继光改进武备 的一切努力，都必然遇到重重的阻碍，其中的绝大部分 来自文官集团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又有历史传统的成例 作为背景。但是很幸运，谭纶和戚继光的意图受到一位中枢重 臣的赏识。此人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的前几个月才出任内阁大学 士，之后还要经过一番周折，才成了本朝第一位政治家。 然而他在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蓟州是最能吸 引他注意力的一个军区。戚继光莅任不久，就发觉他自 己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政治。因为凡是应当安 排的事，都已经由总督和大学士安排妥帖；如果事情连 他们都无法安排，当然也不必多费唇舌。  以大学士的身分，张居正不仅没有权力公然颁发指 令，甚至不能公开讨论制度的改组。他所采用的方式是 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提出建议。。。 张居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损已益人，具有大政治 家的风度；但是仔细研究，却仍是有明有阳，无助于矛 盾的根本解决。那怕是谭、戚二人表现出无以复加的谦 抑，各镇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决不能因此冰消瓦解。因之 内阁愈想公正平衡，旁人看来则在一明一暗之间有亲有 疏，褊袒更多。以后反对张居正的人认为蓟州练兵是他 培植私人的政治资本，也就毫不足怪了。

帝国的官僚政治 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 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

《明史》本传把他和俞大 猷比较，说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也是用委婉的 措辞证明了一个英勇的军人不一定同时就是廉洁的将 领。1584 年戚继光被参劾的理由之中，有一条就是他 在蓟州的账薄业已不知去向。更直接地说，就是没有帐 单可资交代。 但是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遮盖这些事实，就是不 忠实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 的推崇。戚继光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 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情理。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 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 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 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 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戚继光所生活的时 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 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就应该集中管 理。然而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 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 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 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 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 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 路。具体来说，没有文渊阁和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没 有强有力的蓟州军区和戚继光。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 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 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 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 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 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 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 旨。 

张居正死后，廷 臣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之外的一头猛兽，只听 张居正的操纵，别人无法节制。这也正是控诉张居正意 图谋逆的理由：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 造反的能力。所以，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法官追问 张的儿子懋修，为什么他父亲在日，要在夜间派人与戚 帅书面联络，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 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 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