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卢梭和他的“血手”

作者赵林｜原载《开放时代》2001年12期

从卢梭这个蛰伏着的躯壳中伸出来的两只血淋淋的螯夹就是罗伯斯庇尔和康德。他们两人一个在政治领域中把令人敬畏的国王押上了断头台，另一个在思想领域中把令人敬畏的上帝送上了绞刑架。

让-雅克·卢梭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在坎坷人生中所表现出来 的不可抗拒的心灵力量和激越澎湃的思想热情，不仅成为十九世纪西欧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 的重要源泉，而且也成为现代社会中所有敏感心灵的永恒的精神家园。他的影响深深地渗透 到他以后一切时代的精神生活中，尤其是在充满了愤世嫉俗和躁动不安的焦虑情结的现代人 眼里，卢梭已经成为一种以真挚的情感和内在的良知来超越平庸的世俗生活及种种丑恶的社 会现象的楷模和象征。

卢梭的思想是他的人生经历的缩影和升华形态，他人格中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巨大魅力，正是通过他的著作而发挥作用的。这些著作如同一只只神奇的手臂，搅动着他身后的现实生活，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和近代社会中各种激进的政治、文化主张，并且造就了一大批惊天地、泣鬼神的时代英雄。海涅曾经形象地比喻："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手而 已，一只从时代的母胎中取出一个躯体的血手，但这个躯体的灵魂却是卢梭创造的。"（注：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00页。）不 仅是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拿破仑等政治英雄，而且还包括康德、歌德、席勒、夏多布 里安、拜伦、托尔斯泰等文化英雄，也都是从卢梭那里汲取最初的精神动力和创造灵感的， 都是卢梭这同一个"灵魂"藉以杀死专制制度的国王和形式主义的上帝的一只只"血手"。 这个在莱芒湖畔和巴黎郊外漫步遐思的忧郁的精灵，这个羞怯、沉静、与世隔绝的孤独隐遁 者，他身上却蕴涵着如此可怕的思想冲击波。他那平静的遐思一旦经过革命的加速器的震荡 和放大，立即就成为令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栗的恐怖主义的愤怒呐喊。卢梭的不散阴魂正是通 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新爱洛绮丝》等作品 而成为抚慰旧时代伤痛的不朽的安魂曲，并且通过罗伯斯庇尔等一只只"血手"而转化为振 奋新时代激情的浑雄壮丽的交响乐。

卢梭的思想是沉静恬美的，同时也是嶙峋诡谲的。它看上去充满了脉脉的温情，然而在那表面的潺潺细流下面，却蕴藏着惊心动魄的聚变能量。伏尔泰等人的社会批判只不过是一些嘻笑怒骂，尽管犀利无情，却始终带着一种法国式的浅薄。卢梭的社会批判则具有一种深沉的内在力量，它一旦爆发出来，将会导致一种灾难性的破坏效果。这一点已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断头台和恐怖主义。而且这种恐怖主义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它在广义的文化领域中也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卢梭思想中不仅产生了罗伯斯庇尔式的猛烈狂暴的激情恐怖主义，而且也产生了康德式的不露声色的理性恐怖主义。

从卢梭这个蛰伏着的躯壳中伸出来的两只血淋淋的螯夹就是罗伯斯庇尔和康德。他们两人一个在政治领域中把令人敬畏的国王押上了断头台，另一个在思想领域中把令人敬畏的上帝送上了绞刑架。

罗伯斯庇尔是卢梭的忠实信徒，他把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当作实践卢梭思想的舞台，用血腥的断头台来推行卢梭的社会改革方案。这个来自于阿腊斯的贫穷而聪明的青年律师，他登上权力宝座的唯一依凭就是从卢梭那里吸取的社会平等思想和恐怖主义激情。卢梭是罗伯斯庇尔的先知，罗伯斯庇尔完全按照卢梭的道德理想来建构雅各宾共和国。对卢梭持贬抑态度的卡莱尔在谈到卢梭对法国革命产生的影响时说道："法国革命在卢梭身上找到了它的福 音书的作者。他关于文明生活的不幸，文明前的原始生活的完美性等等的半谵妄性的思索， 有助于在法国普遍产生一种谵妄……而他对统治者的做法，显然是把他们许多人送上断头台 。"（注：《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06页。）而从卢梭的乌托邦式的理论到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就是罗伯斯庇 尔。罗伯斯庇尔和他的雅各宾派同伴们不仅要消除政治上的不平等，而且还要消除经济上的 不平等；他们不仅要把国王和贵族送上断头台，甚至还要把利润和货币送上断头台。罗伯斯 庇尔像卢梭一样把美德确立为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则和共和国的灵魂，并且骇人听闻地将美德 与恐怖联系在一起。他公然宣称："没有美德，恐怖就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美德就显得无 力。恐怖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从而它是美德的表现。"（注：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与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76页。）卢梭思想中所包含的 激情主义在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那里被发展到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然而卢梭思想的真正 内涵却被这些法国革命家们忽略了。当罗伯斯庇尔仿照卢梭的社会理想来营建空中楼阁式的 平等共和国时，他仅仅是以法国人的方式片面地夸大了卢梭思想的诡异怪诞的形式。这就是 崇尚激情和喜爱标新立异的法国人的典型风格！他们对一切新奇思想的模仿始终都停留在形 式方面，而且还往往给这种模仿涂上了一层既疯狂偏激又优美雅致的奇妙色彩，正如他们在 进行生死相搏的决斗时还忘不了以优雅的姿态向旁观的妇女们脱帽致意一样。

罗伯斯庇尔一面毫不手软地把大批王党分子和嫌疑犯送上断头台，另一方面则坚持在恐怖主义的气氛中举行优美温馨的宗教仪式，他甚至诱使国民公会颁布了一个崇拜"太上主宰" 和信仰灵魂不灭的法令。与十八世纪法国上流社会和知识阶层中时髦的无神论思想相反，罗 伯斯庇尔是一个卢梭式的有神论者，他曾明确地强调："无神论是贵族的。一个最高之主的 思想本质上是人民的思想，这个主是守护着被压迫的无罪的人并惩罚那耀武扬威的罪恶的。 "（注：转引自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0页。）当押解王党份子的囚车辚辚地穿过巴黎繁华的大街时，罗伯斯庇尔却率领着一支游行队 伍，高举鲜花和麦穗，来到马斯广场举行赞美最高之主的盛大节日。这个一手高擎恐怖主义 的血腥之剑、一手高举美德和信仰的妍丽之花的"民主独裁者"（这个词本身就表示了一种 内在的矛盾，这个矛盾恰恰就产生于卢梭的政治思想），最终也死在他自己大力推崇的断头 台上。这种悲剧性的结局正好说明：卢梭思想所具有的那种激情主义的形式，如果被发展到 极端，不仅会摧毁一切对手，而且也会摧毁激情主义自身。

如果说罗伯斯庇尔只是接触到了卢梭思想的皮毛，那么康德则是真正地领悟到了卢梭思想的真谛。与浅薄浮华的法国人不同，深刻而晦涩的德国人往往能够一下子就抓住事物的本质。与罗伯斯庇尔这个昙花一现的政治弄潮儿恰成鲜明的对照，康德一辈子在德国的一个小镇哥尼斯堡过着像时钟一样有规律的平静生活，然而在这个表面上沉静的哲学家的理论中所阐发出来的恐怖主义，却要比在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上所表现出来的恐怖主义更加恐怖。海涅写道："说实话，和我们德国人比起来你们法国人是温顺的和有节制的。你们至多只能杀死 一个国王，而且这人在你们砍掉他的头以前早已失去头脑了。而这时你们还必须如此敲锣打 鼓，高声呐喊，手舞足蹈，以至于使这件事震撼了整个世界。如果人们把罗伯斯庇尔和康德 相比较，那么，人们对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确给予了过多的荣誉……康德这人的表 面生活和他那种破坏性的、震撼世界的思想是多么惊人的对比！如果哥尼斯堡的市民预感到 这种思想的全部意义，那么，他们面对这人时所感到的惊恐当真会远远超过面临一个刽子手 ，面临一个只能杀人的刽子手--然而这些善良的人们却不过把他看作一个哲学教授，当他 按既定时刻漫步走过来的时候，他们友好地向他招呼、并用他来对他们的怀表。"（注：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01-102页。）

如果说卢梭通过罗伯斯庇尔这只"政治血手"把法国人引向了社会革命，那么他则通过康 德这只"思想血手"把德国人引向了哲学批判。康德在思想领域中所达到的革命性结论，远 远超过了罗伯斯庇尔在政治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罗伯斯庇尔仅仅破坏了一个王国，杀死了 一个国王；康德则不仅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完成了对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上帝的全面清 算，而且还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树立起一个崭新的道德上帝的无上权威。杀死一个人 是容易的，而杀死一种精神（上帝）却需要更大的勇气。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杀死了腐朽的旧 精神之后，还能够积极地去创建一种生气勃勃的新精神，这一点只有康德做到了。当康德这 样做时，他的思想源泉就是卢梭，正如当罗伯斯庇尔毫不容情地对波旁王朝进行摧毁时，他 的激情源泉就是卢梭一样。

据康德的传记作者所述，在康德的那间简朴而素雅的书房里，唯一的一件装饰品就是挂在墙壁上的卢梭肖像。康德对卢梭的仰慕之情，从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中就可见一斑：平日里严守时刻、在每天下午三点半钟准时出外散步的康德（哥尼斯堡的居民以康德出门散步的时间来校对他们的钟表），有一次竟然破天荒地打破了这个惯例，原因是他被正在阅读的《爱弥儿》深深地吸引住了，以至于忘记了散步的时间。

康德自己承认，对于他的生活和思想来说，有两个人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这就是牛顿和卢梭。康德说："在前人只看到一片混乱和毫无关联之差异的地方，牛顿破天荒地觉察出秩序 和守常是高度简捷地结合在一起。有了牛顿以后，慧星才沿着几何轨道运行。而在人类天性 呈现的种种形式背后，则是卢梭第一次发现了被深深隐匿了的人类本质，和那深藏起来的、 可以通过对它的观察来证明天意的法则。"（注：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1-22页。）牛顿对康德的影响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前半生 ，在内容上主要表现在康德的知识论和《纯粹理性批判》中（在这里还有休谟的影响）；卢梭 的影响则主要集中在康德的后半生，并典型地表现在康德的道德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 康德表示，正是卢梭的思想使他从纯粹知识的形而上学迷梦中惊醒过来，使他看到了人的价 值："我自以为爱好探求真理，我感到一种对知识的贪婪渴求，一种对推动知识进展的不倦 热情，以及对每个进步的心满意足。我一度认为，这一切足以给人类带来荣光，由此我鄙 夷那班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性，而 且 假如我不是相信这种见解能够有助于所有其他人去确立人权的话，我便应把自己看得比普通 劳工还不如。"（注：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页。）（本文由微信公众号“慧田哲学”推送）这种对人性的尊重，使得康德把实践理性置于比理论理性更高的地位上， 把道德看作比知识更重要的领域。

一辈子过着平静而机械的生活的康德，从表面上看来与疯狂孤癖的卢梭有着天壤之别，然而二者在内在气质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把人的价值当作自己关心的核心问题，都推崇一种动机论的道德观，并且终生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实践这种道德观。区别仅仅在于，卢梭以一种外在性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当他发现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社会所奉行的原则格格不入时，他就索性彻底地退出社会，去过一种离群索居的隐遁生活，以自己乖戾的生活方式与整个社会相抗衡。康德则以一种内在性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他对社会的批判虽然始终停留在他的哲学中，但是却比卢梭的批判更深刻、更彻底。与卢梭的愤世嫉俗的偏激行为方式不同，康德仅仅在思想中保持着一种卓立不群的姿态，他的隐遁是思想的隐遁。卢梭只有在偏僻的乡间、在宁静的大自然中才能得到心灵的慰藉，康德则可以在散发着刺鼻的庸俗气息的德国市民社会中保持思想的平静。当卢梭感到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时，他就禁不住要大喊大叫，以一种狂躁激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正义感。因此，尽管卢梭平时宛如一个绰约的处子一样充满了温柔之情，但是当他被激怒时，常常像一个粗野的渔妇一样肆无忌惮地咒骂。而当康德面对着不尽人意的现实社会时，他始终在行动方面保持着一种教养有素的绅士风度，但是他对这个社会所依凭的精神原则的批判却要更加入木三分。当康德以一个谦谦君子的面貌出现在哥尼斯堡的居民面前时，当他彬彬有礼地向林荫小道两旁的行人脱帽致敬时，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这个谦和友好的哲学家头脑中涌动着的思想内容是多么地令人恐怖，他对他们世代奉行的精神原则的批判是多么地残酷无情！康德行为上的怯懦与思想上的激进之间的巨大反差，恰恰表现了德国人的典型特征，正如卢梭在行为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性典型地表现了法国人的特点一样（尽管卢梭是日内瓦人，但他却长期生活在法国，而且他的母亲也是法国人的后裔）。

当法国人产生了一种时髦的思想时，他们一定要把这种思想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法国人素来喜欢为思想寻求一种外在的和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而当德国人产生了一种新思想时，他们往往更愿意让这种思想保持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因此思想通常并不把德国人引向行动，而是把他们引向哲学（特别是在十八、十九世纪，这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思想嬗变的结果，在法国表现为政治革命和文学革命，在德国表现为哲学批判和宗教改革。就此而言，德国人虽然在实践方面远远不如法国人那样勇敢和激进，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却比法国人深刻得多。

卢梭的平民主义思想在十八世纪末叶以来的西方政治生活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然而他的道德思想、宗教思想以及美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却要更加深刻和广泛得多。卢梭这名字是直接与西欧近代浪漫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的，这场气势磅礴的文化运动，正是从卢梭那里找到了冲击古典主义大堤的最初精神动力。正如从卢梭这个"灵魂"里伸出来的两只"血手"中， 康德在恐怖主义方面要比罗伯斯庇尔更彻底、更深刻一样，在卢梭的历史影响中，他的浪漫 主义也要比他的平民主义更加意义深远。如果说卢梭的政治思想影响了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政 治模式（即平民专政和极权主义），那么他的道德、宗教、美学思想则开创了整整一个时代（ 即浪漫主义时代）。十九世纪的一切伟大的文化巨人都是站在卢梭的肩膀上的，他们都曾经 或多或少地为卢梭的浪漫主义激情所驱动。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卢梭的历史影响远远超 过了伏尔泰、狄德罗等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巨人。 当这位巨人傲然兀立时，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加高大；然而，当这位巨人一旦疯狂起 来时，他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