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停滞在原始时代
提要：中国人还处在“前逻辑思维”思维时代。无逻辑、缺乏理性，是中国落后的主因。
一，中国人的脑子还在原始时代
原始思维是一种幼稚无知和野蛮的思维模式。如进化论学派代表弗雷泽认为人类思维经历了“巫术一宗教一科学”三个阶段，原始思维仍停留在最低级的巫术阶段。社会学派代表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一书中称原始思维是“前逻辑思维”，倾向于认为世间万物存在着神秘的联系，即受到“互渗律”的影响。
1.中国无逻辑思维
孔子是儒，儒就是今天的婚丧嫁娶的司仪，后来孔子精通了算命，准确律达70%。我说孔子是巫师的最终目的，就是论证中国人有一种算命意识=算命心理+算命思维。算命先生口不离阴阳五行、生辰八字；而阴阳五行就是中医基础，其他的如看风水也是如此。算命心理和算命思维在中国人中是普遍存在。譬如，给孩子取名字或找个对象，都要找算命先生合八字，免得五行相克。而中国人算命思维还是原始人的阴阳辩证法。我昨天已经证明“阴阳”辩证法违反了概念划分的逻辑规则，也违反了分解整体的规则，完全是异想天开。
原始思维是前逻辑思维，没有同一律和不矛盾律，因此对自己话语中自相矛盾的陈述完全不关心，也可以说是熟视无睹。遗憾的是，当代中国人依然沿袭之。如，文革刚唱完《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马上就唱《东方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可见，国人没有确立不矛盾律的逻辑。类似的例子还有：国际会议上提倡“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的自由选择”，在国内却禁止“网议”，自选荡然无存。这种情况，就是大脑里没有确立同一律的逻辑。
2，囫囵吞枣的模糊思维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感性强，理性弱，是一种原始的感性思维或形象思维。这是因为象形汉字导致了国人感性思维。中国人的思维一直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特点是模糊性——概念是模糊的，判断是含糊的，对事物的认识也是混沌的。思维模糊，就很难清晰地认识世界——概念模糊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和诡辩术留下了空隙，也不可能讨论清楚任何问题。轻视概念是不可能对范畴产生兴趣，也不可能上升为抽象的逻辑思维。
“国学大师”季羡林胡说：“西人善分析，国人善综合”。这大师居然不知道分析是相对于综合而言的，没有分析哪儿来的综合？分析乃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之第一步，要认识某个事物或现象，其前提就是把它先尽可能地拆开，分解为一个个单元或一个个的步骤，再研究每个单元或步骤的作用或效应，以及彼此之间的作用，然后再把它们拼装起来，得出对总体的认识。这就是认识的必经途径，不先把事物拆开，就绝无可能认识到它的本质。换言之，认识事物的必经过程就是“先分解后合成”，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国人就是不懂，以至于季羡林“大师”要发出“巨婴“级别的昏话。不但“季大师”不懂，中国的老祖宗也根本不懂，所以才会发明出中医这种典型的“整体思维”的玩意。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模模糊糊地走过来的，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不能用正确的方法思考问题。因此，中国主流思维模式注重直觉体会，粗略地认识思维对象；仅满足于对经验的大致总结及对事物粗浅描述，缺乏精确分析。
道家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集中代表，道家就是心中无数的糊涂虫。因为方块汉字和文言文太难学了，所以，导致了中国人对“至简”数千年的渴望。“大道至简”，道粉说，越简单越好。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也就是说越少越好，“无”最好，他的道就是“无”。这是毫无数学思维的混沌思维，漏洞百出。如，病人吃药，必须达到剂量，少了治不了病，多了把人弄坏。哲学上说是要把握“度”，绝不会是越少越好，越简越好。老子哲学适合于懒人、无赖、强盗。譬如，喊“狼来了”骗人，一二次可以成功，多了就无人理睬了。幽王峰火戏诸候，仅成功1次。盗窃，少可能得手，多就难成功。老子的“哲学”既没有“度”也没有“量”，全是诡辩。可见，中国人的“至简”追求导致国人思维懒惰（只有诗歌思维，没有数理逻辑思维），走捷径（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而践踏道德底线，破坏法治……
3，诗性思维（跳跃性的联想）实乃原始思维
早在19世纪，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就认为原始人对世界的反应是一种独特的、富于诗意的、是生来就有的“诗性的智慧”，指导他对周围的环境作出反应，并把这些反应变成隐喻、象征和神话等“形而上学”的形式。
中国古代文化几乎都是诗。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三字经、弟子规、唐诗、宋词……全是诗性语言，模糊不清，没有逻辑。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就是说，“不学诗经的跳跃式联想思维方法，就没有悟性，就无法在社会上说话。”中国人对任何事情都是采取一种情感态度，包括CCTV的新闻联播，新闻联播里面动不动就是移情，有时候是滥情，好像不是在播新闻，而是在播一首顺口溜，播一首韵文、对偶句、抒情诗，没有客观的、科学的语言。刘勰早就讲到过中国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你登山的时候，你的情充满了山峦；观海的时候，你的意就是在海中体现出来。所以，中国是一个诗化的国度，这诗不是古希腊的史诗，而是“诗言志”的抒情诗。唐朝开科取士，你诗做得好就可以当官；因为诗做得好，就可以讲出一番打动人心的道理来，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导民化俗。朝廷不是以法治国，而是是以德治国，以情治国，因为中国人的德就是情啊。
诗性思维，又称原始思维，意指人类儿童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其特征为主客不分，运用想象力将主观情感过渡到到客观事物上，使客观事物成为主观情感的载体，从而创造出一个心物融合的“天人合一”的主体境界。
列维·布留尔把诗性思维的心物融合的思维方式称为“互渗律”思维。原始人认为“万物有灵论”：一切存在物、人工制品都有神秘的力量，这神秘力量可通过接触、传染、转移等活动对其他存在物产生渗透作用。互渗即相互作用，譬如：写作中的“情景交融”，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都是这种互渗式的巫术思维的产物。巫术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是相似律（顺势巫术）——相似的事物就是相同的事物；所以，有“吃啥补啥”的食疗理论。第二个是接触律——人一经接触某物的部分物，就会获得该物的本领。所以，就有吃屎喝尿的中医。
国人的思维就是巫术诗性思维，把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天人对应”的手段硬扯到一起。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就是把毫不相干的事硬扯到一起。这种乱比思维的特点就是跳跃式的联想，如“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种乱比思维起源于《周易》。《周易》是本算命书，算命的“比”没有任何原则约束，完全是天马行空，像说相声般的随意。当人类大脑被“算命的乱比思维”占领了后，人类唯一可靠的“形式逻辑思维”便无立足之地。譬如：《本草纲目》记载，鱼骨头卡住了喉咙，把渔网烧成灰，服之，有效。理由是，渔网克鱼，渔网灰克鱼骨头。中毉认为：知了声音嘹亮，所以嗓音哑了，中医让病人吃蝉蜕。其实，知了无嗓门，那是腹部抖动发出的声音，所以，吃了知了壳，也治不了病。夜明砂是蝙蝠屎，中医用它亮病人的眼睛；因为蝙蝠夜行被认为眼特亮。其实，蝙蝠是瞎子，靠超声波导航。整个中医全是臆想，没有逻辑。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没有语法学、逻辑学，都是19世纪引进的。连语法、逻辑都没有的民族，就是非理性的半野蛮民族。说什么“东方理性”，完全是自我贴金。
诗性思维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诗歌思维导致中国人言行两极性跳跃，缺乏理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情绪跌宕起伏，行为忽左忽右。邓晓芒说：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讲逻辑，不讲理，只讲情绪，只讲诗性精神，明清两朝虽然有考据之学，但大都只限于文字音韵考证，基本上没有从逻辑思路方面来分析，所以即使讲学理，也很弱。
二，先进的数理逻辑思维
古希腊诗歌发达，荷马史诗是人类诗歌之顶峰，古希腊的戏剧、美术、体育都是世界第一。希腊航海强化了几何与天文学的知识，频繁的交易强化了数字思维，专业性的手工制作强化了机械思维，在广阔的市场上与陌生人之间发生复杂的利益往来和冲突，强化了人们的契约与法律意识。由此，古希腊产生了数理逻辑思维，文明成果累累：毕达哥拉斯定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生物学，托勒密的宇宙学，欧几里德几何学，阿基米德杠杆原理浮体定理……
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上丰富多彩事物本身并不是本质，它背后抽象而纯粹的数字和形式才是本质；万物表面事物这么复杂，但实质很简单，就是：1，2，3，4，5，6，7，8，9，10，以及点、线、面。毕达哥拉斯认为：上帝是个伟大的工程师，整个宇宙都存在着数的和谐，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最高规律。各天体之间距离的数的比例关系构成整个天体的和谐；人体内湿和干、冷和热、苦和甜之间适当的比例使人健康。他们相信依靠数学可使灵魂升华，与上帝融为一体。此后，对宇宙的数学计算成为希腊社会的文化内核。而中国的数学原始得多，比如说，中国的勾股定律只是现实经验之上的一种猜测，而毕达哥拉斯定理则是严密逻辑推理形成的体系。中国有祖冲之圆周率之类的的算术，可是理论数学、几何学几乎没有，一些孤立的发现构不成理论体系。
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将毕达哥拉斯主义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作了更全面的升华，奠定了希腊文化的思维方式基础，也成为今天人类理性思维的基础。这种思维相信：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表象并非根本，它背后的理念、规律、规则和蓝图才是至关重要的。譬如：做房子，中国人想到的是木头、砖块等材料，这些东西是基本的，至于设计样式则是附带的形式。而在西方人看来，设计房子的图纸起决定作用，它才是整座房子的根本。可见，希腊文化不重视人的感觉到了的物质材料，而非常重视理性思维、抽象理念所掌握的规律。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到阿基米德的力学，均指明了具体掌握自然万物规律的方法，由斯多葛学派到罗马法，进一步以这种思维来规范社会制度体系。
中国的“万物归一”的虚无的“道”导致民众一盘散沙。在中国，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扩大了的家族组织。家国同构的“国家”不为古希腊人承认为国家。在西方，社会的原子是个人，而不是家族；家族组织不能支配社会组织。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任何思想家曾提出过类似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那种“原子论”的思想。黑格尔曾指出，古代哲学中的原子论，是以古典政治中的个人主义原子论为原型的。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历来排斥个人主义而崇尚集体主义。儒家思想是将人看作“群”和“类”的存在，每个个人只有在满足了“群”的道德角色要求后，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此理，根本无“人权”的萌芽。
西方的万物归于一神或者万物由无数的原子构成的观念是一种多元的均衡观，其在神学上的表现是三位一体，其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三权分立，其在社会上的表现是陪审团制度，等等。因此，可以断定：毕达哥拉斯的多元均衡的几何思想推动了古希腊的民主发展。
罗素说：“用数学解释一切”是西方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毕达哥拉斯学派居功至伟。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深远，体现在：1.阿那克西曼德认为：组成宇宙的各种力量是相互平等和对称的，任何自然力量都不能占据和支配一切，自然界的最高权力只属于均衡法则。连雅典人聚会的广场都按照几何比例来构建的。2.柏拉图学园有一规定：不懂几何学者莫入。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包括柏拉图，正是在数的原则的指引下形成了“正义”理念。正义是一个内部均等的数，而内部均等的数是一个平方数；平方数是一个完美的和谐。一个国家只要部分间的均等而被区分出来，它就是正义的，正义就是维护这种平等。3.亚里士多德强调正义是正当的比例关系即多元均衡，显然受到了美感比例关系即“黄金分割率”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爱的比例”无法量化为具体的数值，但是他的思维方式无疑是具有量化倾向。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说：“几何学对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影响一直是深远的。它影响了柏拉图、康德等大部分西方哲学家。《独立宣言》（从人人平等推出了革命的正义性）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其本身便脱胎于欧几里德的公理体系模式。18世纪天赋人权的学说，就是一种在政治方面追求欧几里德式的公理体系。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是经验的，但它的形式却完全是欧几里德的公理体系模式。”他接着说：“我相信，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西方宗教哲学的特征”。这里“数学方法”就是思维的形式正义——形式逻辑的方法。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发展壮大，与资本主义的精髓——合理计算是分不开的。
希腊人的思维方式虽然在古代社会里还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就随着希腊与罗马社会的衰落而沉寂了。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因子一直存活着，并且渗透进了基督教神学里，虽然这种理性思维被神学体系的信仰外壳紧紧地包裹着，但它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的进化而释放。近代大学的产生让它一步步从神学中独立出来，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形成更给它广阔的生存空间。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从自然生态之外的矿物中解决了大规模生产需要的动力和原料，大批量的生产复制可以机械化。近几十年来电子自动化、信息化的普及，更实现人工智能对自然的全面控制。今天，人类几乎完全回到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世界，脑子里的观念就可以支配现实，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反过来，一切现实都能由简单的数字支配。同时，这种理性思维还导致了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普遍的契约和法制规范着人们的交往行为，整合了全社会的自由意志和创造力，实现了人类的高度自觉与自律。这就是西方文明席卷全球的全部奥妙。
三，民主首先是逻辑思维的普及
民主首先是一种文化，即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主是以言论自由、逻辑思维为基础的说理文化。经济学诺奖得主森说：“民主制度是与公众议事和互动说理密切相关的。”“民主即让公众讲道理”（《惯于争鸣的印度人》）。辩论是民主社会重要特征，选举、开议会、法庭辩论等都要辩论，不会辩论的的人是难以从政，更难成为政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所以，学会理性辩论是进入民主社会的关键一步。
柏拉图指出：政治家的首要素质就是要懂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最基本的统治技术。西方中世纪强调逻辑教育，逻辑知识的普及为西方的法庭辩论与民主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西方率先建立先进的人权民主制度理所当然。
中国人从来不会理性争论。儒家的教学就是灌输，死记硬背，没有正反方的辩论过程，所以，中国文人们不懂理性辩论，只会类比推理、无限瞎想、胡搅蛮缠。专制社会需要愚民，愚民象砖头一样，好统治，政权容易“长治久安”，统治者需要的是在政治层面聋哑瞎的臣民。所以，先秦诸子是反对“争”的，他们不仅反对社会竞争，而且反对学术争鸣，主张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定于一”的孟子骂墨家是应该被灭被吃“禽兽”，墨子鼓吹“上同”，最后到商鞅、李斯禁书焚书愚民。因此，说中国历史上有“百家争鸣”，那不是事实，因为一旦他们相互争论，必然出现杀人，如子产杀了教人法庭辩论的律师邓析，孔子杀了能言善辩的少正卯。
古希腊也有因争鸣而杀苏格拉底的例子，那是个案。古希腊公民大会和公民陪审法庭熏陶了社会辩论的风气，文人即智者们开设学校专门教人辩论术和修辞学，而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论式教学培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世界级的大师。正是在反对辩证法的诡辩过程中，诞生了逻辑学。最初的形式逻辑，是为了反击诡辩派颠倒是非，找到社会的正义标准。
在柏拉图对话录中记录许许多多智者的辩论，他们讨论法律、道德、国家及其正义等广泛的问题。孔子在《论语》中对喜欢辩论者都是给予谴责和贬低的。《孟子》一书记录了他与国君的对话，其话题就是稳定问题，是巫术政工师做报告，谈不上辩论。《庄子》记载他与惠施争论“鱼快乐”，结果庄子答非所问，我是站在壕边知道鱼快乐的。这是诡辩，比“两小儿辩太阳之远近”的层次还低。“两小儿辩太阳之远近”难到了孔子。可见，华人辩智的愚笨！
现代中国人娇气得不如古人，惠施与庄子经常相互指责，人家依然是好朋友。现代中国人啊，你批评他一下或批判了他的崇拜者，就要人“全家死光”或者充满敌人意识的恶毒叫嚷，真是人心不古。中国人最爱面子，你驳他的观点等于驳了他的面子，会耿耿于怀一辈子，哪里能合作搞民主呢？
中国一直没有逻辑学，连语法学都没有，还是19世纪引进的。没有逻辑理性，就是非理性。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断言：“所有亚洲的政治思想都无不缺少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方法相匹敌的思想方法，并且也确实缺少理性概念。”所谓理性，就是超越具体的事物，以普遍性、抽象性、平等性的原理来观察分析世界万象。中国长期在非理性的统治下，中国人的理性就不可能成长成熟。非理性民族不是野蛮民族，就是半开化民族。醒醒吧，中国人，向理性迈进，深入领会形式逻辑的精神，才会有光明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