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是一种习惯
更可怕的是，我们常常把“懒得思考”当做万用灵丹，甚至还为此自我开脱，发明一种高级的说法“认真你就输了”。
中国人灵活变通，实用主义至上，因此往往不重视规矩，不重视规则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懒得去制定规矩，制定规矩多费脑子啊，费那些功夫干啥，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所以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就解释了，为何在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定好的规则，以道光皇帝为首的中方会在事后想方设法添加“批注”，希望可以有所变通，更别提那些已经签订了停火协议的地方，地方官员甚至会组织、默许当地游勇去偷袭英方。
而西方是属于那种事前小人，事后君子。一切按照协议来，你再不愿意，只要签订，就只能严格执行了。
中方怕麻烦懒得动脑子是一贯的传统。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开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
中方也有严格执行的时候，就是万事“一刀切”，这一刀可谓执行得非常严谨严格，滴水不漏。什么？摩托车偷盗猖獗？好，全市禁行摩托车。什么？大妈跳广场舞太吵？好，这块公园从此严禁跳广场舞。高校太多游客影响正常教学？好，高校从此严禁校外人员出入……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但是从来没有人会去研究和分析，从而制定出具体的政策，他们只会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扔掉。比如说，摩托车犯罪，是否有数据可以分析是哪个区的犯罪多，有何特征？是否根据相应的条件增配警力？是否研究一些专门针对摩托车犯罪的措施，以便增加摩托车犯罪的难度？一刀切倒是方便政府了，陪葬的是民众使用交通工具的权利。
当然，不妨再走远点，排除一部分的极端犯罪分子、天生犯罪狂人外，我们也许能发现大部分发生在城乡结合部的犯罪，源头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追根究底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家靠近中大，绿化程度很高的校园自然是我们遛娃的首选之地，然而中大的门是越来越难进，除非你说你是去里面对外营业餐厅的吃饭（给学校创收倒是欢迎的），并且还要具体提供预留的台号。
而反观国外，基本上高校都是对外开放，毕竟是公共财政建成的，纳税人都有权享受。不过，具体到中国的情况的确很复杂，中国，人、太、多、了！而且素质堪忧。
那怎么办，还是万用丹管用：禁止校外人员出入。
说到底，还是懒。说好的勤劳善良的民族呢？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勤劳善良”中勤劳，指的是体力劳动，要论吃苦劳作，我们的确很牛，华人能吃苦，几乎成了全球人的共识。但是我们的懒，在于脑子懒，一个懒得思考，并且习惯成自然的民族。正是因为体力上能吃苦，所以才能容忍脑子懒——君不见所有那些解放劳动力的机器设备，都是洋人发明的？洗衣机洗碗机扫地机，洋人们就是懒得身体上懒得干活，才脑子灵活发明机器解放身体嘛。
（以下节选自FT张茹淇的文章： 高校大门应该怎么开？——重谈高校的门禁制度）
高等院校是提供公共服务、履行公共职能、实现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从世界大多数国家来看，公立高校大都享有一定的公共职能。在法国，公立高校属于“公益公立机构”，即必须在特定范围内提供一种或多种公共服务；在德国，公立高校被称为“公营造物”，需持续为社会公共目的服务，德国之所以用公营造物的概念，是用来区别于那些由政府机关设立并行使公共服务职能的组织。日本和台湾对公立高校的定位也同德国类似。在英国，公立高校被定位于公共机构，享有相应的行政权能。
我国内地的高校以公立院校为主，一大部分经费来源于税收，因而理应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例如：允许外来人员游览校园、参加学术活动、使用体育设施等。高校管理者以及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意识到高校是一种公共资源，每一个纳税人在不破坏校园环境和秩序的前提下都有权利用这种公共资源。
一位北大同学表示，在北大实行严格的门禁政策前，曾发生过好几起校园安全事故。在面对校园安全隐患、外来人员对校园秩序的冲击等问题上，中国高校选择了实行门禁政策，以限制社会人士进入校园。这种做法虽然对校园秩序和校园安全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定作用，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大学的公共属性。
同样面对安全问题，欧美高校则在全校范围内建立了完备的校园警察机构。美国建立校园警察机构的举措，源于1903年，因耶鲁大学娼妓成灾而建。到1968年，美国高校内部普遍设立了校园警察机构。美国对校园警察的素质要求很高，录用程序也十分严格。学校警察主要来源于高校毕业生、退役警察和退役军官，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此外，在职警察每年都必须到业务中心接受专业训练并进行考试，考试不合格者将被淘汰。欧美大部分高校除了配备训练有素的校园警察外，校园内每隔一小段都会设立报警亭，方便学生在遇到危险时及时报警。
美国天普大学因所在区域的整体治安情况欠佳，校园附近的持刀抢劫案时有发生，为保障学生安全，校方专门配备了警车以护送学生上下学。在天普大学留学的王伟表示，“我们学校的警车是全天候护送学生上下学的，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拨打警车电话，他们会立即赶过来”。
而中国高校简单粗暴的门禁制度下，滋生出的却是“黄牛”的猖獗。
针对北大、清华校门口“黄牛”群体的非法行为，笔者采访了这两所高校的保安。当笔者询问他们是否知道校门口有“黄牛”时，他们坦言知道此事，但“管不了”。清华的门卫告诉笔者，清华校门口有便衣警察逮捕“黄牛”，这些便衣警察并非校警而是本地的警察。有趣的是，“黄牛”们正是在距便衣警察不远处大张旗鼓地拉客，当笔者问道他们是否知道附近有“抓黄牛”的便衣警察时，得到的答案令人诧异，他们不仅知道附近有便衣警察的存在，而且随手向笔者指了指不远处的那群人，称“我们知道他们是警察，都是中国人嘛，大家都互相留个面子，”而不远处的便衣警察，正若无其事地在手机上打游戏，仿佛心照不宣。笔者走进询问他们便衣警察是否存在时，他们坦言“我们就是。”
大学校门的敞开与否，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譬如：校园面积、对游客的吸引度、校园内部环境和周边环境等，不能一刀切式地高喊敞开或者关闭。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剑桥大学的管理模式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我们借鉴。
剑桥大学共包括31个学院，其中大多数学院对公众开放，只是开放程度略有不同，还有些学院干脆不开放。各个学院的开放程度可分为以下几个等级：全天开放的，如纽汉姆学院、悉尼苏塞克斯学院和圣凯瑟琳学院；每天分时段开放的占绝大数，一般都集中于上午9时到下午5时的区间内，诸如菲茨威廉学院、格顿学院等，除此之外还有每天开放时间不同的、周六日不开放的学院；有较少的几个学院是收费才可以参观的，如著名的三一学院；有部分学院通常情况下不对外开放，如露西卡文迪什学院。此外，剑桥大学还对外开放九个博物馆及馆藏物品。
笔者尝试给出一些初步的解决方法，比如我们可以对校园面积、游客数量、游客经常涉足的区域等进行统计，效仿英国剑桥大学的管理制度，对校园进行分区管理：有些区域完全开放，有些区域分时段开放，对于那些科研重地则完全封闭。
此外，校园内可以增设报警系统和保安，对外来游客进行管理，如若发现游客有不文明行为，立即罚款并拉入高校访问的黑名单，只要该游客在某一所高校曾有过不文明行为，那么他会同时失去参观全国任意一所高校的权利。至于校门口的“黄牛”，应增派校园警察严厉打击这种非法行为，也要制定一些奖励措施欢迎游客们的举报。
校园的开放与否问题，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它需要管理者制定一系列严密的制度，并将其细化到每一个具体方面，而不是单纯给大门加上一道关卡。例如，我们可以禁止大妈们在上课期间跳广场舞，但不能因为大妈跳广场舞就关闭学校操场；面对校园安全问题，我们要健全校园安保制度，而非关闭校门。如果不能真正地从制度上加以反思，再多花里胡哨的措施也是治标不治本，我们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也只能是梦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