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之殇：一位皇帝与一个民族的困境

“即使当他受到命运的沉重打击时，依然以一定程度的优雅和尊严应对苦难，对那些境遇比他悲惨的人表示同情，并尽量避免将罪责归咎于他人。即使他有时表现出痛苦和消沉，那也是人之常情。”在《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结语》部分，著名汉学家伊沛霞写下了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中国学者会这样评价宋徽宗。

评价宋徽宗不是件容易事。在艺术上，他才华逼人，无愧为“天下一人”；在治国上，他又如此无能，给自己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很难将如此极端的两个特征，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叙事策略：将宋徽宗简单化。

关于宋徽宗的记载很多，却真假难辨。人们为他创造出各种标签：李后主的转世灵童、用一万名少女采阴补阳的好色之徒、被蔡京等奸臣骗得团团转的傻瓜、横征暴敛以供个人享乐的昏君……

简单化的优点是可以回避深层追问，以免引起内心不安；而缺点是，在反复涂抹下，宋徽宗越来越像脸谱，而不像具体的人。

如果不能从人的角度来了解宋徽宗，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明白靖康之耻的真实原因，只能用“君王不可多才”“亲贤臣，远小人”“适度野蛮，警惕文弱”等口号自我麻醉，当下一次悲剧到来时，依然束手无策。

不能不钦佩于伊沛霞的努力，在《宋徽宗》这本近600页的巨著中，她始终聚焦于人，她带着读者超越了愤怒、遗憾、惋惜、嘲讽等简单情绪，让我们看到：宋徽宗所面对的，是一个他无法挣脱的困境，这困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一千年的中国历史。

他的一生并非命中注定

南宋赵溍在《养疴漫笔》中，记下这样一个传说：

一次，宋神宗（宋徽宗的父亲）至秘书省，看到李后主画像，为其相貌雅致再三兴叹。当晚，后宫陈妃子生下一男孩，即后来的宋徽宗。宋徽宗出生时，宋神宗恰好梦到李后主来见他。

赵溍写道：“（宋徽宗）文采风流，过李（后）主百倍。”

在宋人笔记中，类似记录常见，它暗示着：宋徽宗并非凡人，他的悲剧早已注定，人力无法挽回。这解决了人们心中的困惑：北宋文明如此辉煌，当时又是国力的巅峰期，为何会惨败于野蛮的金国？

南宋周密在《齐东野语》中照抄了这段传说，并加上更多悬念：宋徽宗是第二天上午才出生的，正赶上五月初五，属“恶日”，命中克父。宋神宗因此对他极为厌恶，不久便将其遣送出宫。经此处理，“一切都是命运”的意味陡升。

在正史中，宋徽宗的生日是十月初十，许多人认为此处有篡改。但伊沛霞发现，宋徽宗的哥哥赵泌生于同年七月，宋徽宗不可能早于此。况且，避开不吉利的生日数字，完全可改成五月初八等，没必要挪到5个月后。

事实上，宋徽宗早年并无任何神奇之处。作为宋神宗第十一子，在持“立长不立贤”的宋代，宋徽宗绝无继位可能，何况他还是庶出。

和其他皇子一样，宋徽宗潜心艺术，以示绝无野心。在北宋皇族中，宋徽宗并非唯一的高手。宋徽宗写诗的成就一般，他自己更喜欢蔡京的书法。

如果不是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早逝，刚17岁、从未受过治国训练的宋徽宗发表过有利于“守旧派”的言论，且该派正在朝中得势，宋徽宗很难成为皇帝。

宋徽宗登基后，常将自己的书画赏给臣子，其才华方能被后世看到，而皇室其他高手的书画因外界难见，终遭尘埋。

左右宋徽宗沉浮的是概率，而非命运。

为何突然倒向“变法派”

宋徽宗登基后，遭遇巨大挑战：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宋代党争激化，绵延30年，“变法派”与“守旧派”势同水火。

宋代重文治，君相共治天下，不擅杀大臣；君臣对答，臣子无需下跪。可皇权自我约束后，绅权却趁机扩大，以致无法被有效监督。士大夫们彼此勾结，党争遂生。

党争的特点是只对人、不对事。即使彼此观点相同，一方上位，另一方必除之而后快，且不择手段：宋代臣子抨击对手时，满口仁义道德，却经常偷换概念、炮制假数据、颠倒事实，且肆意侮辱对方人格。

宋代皇帝们努力营造了一个斯文的大环境，却未能建立起相应的制度与文化，使斯文变成一种纵容。

宋徽宗上位后，重用“守旧派”，又很快倒向“变法派”。

不难理解宋徽宗的选择：看当时“守旧派”大臣们的上书，过于咄咄逼人、不容异己，他们在治国上无具体办法，只会空喊道德口号。相比之下，“变法派”强调事功，挤压了绅权，有利于皇权扩张。

作为书法家，宋徽宗遍收名帖，偏偏不收苏轼的。

虽倒向“变法派”，宋徽宗却未打压“保守派”，还曾两度将蔡京贬官。显然，宋徽宗未被蔡京“迷惑”，他努力保持两派平衡，以防止皇权被架空。

最辉煌时最危险

如果不是金兵南下，宋徽宗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

在宋徽宗治理下，商业迅速发展，政府税收大大提升。面对严重冒犯他的奏章，宋徽宗很少意气用事。他在四方面取得政绩：

其一，推动文化艺术发展，在他的支持下，涌现出大量艺术精品，至今让人惊叹。

其二，在全国设立官学。

其三，增进社会福利，为病人、无家可归者提供帮助，但只在都城汴梁得到落实。

其四，重视技术，宋徽宗与苏颂、李诫、梁师成等技术人才往来密切。这与宋徽宗本人喜欢钻研技术有关，他的画便建立在准确、细致的观察上，从不回避所谓“匠气”，与后来的“文人画”完全不同。

虽远不如欧洲君主骄奢，但宋徽宗在后期确有贪图享乐的问题。

一方面，传统儒家政治想象力不足，认为君主能让民众生活富足、社会治安较好、私德较好、文教兴盛，即为满分，无需承担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推动社会进步等负责。故宋徽宗找不到更高的执政目标。

另一方面，宋徽宗缺乏独立的信息渠道，欧洲君主定期与王室游猎，以沟通信息。儒家则反对君主游猎，希望他们在深宫中忍受枯燥的生活。宋徽宗擅艺术，恰好可打发时间，使他长期被大臣们包围，听不到民众的声音，最终被大臣们把持。

宋徽宗始终没意识到北宋政治存在结构性风险，他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人性总会向往斯文

金兵攻陷汴梁并非偶发事件，此前契丹也曾攻陷汴梁，灭亡了后晋。

汴梁是当时南北航运的命脉，经济价值、军事价值突出，但无险可守。宋代绅权扩张后，导致责任体系松懈，整体效率下降。北宋一度用政府支出的七八成养兵，却未能有效提升战斗力。

王安石变法后，局面虽有好转，但涉及制度的内容不多，反而扩大了结构性风险。从结果看，变法渐成增加税收、压榨百姓之举，未能沉淀为国家实力。且宋廷在对西夏作战、与金结盟、与金作战中，决策失误频频。

城破之日，宋钦宗被迫去金营投降。开封城中，人们集中在皇城南门外，等待他们的皇帝（此时宋徽宗已退位）归来，至晚方散。第二天，他们又聚集在南门外，在雪中等待，看到宋钦宗归来时，人们欢呼喧腾，奔走相告。

很少有人记录下这一场面，也很少有人深入思考过其中的原因。他们是被统治者，他们对宋廷的积弱也不满意，亡国之时，为什么他们不去皇宫抢点东西，宁愿忍受风雪，苦等皇帝归来呢？

在皇权专制下，民众常常被忽略，可他们本能地知道，哪个皇帝对自己更好，他们期待雄主，却又眷恋文弱的皇帝。毕竟人性总是向往斯文的，虽然斯文不能遮风挡雨，但它能给人以自尊，能让人得到生而为人不可让渡的那些东西。

他始终是一位斯文的人

失败后的宋徽宗保持了自己的风度，他主动到金营，愿以自己为人质，换取宋钦宗的自由。

宋徽宗32名子女中，30名被俘，连同后妃和宫女、皇族成员、大臣，共约1.5万人被掳往北方，近半数人死在路上。宋徽宗的弟弟燕王饿死后，被匆匆火化，在余下的旅程中，宋徽宗始终抱着他的骨灰盒。被掳3年后，5600多名宗室只剩500多人。

宋徽宗努力帮助一同被俘的臣子，至少在口头上，他多次承认，应对亡国负全责。

宋徽宗忍受了巨大的屈辱，史料只记录了他12个女儿的下落，有的嫁给金国皇帝，有的嫁给金国贵族，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成为妾氏。

在生命的最后9年，宋徽宗依然温文尔雅，对身边的人“无论大小，未尝名呼”（古人名字只能父母呼用，其他人不能呼用）。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是中国历史中的斯文顶峰，体现在宋代君主们基本坚守了文明的底线，即：懂得自我约束，对臣民保持温和态度，在文艺上有突出才华，特别重视教育，即使在最苦难时，也能显现出人性的光辉。

遗憾的是，宋徽宗式的斯文却遭遇了惨痛的失败，这在我们民族的心中留下了巨大伤痕：斯文是无效的，不如选择粗鲁。

等待超越的“宋徽宗困境”

近700年后，当马戛尔尼来到中国时，他震惊地看到：“一群聚集在运河岸的人中，有的登上一艘旧船的高船尾，不幸，船尾不堪负重破裂，这些人随沉船落入水里，此时正值使臣的船驶过。尽管当地有许多舟船行驶，却没有人去救在水里挣扎的人。人们甚至像不知道发生了意外，漂浮在沉船木块上孩童的呼救声也未引起注意。”

斯文渐行渐远，这凄惨的一幕让人更深理解陈寅恪先生“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的含义。

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

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

宋徽宗晚年写了上千首诗，因遭诬告，他将它们全部焚毁，这首诗侥幸地留了下来，从中不难读出一个不同的、充满人味的宋徽宗。

像大多数人一样，宋徽宗也是复杂的，他由多个面相拼合而成。也许他能做得更好，但他注定无法逃脱时代对他的塑造——在不需要斯文的世界中，拥有斯文即是罪过。太多后人不愿承认、不愿看到这一点，于是将宋徽宗污名化，让他来承担全部责任。

然而，不论怎样遮蔽，却无法阻挡历史学家的慧眼。《宋徽宗》揭出了真问题：如何才能让斯文变成一种力量，而非灾难的诱因？如何才能让斯文落地，让悲剧不再重演？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更深入的思考、更漫长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