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缥缃流彩——上海图书馆藏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馆藏精品文献展

借纸 2018-11-03 18:35:26

又是一次千里追展

早上7点北京南站G5出发，中午就能在上图看展啦。

展出目录

之前听说不能拍照，准备了一个小本本，派上了用场。

可以理解，都拿相机拍走了，那么贵的图录卖谁去？😝

其实网上已经不少介绍了，抄一些网上找不到的资料就行。有钱买图录也行。

看展专用放大镜，可以看到修补细节。

修旧如旧，两米以外看不出，拿近细看须留痕迹。（杜老师曾经说过）

遇到一位老师在给学生讲解，蹭听了几个，收获颇丰。

下午的讲座要网上提前约的，不知道啊，踩着点儿去，现场约，站着听的。

上图听讲座是要预约的，预约通道在“上图讲座”网页上有。

http://www.jiangzuo.org/jznews

这个通道比用微信预订的人少，机会多一些，但是也要提前，会有预订截止时间的。

门口领本小册子，集合了墙上那些介绍。

以下是从网上及朋友处收集的资料备用。

护帙篇（体现各种书籍装潢样式）清代藏书家孙从添《藏书纪要》第五则“装订”有言：“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民国藏书家叶德辉《藏书十约》第三则“装潢”也强调说：“装订不在华丽，但取坚致整齐。”由此可知，保护书帙自是装订的第一要义。中华古代典籍，举凡佛经、碑帖、尺牍、书本，类别繁复，其装订之法，虽源远流长、样式各异，要不出卷轴、经折、册页、蝴蝶装、线装诸则，皆有保护书帙的功用，然装订仅仅为装潢的一个步骤而已。传世图书，有新制、旧传之别，新制之书，用意在传布，装潢以实用为尚，旧传之本，目的在典藏，则装潢别有讲究。概略言之，重装古书，一要鉴别旧本真伪，二要厘定旧本序次，三要补苴旧本缺漏，四要修复旧本破损，五要修饰旧本面目，以彰显藏本价值，所以并非简单的掇拾补缀，而是藏书家与装潢师共同惨淡经营的一项工作，在材料、设计、工艺等方面无不精益求精。而成功的重装，不仅最能反映工匠的技艺，更能体现藏家的品位，以及对古书的护惜之心，似此，方得称之为装潢艺术。

镇馆之宝之一:

蓝底牡丹六合织锦函套，楠木上插式书盒。

五代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后秦鸠摩罗什译，经折装——这是从里到外，从书到书具制作都极为考究的一套书。

原各册扉画左侧边匡内书“弟子彰义军节度使钱宏信敬舍”一行字，均被刮去。

这部《妙法莲华经》一卷装为一册，共有七册。展卷可见经文以泥金楷书，各册引首都有泥金绘制的佛说法图，护首（引首背面）则为泥金绘制的牡丹蔓草人像图案，并题有经名、卷数。

每一册都装有褐色梅花冰裂纹织锦书衣，全套经书又配制了蓝地红、白花卉纹六合如意织锦函套，最后装入前插盖式木制书匣，非常讲究。

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哥窑弟窑

《三松堂鱼素检存》清潘奕隽辑，手迹，册页装

明朱元璋撰，明吴宽手写本。经折装，清罗天池重装本。

纱绣，细看像小毛巾

擦拓，装裱时特意在木板上拓出边框用纸，也有纹理，过渡不至突兀。

粟山藏经纸

重雕足本鉴诫录后蜀何光远撰宋刻本蝴蝶装明项元汴旧装、清黄丕烈重装本。典型的“黄装”

他特地在题跋中详细记录了重装此书的做法——几乎是一次大手术，而且结果相当有趣：这部书原本是项元汴天籁阁装潢，破损之处，补缀的都是明代白纸，和原来宋本旧书页的颜色无法匹配。黄丕烈觉得明纸实在配不上如此珍贵的宋本，便用自己储存的宋代旧纸替换了明代的白色纸，只裁切保留了项元汴钤盖收藏印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在整幅黄色书页上有两小方白纸底的印章，那是唯一被保留下来的项氏旧藏的痕迹——项元汴钤盖的收藏印。

16眼订线

七姬权暦志

书衣之美书衣，图书的封面，扩充一点说，函套也可归入此属。蝴蝶装、线装书本以纸制书衣为主，间或用绢，卷轴装覆背用锦，经折装、册页装则多用织锦面板或高级木版，而函套之属，一般用布或锦。若重装旧本，尤其讲究材料的匹配，以旧料为尚。《藏书纪要》记汲古阁装订书面用宋笺藏经纸、宣德纸，以为高于述古堂所用的自造五色笺，后者虽华美而未尽善；又谓制函套须真宋锦，其次是旧锦、旧刻丝，不得已才用细花雅色上好宫锦，即反映了这种价值观。此外，书衣的题签、书跋、作画、钤印，其审美上的高标准，更无待申论。

宋拓本。册页装，清赵怀玉重装本。

宋饶节撰，宋庆元五年黄汝嘉刻本，存卷二。金镶玉线装，民国袁克文重装本。

饰观篇（着重关注绘画、书法、篆刻等在装潢过程中的应用）自明代古书成为收藏家的追逐对象时起，旧传之本即由实用之物变身为收藏之品，其重装的重心也由“护帙”转为“饰观”，即对图书面貌的美化。古书流传不易，存世之珍本多为藏书家视若拱璧，因之往往于重装之际，题以跋尾，钤以藏印，以志眼福因缘，并期世代永宝。《藏书十约》第八则“题跋”云：“凡书经校过及新得异本，必系以题跋，方为不负此书。”第十则“印记”又说：“藏书必有印记。”可见题跋、钤印，久已成为图书收藏的传统。正因为跋尾、藏印必随书以传，故无论藏家自题，抑或邀请胜流品题，多不会在珍本上率尔操觚，必郑重下笔、经心钤印而后已，所以跋尾之书法、藏印之篆刻，自然而然逐步成为古书装潢中意匠经营的一个方面。而尤为踵事增华的修饰，是专门为图书绘制图画。此一做法，或昉自佛经扉画，就清代而论，发端于乾隆内府，复兴于近代吴门，而成为一时图书尤其是碑帖重装的一道风景。高端装潢，由此成为绘画、书法、篆刻之综合艺术品，使古代典籍拥有了版本之外的又一重文物价值。

书具之美书具，涵盖书匣、书箱之属，其制作同样兼顾“护帙”与“饰观”两项原则。就护书而论，木材选择至关紧要。《藏书十约》第三则“装潢”介绍梓木、楠木不生虫，不走性，质地坚而轻，花梨、枣木次之，其他木材或易吸潮，或易生虫，皆不可用，所以历来藏家以楠木、紫檀制作书具，并非仅仅求其名贵。以美观而言，书匣、书箱之外观造型，无不求其雅致精巧，箱盖、匣身所镌书名，则往往名家手笔，手书上板。至雕刻书画、镶嵌珠玉，多出内府，民间偶或一见，虽堂皇富丽，实为别格。

你管我字好不好看，第一句话就噎到你不能寄己。

身价不菲的《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低调现身

缂丝函套

“中国古代图书装潢让书籍从日用品，晋升为艺术品、收藏品。”2005年起，上海图书馆持续以专题形式的年度文献大展揭示馆藏精品，今年主题为“缥缃流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集中展出明清特别是近现代著名收藏家如项元汴、黄丕烈、龚心钊、吴湖帆等私家装潢的珍贵典籍，文献品类涵盖佛经、书籍、碑帖、尺牍，装池形式包括线装、蝴蝶装、经折装、册页装、卷轴装等，并分类展现绘画、书法、篆刻等传统艺术在图书装潢中的运用。由于古代图书装潢不仅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是评判古籍等第高下的一个重要依据。图书的等第越高，装潢的档次也越高。此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图书有了不同等第的区分，这便是人们开始视图书为文物的标志之一——在第一部官修善本书目清代《天禄琳琅书目》中，就明确记录了以不同质地色彩的材料装潢不同版本级别古籍的情况。这正是此次展览展品规格之高的原因，在100件展品中，38件为一级藏品，24件为二级藏品，所有展品皆堪称上海图书馆“镇馆之宝”。所谓“装潢”，泛指书籍装帧。“缥”意为淡青色，“缃”则是浅黄色，古代人常用淡青、浅黄的丝帛作书囊书衣，“缥缃”用以指代书卷，也暗含书籍装潢的意味。此前，关注古籍装潢的展览不多，台北故宫博物院曾于2015年举办过一场“护帙有道——古籍装潢特展”，讨论的是各个时代书籍装潢的特色，以及千年来书籍装潢的变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馆员、此次展览主要策展人梁颖介绍，对于古代图书装潢的研究，过去一般侧重于装潢样式的源流变化，缺少个案研究。俗话说，凡书画，100年重装一次。书籍由于使用频率更高，重装的周期也相对更短。可以说，今人所见的珍贵古籍，大多经过历代藏书家的重装。上图馆藏中，吴湖帆、龚心钊两大家的藏品最多，黄丕烈的收藏也不少，在此次大展上呈现的不同藏书家的个人装潢风格是尤其值得关注，也尤富趣味的。 “装潢”一词始见于南北朝时期，后为历代习用，泛指对纸质书籍与书画的保护保存方法。与此相关联的词还有“装裱”、“装池”、“装订”等。就工艺层面而言，完备意义上的装潢除图书装订外，还包括书具如函套、书匣、书箱等的设计与制作。而就艺术层面来说，装潢还包括装饰的涵义，即怎样使书变得更为美观。装潢是技术，也是一种艺术，它与图书本身的书法、雕版等一起构成了书籍的艺术性元素。中国古代书籍装潢形态十分丰富，从“著于竹帛谓之书”开始，编以书绳，聚简成篇的简策装已有了早期的装潢意识与设计实践。之后的帛书、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形态，既展现了中国书籍史的发展演变，也从艺术上展示了书籍的不同装潢特点。同时，这种演变又深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书籍的装潢演变状态是不同社会物质条件的反映，折射了不同时期书籍生产和收藏的背景与境况。虽然我国古代对书籍装潢艺术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总结，但在中国悠久的书籍史上，大量书籍生产与收藏为装潢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基础。从普通工匠到名家高手，直至帝王，对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的发展均有重要贡献。传世的众多实物展现了古代书籍装潢工艺的丰富性与高度成熟，使书籍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梁颖说，古代图书装潢艺术，一是体现工艺水准高，不少装潢精美的图书会有把工匠名字也题写上去，这是很难得的待遇；二是所用材料好，装潢图书讲究用旧料，比如清代大藏书家黄丕烈就收藏了不少宋纸，重装宋本就要用宋纸，且重装入的纸张也能成为一种装饰和审美的一部分，并非单纯作为功能性存在；三是体现了审美性，出现了不同的装潢风格，高级装潢讲求个性，内行人一看装潢样式就知道出自哪一家之手，以吴湖帆为例，重装图书必有亲笔题字，并请人或自己专门画图。此次展品中，有一件为明末清初“秦淮八艳”之一马湘兰写给江南才子王稚登的书信，经吴湖帆重装，书匣上题有“鱼腹缄情”，手卷书签上也有吴湖帆题签，吴湖帆外甥、著名画师朱梅村专门为马湘兰画了画像。这件藏品也是马湘兰流传下来的唯一手迹。

数百年来，古代图书装潢作品具有不少值得欣赏与借鉴的艺术形式与内涵，但许多读者因为难以接触高级别文物原件，对此鲜有直观认识。此次展览的一大目的，便是让读者有机会从这一特定视角系统了解古籍装潢中的艺术性元素。同时，古籍装潢离不开修复，而修复这一传统工艺不仅是技术，也是艺术，以古为师，用审美的眼光去学习与研究，给专业工作者以些微启示，也是展览的初衷之一。展览分为“护帙”和“饰观”两大板块，“护帙”篇体现各种书籍装潢样式，“饰观”篇着重关注绘画、书法、篆刻等在装潢过程中的应用，另有“书具之美”“书衣之美”两个单元，呈现特别精美的书衣、书具。 “上图年度文献大展已进入第14个年头，除某一年份外，几乎都以专题性展览的形式呈现，希望在深度上拓展对馆藏的揭示。”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说，今年大展“顶天立地”，既有学术高度，又有普及宽度，贴近大众的审美需求，只有对古籍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展示，才能让古籍中蕴含的中华文化、人物、事件真正“活起来”。经折装的宋拓碑帖《九成宫醴泉铭》是此次展览中一件备受瞩目的展品。九成宫原名仁寿宫，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离宫，后由唐太宗李世民修缮和扩建，号称“大唐第一离宫”。因李世民在此发现泉水，魏征撰文记述，欧阳询手书，镌刻成碑，即成《九成宫醴泉铭》，史称“三绝”碑，即唐太宗的事，魏徵的词，欧阳询的字。作为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代表作，《九成宫醴泉铭》不仅为历代书法大家所推崇，还特别适合初学者临习，故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是公认的“楷书第一帖”。《九成宫醴泉铭》唐代拓本早已佚失，现存世者以宋代拓本最为珍稀，价值连城，在2016年北京匡时十周年秋拍会上，一册宋拓《九成宫醴泉铭》拍出了1725万元天价。其旧藏者便是民国大收藏家龚心钊。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上海图书馆里，还深藏有一册也是龚心钊旧藏的宋拓《九成宫醴泉铭》，且知名度远高于前者，它就是大名鼎鼎、失落已久的“党崇雅旧藏宋装本”。此本字口丰实饱满，装裱一流，完好保持了宋代碑帖的原始面貌，极具书法欣赏价值，可谓宋本中的珍本，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然而1961年入藏上海图书馆后，尘封数十年，几被遗忘，在近年的整理中才被重新发现。据说其二次面世的经历十分传奇，首先引起工作人员注意的并非碑帖本身，而是外袋上的收购价：5060元。要知道，上海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海内孤本、宋拓《郁孤台法帖》（也是龚心钊旧藏）的购买价为1800元，传世孤本、宋拓《许真人井铭》购入价不过800元。

此本不仅递藏有序，且历代藏家皆身份显赫，有明末清初时的三朝宰相党崇雅，有清道光年间的兵部尚书初彭龄，更有清嘉庆年间的内阁大学士翁方纲。1934年，经北京庆云堂碑帖铺老板张彦生介绍，现代收藏大家龚心钊以六千大洋购得，并重装了该碑帖。极为难得的是，龚心钊尽可能地保存了原来的材料和面貌。首先，原书封面、封底的面料用的是缂丝，虽然多有磨损，但重装时只用包角的余料略做补缀，基本保存了宋代缂丝的原貌。其次，碑文四边的旧装宋纸都予以保留，不作更新。第三，原书的背页因为年久脱落，重装时用储蓄的宋软黄纸、贵州楮皮纸各一层进行了加褙。最后，加固旧装的明代提花缎如意纹四合函套，再包以柔软坚韧的鹿皮。为了装好这部书，龚心钊特地把北京的名工王仪堂招到上海，完工之后，特别让王仪堂题写了一张名条，粘于书背。在古籍装潢中，装工留名是很少见的，这可视为一种特殊的褒奖。