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艾什诺兹：文学肖像

让·艾什诺兹（1947- ）

2017年11月29日到2018年3月5日，蓬皮杜艺术中心为一位法国当代小说家举办了展览，这是该中心第一次将整个展览献给一位在世的小说家。此前，荣誉只属于那些逝去的作家，2013年展览的主角是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2014年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①。主题公布前，人们纷纷猜测花落谁家，两位当代小说家浮出了水面：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和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在法国人看来，在世的小说家中最有资格在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展览的也就这两位诺奖得主了。可当结果最终公布，所有人都惊讶了。蓬皮杜艺术中心选择了更为年轻、知名度更低的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一位仅拿过龚古尔文学奖（凭借1999年的《我走了》）的小说家。

让·艾什诺兹是谁？凭什么获得此次展览的资格？可能还得从法国“新小说”（Nouveau Roman）谈起。上世纪40、50年代，风云变幻的法国文坛席卷了一股革新的旋风，以阿兰·罗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娜塔丽·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克洛德·西蒙、米歇尔·布托尔（Michel Butor）等为代表（包括游离这个群体的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家群起反对十九世纪以来统治法国文坛的现实主义风格，从人物、主题、情节等各方面对小说进行了彻底的革新。虽然到80年代，“新小说”走入颓势。但随着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赢得1984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后迅速成为当年畅销书，和克洛德·西蒙在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新小说”终于获得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认可，赢得了绝对性胜利。

“新小说”成员在午夜出版社门前合影

在此背景下，一批青年小说家在70、80年代初登上法国文坛，在“新小说”前辈们开拓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他们既继承了“新小说”的部分遗产，同时又反对他们，反对也即超越。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些与“新小说”作家同在午夜出版社（Les Editions de Minuit）出版作品的青年小说家，因为在创作中表现出相似的“极简主义”（Minimalisme）倾向被归到一类——人们用“新的一代”、“新新小说”（Nouveau Nouveau Roman）②来称呼他们，以示与“新小说”的区别。成员包括让·艾什诺兹，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埃里克・舍维拉尔（Eric Chevillard）、弗朗索瓦·邦（Francois Bon）、玛丽·恩迪亚耶（Marie NDiaye）等。在这批“午夜”青年小说家中，让·艾什诺兹是最具天赋、也是最为重要的代表。

让·艾什诺兹，1947年12月26日出生于法国奥兰治（Orange）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父亲是一家精神病医院的医生，艾什诺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医院度过。母亲教会他读书，家里丰富的藏书为小艾什诺兹的文学口味打下了基础。艾什诺兹最早的阅读兴趣不乏像“丁丁”之类的漫画，这显然没有让父母特别满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读物不光彩③。在读过狄更斯的小说后，艾什诺兹逐渐对漫画之类幽默又有戏剧性的东西失去兴趣。他开始按着自己的兴趣来选择阅读的书籍，很早便读了现代主义的两部杰作《尤利西斯》和《在火山下》。对于普鲁斯特，艾什诺兹一开始权属随意乱翻，后来才从头至尾完整读完。最钟爱福楼拜，在书架上，关于福楼拜的书排满了一列，各种版本的小说和研究著作都有。

蓬皮杜展览：Jean Echenoz, roman, rotor, stator

在埃克斯普罗旺斯的学校（ la fac d’Aix-en-Provence），艾什诺兹选择了社会学和人类学，而不是文学。原因或许是，艾什诺兹对诸如“比较《情感教育》和《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之类的学究式研究嗤之以鼻④。现在看来这个明智选择，不过让我们丢失了一位文学教授（理论家、批评家……）罢了，却因此多了一位既懂社会又懂人类的伟大作家。如果仔细阅读艾什诺兹的小说，可以发现他在小说中行使着类似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角色，这不能说与他曾经接受的教育无关。每一次写作，艾什诺兹都像从对当代社会的“田野调查”中归来，为读者带回了玲琅满目的物品。

1970年，23岁的艾什诺兹来到巴黎，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这座”文学世界共和国”的首都。初到巴黎的艾什诺兹具体做过什么来养家糊口，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人道报（L’Humanite）和法新社（l’AFP）工作过一段时间。或许有感于记者工作养不活自己，艾什诺兹从1975年开始在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和索邦大学（ La Sorbonne）听课，这次他选择了看起来更有前景的土木工程（génie civil ）。下一年，他的儿子热罗姆（Jérôme Echenoz）出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命中注定，儿子的名字竟然与他即将相遇的人生伯乐（Jérôme Lindon）同名。

年轻时的艾什诺兹

这位前土木工程系的学生后来缘何开始写作， 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个谜。在《热罗姆兰东》这本书中，艾什诺兹回忆了自己写完第一部小说《格林威治子午线》后陷入的窘境：“我将稿子复印了二十几份，这花了我不少钱，应该说我当时已身无分文”，“我说过，我身无分文，也没有一点挣钱的活儿”⑤。既然如此，艾什诺兹理应去找一个挣钱的工作才是。但也许伟大的作家都有内在的使命，冥冥中有个声音引导他们去从事写作。 “如果我不是作家，我无法想象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⑥。于是，艾什诺兹开始了这件“最让他兴奋的事”⑦——写作。

艾什诺兹将学过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仅作为创作滋养来接受，土木工程也以某种隐秘的影响留在了艾什诺兹的创作中。艾什诺兹的小说并没有表现出后现代作品典型的特征：由碎片化的段落拼贴而成，即便他的小说出现了炫目的碎片，但那只是为了表征人处身于发达工业社会陷入的感知困境。艾什诺兹以某种精巧的结构来建构他的小说，“我必须有一根轴，一根足够坚固的导线，足够柔韧以便留出空隙7。”正如Sophie Deramond指出的，艾什诺兹的写作“揭示了文学可以与建筑保持关系”⑧。

热罗姆·兰东和艾什诺兹

与热罗姆·兰东（Jérôme Lindon）的相遇，成为艾什诺兹人生的转折点。兰东当时是午夜出版社的社长，午夜出版社因为出版“新小说”派作家的作品在法国文学界享有盛誉。在第一部小说手稿接连被其他出版社拒绝后，艾什诺兹“没抱任何幻想”地将其投给了午夜出版社——“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出版人，那就太棒了。如果这个出版人能是热罗姆兰东，那当然就更好了，但别做梦了吧。这家出版社太严肃，太严厉，太严格了，属于文学风格类型，对我而言太好了，甚至就不用费心去尝试了”⑨——热罗姆·兰东对这位刚出道的青年小说家表现出由衷的兴趣，于是促成了艾什诺兹第一部小说《格林威治子午线》的诞生。

两人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兰东去世，艾什诺兹为这段“奇遇”写了一本感人的小书——《热罗姆·兰东》（2001）。1980年，艾什诺兹为Robert Pansard-Besson的电影《粉色和白色》（ Le Rose et le Blanc）写作剧本，这是艾什诺兹不多几次与电影的美妙相遇，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插曲，却反映出艾什诺兹与电影的亲密关系（这将反映在小说中）。像在小说中那样，艾什诺兹喜欢这种方式的“离题”。2001年，艾什诺兹参加Bayard Editions召起的《圣经》重译工作，与Pierre Deterge 一同翻译《撒母耳记》（Samuel ）， 成果最后收录伽利玛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的“folio”丛书。这段经历是否触发了艾什诺兹写作名人传记的兴趣，我们不得而知。至少从《弹钢琴》（2002）和之后的“传奇故事”三部曲”来看，影响还是明显的：四部作品均是人物传记类的小说。

《切罗基》1983，梅迪西斯文学奖

1983年，艾什诺兹的第二本小说《切罗基》为他在评论界赢得压倒性胜利，获得当年的“梅迪西斯文学奖”（Prix Médicis）。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出征马来亚》（1986）、《被占用的土地》（1988）、《湖》（1989）、《我们仨》（1992）、《高大的金发女郎》（1995）、《一年》（1997）。这些作品广泛挪用侦探小说、冒险小说、间谍小说、科幻小说、流浪汉小说等小说的母体和套路，再用极简主义手法将其包装为精致的艺术品。

1999年的《我走了》获得了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Le Prix Goncourt），迅速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弹钢琴》（2002）之后，艾什诺兹继续开拓新的写作系列，三本被他称为“传奇故事”（romanesque）的小说诞生了——《拉威尔》（2006）、《跑》（2008）和《电光》（2010），分别以法国印象派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捷克斯洛伐克长跑运动员埃米尔·扎托佩克（Emil Zátopek）、塞尔维亚裔美籍发明家、电机工程师尼古拉·特斯拉 (Nikola Tesla)为原型。

莫迪亚诺和艾什诺兹

2012年，艾什诺兹将自己的第14本小说命名为《14》⑩出版，这个数字也可以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份（1914年），因为《14》是一本写一战的战争小说。艾什诺兹又改变了写作方向？在侦探小说、冒险小说、间谍小说、科幻小说、流浪汉小说、传记小说等之后，又要开始新的旅程？从2016年出版的最新作品《女特派员》来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这本小说又回归了间谍小说的路数。回归起点？很好，我们将继续期待艾什诺兹之后的作品。

① 当然，这两个选择的纪念意义非常明显，因为2013年和2014年分别是西蒙和杜拉斯诞辰100周年。2017年选择艾什诺兹为展览主角是否因为正好是他诞辰70周年？不无这种可能。②

② 西方人似乎更喜欢用“极简主义”这个词来指称“新小说”后法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倾向，中国人更喜欢“新新小说”，表示“新小说”之后更“新”。

③ «J’étais abonné à « Tintin », mais cela ne plaisait pas trop à mes parents.C'était un genre qui n'avait pas ses lettres de noblesse. »https://www.lesechos.fr/17/11/2017/LesEchosWeekEnd/00099-012-ECWE_pourquoi-echenoz-.htm

④ https://www.lesechos.fr/17/11/2017/LesEchosWeekEnd/00099-012-ECWE_pourquoi-echenoz-.htm

⑤、⑨ 让·艾什诺兹. 热罗姆·兰东，陈莉、杜莉 译. 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

⑥ «Je n'ose imaginer ce que je serais devenu si je n'avais pas été écrivain. »https://www.lesechos.fr/17/11/2017/LesEchosWeekEnd/00099-012-ECWE_pourquoi-echenoz-.htm

⑧ Deramond, Sophie. Minimalisme et spatialité chez Jean Echenoz. Presses Sorbonne Nouvelle, 2012,P93-101.

⑩《14》之前，艾什诺兹在午夜出版社已经出版14部作品，但因为《热罗姆·兰东》是回忆散文，并不是小说，因此算起来，《14》确实是他的第14本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